文/翟少辉
8月下旬连续来了两场智博会，“智慧城市”都是其聚焦的主题。从10年前概念提出，到如今在全球落地开花，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在世界智慧城市发展版图上，中国城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着怎样的弱点和强项？怎样与世界其他城市合作互补，取长补短？我们一一进行探讨。（董黎明）
目前中国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上主要弱项是软实力和顶层规划欠缺，优势则是“人多、企业多、数据多、潜在应用多、社会资本充足”。
8月下旬，两场“智博会”先后来临。8月23日，2018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在深圳落幕的同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又于重庆开幕,“智慧城市”成为两场智博会的核心。
一般认为“智慧城市”概念源于IBM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10年后，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智慧城市也加入了新元素。有分析甚至认为，受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推动，智慧城市已迈入“3.0”阶段。
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起步并不晚，只是与全球领先城市相比尚存差距。不过，城镇化规模、城市和人口的数量令中国在应用场景等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PwC Russia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迎接未来科技的“就绪度”指数排名上，上海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全球智慧城市标杆新加坡。
全球智慧城市排名中国略弱
8月22日，深圳智博会期间，由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分论坛”上，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介绍了“智慧城市”的故事。
“当时IBM要做一个‘智慧地球’的展示。”吴志强说，经讨论IBM放弃了这一设想，“它留下一个‘智慧’，我留下一个‘城市’，我们握手签订协议，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智慧城市’，这是在2007年。”
2010上海世博会是一次对智慧城市的初步实践。当时规划团队将世博园人群模拟分为22525个基本单元，通过模拟推断每小时、每条路上的人流量。结果显示，位于黄浦江边的中国馆所在位置人流量为一般地区的67倍，有较大安全隐患，最终中国馆被移至南部广场区域。吴志强认为，这套2006年构建的系统正是未来城市管理系统的样板。
全球范围看，对智慧城市的探索亦大致始于10多年前。新加坡是全球最早推行政府信息化的国家之一，曾于2006年公布“智能城市2015”计划，并于2014年进一步推出“智慧国家2025”计划。如今它已是全球智慧城市建设典范之一。市场咨询公司ABI Research于2018年5月公布一项全球智能城市排名，新加坡名列榜首，第2至8位城市依次为迪拜、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首尔和洛杉矶；西班牙纳瓦拉大学IESE商学院近日发布2018年《IESE城市行动指数》报告，在全球165个研究样本城市中，新加坡位列第6；罗兰贝格2017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显示，新加坡、芝加哥和维也纳在智慧城市指数上排名前3。
中国城市在这些“榜单”上的表现略显弱势。IESE报告显示，被纳入研究的中国城市中，除香港位列第9位，大陆城市中上海位列第57位，其后是北京（78）、广州（109）、深圳（115）和天津（149）。在ABI报告中，上海和北京也被归为“落后者”，分列第9和第10位。ABI认为，尽管这两座城市在部署智能电网、共享单车及车辆电气化方面进行了努力，但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污染，以及人均GDP问题限制了其排名。
市场规模及场景优势巨大
不过该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从基础的传感器核心科技层面到更高级的先进方案上均在持续提升，且受益于在小型城市试验中总结出的专业知识，上海和北京都有巨大提升潜力。
罗兰贝格TMT行业与数字化转型业务负责人王欣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上主要弱项是软实力和顶层规划欠缺，优势则是“人多、企业多、数据多、潜在应用多、社会资本充足。”“从顶层规划拉通各项业务，增强数据分析应用能力，加强产业孵化与创新能力，是中国很多城市需要补的课。”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深圳智博会期间发布了“城市超脑计划”的科大讯飞则看好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市场前景。科大讯飞轮值总裁陈涛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较大推进空间，很多老城区也面临改造，这些都会带来很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催生新的产品和技术，如此大体量的市场在其他地区少见。“智慧城市不只要看到城市管理方面的机会，事实上在整个城市建造、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都有巨大机遇，我们非常愿意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些环节进行全产业链的赋能。”他说。
陈涛认为，除城镇化规模，中国城市的优势还在于应用场景和每一个应用场景下的人数。以智慧医疗为例，“欧洲很多地方可能也就二三百万人口，细分到某一种疾病可能也就四五千患者，这事实上连大数据都构不成。”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但在中国，人口基数是十几亿，细分到某一领域可能会有上千万样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精确性和全面性来说，这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原料。”
在陈涛看来，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已经意识到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科学手段可以在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和运营过程中得以使用。“比如美国，它的城市化可能七八十年代就完成了，当时信息化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他说，“在智慧城市建设上，中国的优势和机会非常大。”
科技就绪只等有效商业模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IT技术革命将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15年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城镇化已不是15年前只知道建房子、修路、建桥的城镇化，而是城市的智能化。美国的信息化也已被如今的人工智能计划所引领。”吴志强在深圳智博会期间表示，“掌握了AI技术，就掌握了明天。”
在他看来，上述两项大事可以组合发力，即建设人工智能城市（AI City），用城市带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以AI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等，实现城市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正如科大讯飞轮值总裁陈涛所言，中国巨大的应用场景优势为智能技术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提供了优质数据原料，新兴科技的就绪则让利用这些“红利”成为可能。
PwC Russia发布的《未来将至：城市就绪度指数》报告旨在评估各城市接受、部署新兴技术和创新方案的能力，上海在排名榜上高居第二，仅次于智慧城市标杆新加坡，香港排名第九，仅次于东京，领先于悉尼。
在2017年的智慧城市报告中，罗兰贝格曾指出，目前全球城市的智能策略往往比较局限，缺乏全面性，只关注出行、能源、政府管理，忽视教育、医疗健康与建筑等方面。罗兰贝格TMT行业与数字化转型业务负责人王欣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商业模式的困难。
“出行、能源、政府管理等是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因而政府出资会向这些方面倾斜。但政府资金是有限的，如不能找到商业盈利模式，就无法吸引社会出资。”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政府需要思考“出钱”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比如出政策、出数据，来孵化、促成新的商业模式和企业，扩大应用范围。”
陈涛认为，智慧城市是一个过程，而非简单定义的点或阶段；王欣也指出，智慧城市是一个方向，而且全球各地城市发展阶段差别很大，对智慧城市的诉求和建设进度也不一样。
王欣认为，目前国内多数试点城市在进入“智慧城市2.0” 阶段。“第一阶段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特别是在平安城市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2.0阶段重点在于软实力的提升，比如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业务数据拉通与协同，以及大量数据产生之后的分析和应用。”他说，“这一阶段难在没有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直接，没有平安城市那么明显的效果和商业模式，难在理念，却是必须克服的阶段。”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5G等新兴科技产业将有效拓展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提升应用效果。“例如5G高带宽、低延时的技术优势将促进物联网、无人驾驶的应用。人工智能在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对于提升效率、增强效果、降低成本都有很大帮助。”他表示。
科大讯飞轮值总裁陈涛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多项新兴技术合力对智慧城市的推动作用。在他看来，5G的到来为AI从中心计算到边缘计算提供了可能性，再结合区块链技术，则可以将针对区域的人脸模块、底图或模型进行下发，由边缘计算处理后再进行储存，而非一次性将全部数据上传到中心服务器以待处理。“原先较大问题就是数据传输，技术上进行边缘计算也有些困难。但现在，随着边缘计算技术逐步成熟，（5G）网络在速度和传输性上面有了比较好的保障，未来就可能形成一个分布式的计算，特别是在智慧城市领域。”陈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