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是一位澳大利亚裔英籍作家，他身兼众多身份，是文学评论人、诗人、译者和传记作者，也是广播人、电视评论人，被誉为继艾德蒙·威尔逊之后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纽约客》评价他是“一群才子的集合体”。他一生著作颇丰，至今已有四十余部，包括《文化失忆》（Cultural Amnesia）、《不可靠的回忆》（Unreliable Memoirs）和《20世纪的名誉》（Fame in the 20th Century），另译有《神曲》（Dante's Divine Comedy）。他是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剑桥大学荣誉院士；2008年因出色的写作和广播作品获得了奥威尔奖、菲利普·霍金斯文学回忆录奖。
这样一位作家在中文世界里几乎是悄无声息的，直到今年年初，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才首度译介出版了他的作品《阅读者》（Latest Readings），这本书中囊括了那些克莱夫认为在人生倒计时之时应该好好读的文学作品。2010年，克莱夫被诊断出晚期白血病，他将图书馆搬回剑桥的家中，“生活，阅读，或许甚至有时还会写作”，由此诞生了这份别具意味的“阅读笔记”。
克莱夫最新的诗歌作品《天空之河》（The River in the Sky）将于9月出版。借此机会，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对他进行了专访，克莱夫在采访中谈到了费德勒、但丁、特朗普，以及自己与白血病的长期斗争。
新的长诗《天空之河》中总结了所有你感兴趣的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的确，这首诗我写了很多年，在某种意义上，灵感的碎片时常闪现，但似乎需要一个潜在的框架将它们囊括其中。终于，在前年，我找到了缺失的内容，我已对此有所了解。这就是一段遗忘的旅程。
你的后期诗作被认为具有能和伦勃朗自画像媲美的诗意——如今我在这本新书中读到了关于伦勃朗美妙篇章。你最想再次站在哪一幅画作之前？
我曾经说有几百幅画作让我希望能够重新去端详，但今天我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当我坐下时，它们也会看着我。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画廊，我认为这些如星河般浩瀚无垠的图像是一个伟大的恩赐。就在今天早上，我再次看到列奥尼德·帕斯捷尔纳克（Leonid Pasternak）为莱文太太所作的华丽的蓝色蜡笔画像，我就在想，好的，她就在那里，她永远在那里。纳粹无法摧毁她，除了太阳毁灭，没有其他东西能够摧毁她。
你曾经说过，总有一天，克莱尔文（Claerwen，其女）父亲的身份会比你的作品更有名。对于你太太的奖学金，你也说过类似的话。她们的书和画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她们的书和画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但如果我经常把她们拖进讨论中，她们就会用身上闪闪发光的匕首惩罚我。这么说吧，我没有感受到被孤立和误解的危机。他们这一大群人对我的理解太过深刻，甚至我孙女的狗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还是要说，当克莱尔文准备她最新的展览时，我很庆幸她依然在我身边。她画中的人物会让你感到忧郁和伤痛。我喜欢我女儿作画的方式：我不清楚其他形式是否可行。
另一方面，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欣赏我妻子学术作品的美好创造力。她关于但丁的最新著作是如此出色，这让我思考，当我提起这个名字时怎样才不至于亵渎。我对自己的安慰是，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我把事物拼凑在一起，而她所做的更像是科学。克莱尔文早期是学分子生物学的，这其实更符合她母亲的精细和自律。如果你问我，在家中面对如此多的竞争是否让我感到谦卑，那答案是肯定的，的确如此。然后，为了逃往避难所，我和我的小女儿一起看了Netflix电视剧《摩萨德101》（Mossad 101）。结果，她记得上一集的每一个细节。被比自己聪明的头脑所包围并没有什么坏处，事实上，每个人的思维都是有局限的。
你如何分配写作和阅读的时间？
这两者之间一直相互影响，有些时候人们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真正让人困扰的不是时间，而是你所读和所写的主题之间的不协调。例如，我可能正在读安妮·阿普勒鲍姆（Anne Applebaum）的惊悚小说《古拉格》（Gulag），我突然发现，自己写出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跳探戈的开篇诗节。随后，有时是在几个月后，那段开篇诗节可能会变成结尾的部分，但是，把这首诗按照正确的顺序写出来的过程，并不像你读到的绝望的书籍那么复杂，而像是突然被一曲喜悦的音乐所吸引。
你关于但丁的作品是否改变了你对诗歌的使命感？
没有，完全没有。当20世纪60年代我在家乡佛罗伦萨第一次读到他之后，他就一直是我的指路明灯。如果他对你有所影响，那这在你知道他的第一天就会发生。因为但丁本人的作品是对场景和事件的组合，他有着一整套完整连贯的计划，而我们没有；但如果他没有在瞬间迷失，他永远也看不到完整的画面。
看起来，《天空之河》的组织原则是爱，这和但丁一致。但是，在但丁的作品中，这意味着宗教；而在你的诗篇中，这意味着婚姻。你是否曾经有被但丁所影响？
我有时会陷入无助的嫉妒之中，因为但丁可以用帽子变出兔子，化腐朽为神奇。但和你相比，我对他精神连贯性的肯定程度要低很多。他广泛而敏锐的感知能力对我来说十分神奇，就像是西拉德（Szilard，核物理学家）行走在布鲁姆斯伯里时忽然意识到，在把一切凝聚在一起的那种力量，一旦突然被释放，将摧毁一切。如果说《天空之河》有一条组织原则，那么我希望是这样的：记忆将一切凝聚，直到太阳升起。
在但丁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本书是在一个政治框架内完成的——他似乎把那些和他一样对佛罗伦萨政治感到愤怒的人都塞进了天堂。你能感受到政治——英国脱欧、特朗普、民粹主义——侵犯你的诗歌吗？
但丁在《地狱》（Inferno，《神曲》的第一部分）中为梵蒂冈主教精心准备的熔洞，和佛罗伦萨政治家的一样多，所以不要过于局限他愤怒的范围。与之相似，我不希望我对特朗普发型的支撑原理的怀疑，妨碍我对卡扎菲上校穿着成套制服的深刻记忆。
你的诗作《紫丁香之门：普鲁斯特诗歌评论》（Gate of Lilacs: A Verse Commentary on Proust）是我的最爱。你为了阅读他的作品而去学习法语，这让我感到惊讶。你能否告诉我，你对原作语言的认识如何影响你对作家的感觉？
事实上，我在阅读普鲁斯特的时候学会了法语，这二者间有些许不同。我很高兴你喜欢《紫丁香之门》，它的叙事结构——如果不用太宏大的词汇——是我在《天空之河》全面收网之前，对理性论证进行最后的调情。至于你问题的后半部分，也是更为棘手的部分，我可以说，如果你不能阅读俄语，你就无法全面理解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但另一方面，查尔斯·约翰斯顿（Charles Johnston）的翻译几乎和原作一样充满魅力。
你后期的诗歌，从《高射炮塔的纳芙蒂蒂》（Nefertiti in the Flak Tower）到《天空之河》被称为叶芝派，你也谈到了“内心深处新的诗歌力量”。在过去的这些年，你有重新回顾叶芝吗？
我从来不回避我对叶芝的钦佩，但我们不要忘记，他在其他方面近乎白痴，这是他出色的妻子所认可的评价。我真的说过我内心有“新的诗歌力量”吗？我需要了解一下，可能服用了安非他明（麻黄碱类似物）。
你在读什么当代诗人的作品吗？对你来说，现在的诗歌看起来正常吗？
我很惭愧地发现我跟不上头条新闻，哪怕是如莎更堡（Gjertrud Schnackenberg）那样极为出色的诗人。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我必须去医院检查时，我倾向于只带莎士比亚，以防万一人生就此落下序幕。
你是否有感受到你的诗歌和新闻报道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总是感受到诗歌创作和写随意的散文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内部交流，并非冲突。在那篇关于温布尔顿的新闻报道中，我仔细描述了吉米·康诺斯（Jimmy Connors）是如何部署他双手击球前的哼声，而比约·伯格（Bjorn Borg）是如何回以瑞典语的哼声，我的诗意前所未有地凝聚。写这种文章的秘诀就是展现一切。《天空之河》中充满了我写新闻报道时的短暂瞬间，但机会不会再现。如今，机会来了。就在今天早晨，我看到，在花园里，一只蝴蝶变成了一朵花。如果它早点出现，那它也会被写进这首诗。
我们中的一些人希望你写一首关于罗杰·费德勒的诗。这具有诱惑力吗？
目前，费德勒正处于他不朽的阶段，在优秀和稍微不那么优秀之间徘徊，这是他仅有的戏剧性。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天他愤怒地用冰镐攻击裁判，那我会为你写一部史诗。与此同时，我对加布里埃拉·萨巴蒂尼（Gabriella Sabatini）的颂歌也会转而为此服务。
在点评《厄普代克时代的终点》（Updike's Endpoint）时，你曾想象过如果厄普代克这一生只写诗，他的职业生涯会是什么模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在其他方面赚钱，你可能会写什么诗？
我能肯定的是，情况会更糟糕。如果我像詹姆斯·梅里尔（James Merrill）那样有钱，我也会像他那般敏感，甚至更多地去寻找主题。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主题也会出现，就像租金需求一样明确。我从来没有艺术方面的雄心壮志，我也从来没有这时间。但如今，走到了人生的末端，我有时间了。我可以全心全意地写一部史诗了。不过你将会发现 ，这首诗是流动的。这是因为我希望人们阅读它。如果你希望人们不停止阅读，你必须保持节奏，哪怕是以一种较慢的速度。注意看探戈舞者们的踌躇步，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会停下来。
你曾经说过，如果一切都失败了，你至少还有音乐。现在你和音乐的关系有增强吗？
我可以诚实地说，最近我听音乐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这可能是因为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更多了。尽管如此，我可以想象，当写作的冲动最终消退，我会陷进沙发里听巴赫的声乐套曲，那是我亲爱的已逝的朋友彼得·波特（Peter Porter）曾注释过的音符。
你将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描述为“一个装满核桃的棕色安全套”。那你怎么形容唐纳德·特朗普呢？
我还在为此努力，但我必须承认，现实总是有办法领先于任何描述。我曾经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的节目中观看亚力克·鲍德温（Alec Baldwin）对特朗普的模仿，我觉得他模仿得几乎完全一样，但仅仅是“几乎”。顺便说一下，我有想到希拉里会失败，因为她侮辱了选民。
在你的经历中，谁是最好的首相？
我不得不说是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1939-1942和1949-1966年间任澳大利亚首相），尽管我母亲如果发现我轻视了本·奇夫利（Ben Chifley，1945-1949年间任澳大利亚首相），她会很生气。两人的事实是，孟席斯曾是贵族，而奇夫利仍然记得机车踏板在他脚下摇晃的感觉，这让她确信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我生活在英国的时间，最好的首相绝对是撒切尔夫人，尽管我很高兴我不是煤矿工人。
如果我们能够被转移到20世纪70年代，与你本人，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一起喝酒，会发生什么让我们吃惊的事情吗？
在场的每个人要么已经一百岁，要么已经去世了。哦，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们会像当年的我们那样？我正在努力唤醒记忆。像往常一样，我会用更好的方式复述一遍我之前讲过的事情。那一群人都很聪明，并且比他们后来所表现出来的更加粗鲁和轻蔑。这个时间，女性也会在那里，而不是耐心地在家里等待裹尸袋。在我再次重写这篇文章之前阻止我。年轻固然是件好事，但别忘了当时我们这群人可还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位置的争夺会有些激烈。即使是像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和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这样年长一点的人，也会为胜利相争的。幸运的是特伦斯·基尔马丁（Terence Kilmartin）也在那里，他是一个安静的榜样，来教导我们应该如何优雅。
你说你打算写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这将关于什么呢——还是说你已经开始秘密写作了？
我不会透漏的。或者——在其他方面，低语几句——我仍旧在计划我的未来。
你的枫树怎么样了？
它死了。但我没有；或者说，我还没死。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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