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粗糙，精神要有壳”，网易蜗牛读书《精神的壳》文化栏目，对话各领域的文化人物，为精神世界加层壳。这个夏天，蜗牛在南国书香节独家对话了阿来、马原等文学名家，走近他们的文学创作世界，揭秘文字背后的独特趣事。
本期《精神的壳》专访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畅聊这一路走来的写作历程，寄予年轻一代对家国关注的厚望，期待能在不断的抗争与自我突破中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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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初夏，书屋窗前的白桦树初出新芽，阿来在电脑前敲下第一行字：冬天下雪了。故事从这里启航，一直写到秋天，白桦树落叶凋零，故事中的人一个个走向他们的结局。这就是后来获得第5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当时的年轻藏族作家阿来在度过四年漫长的坚持后接过了这份等待已久的硕果。
从茶马古道上一个贫困村庄走向顶级的文学殿堂，从乡村教师成为诗人、小说家。手执妙笔的阿来骨子里天生的固执，不服输也绝不向命运低头。20多岁那年，一时兴起的他尝试着投了自己写的第一首诗，居然就被刊登发表，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一发不可收拾。几十年来，阿来写人，写自身，也写比自身更广大的东西。藏区的风土人情、家国情怀在他笔下似有了温度，灵动而又诗意。
寻找故乡的意义：语言文化历史是创作的根基
故乡，对阿来来说像是“情人”。年轻的时候总想着逃离，兜兜转转总不如意，在徒步跋涉了几百公里，认遍清晨、黄昏、暴风雨，看尽故乡的模样之后，却又选择与它和解。“我对故乡的背景缺乏认知，于是开始走我的大地，文化和历史散落在民间。那些个村庄和我出生的故土一模一样。于是故乡在不断放大，我和雪山一起，和河流一起，更重要是，和当地的人们一起。最后把这些美融入进我的文字里。”
小时候，“作家”和“诗人”是阿来心中神圣的词。阿来爱读书，刚拿到的语文课本一周就能读完，乡村公路上的汽车偶然漏下的破报纸，他可以从头读到尾。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中了当地的师范学校，更是日夜沉浸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废寝忘食。创作初期，阿来只专注自己生活中的经历，逃脱不开自己的情绪，但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写出经典史作来，关注个人可就远远不够。因此阿来将眼光放到了更为宽广的社会中。人群，究竟是什么？当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时，一切熟悉都变得陌生起来。1989年，阿来停下了手中的笔，整整五年没有写过一个字。他要走，不断走，去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关于它的文化、它的历史，超越熟人之外更大的构成，他说，故乡是抵达世界深处的起点。
文革的时代刚开始湮灭。阿来的行走恰逢其时。一次，在走过漫长的路途后登上一个山顶，他在收集的烟盒子上写道，“任群山的波涛把我充满，任大地重新向我涌来。”词句间充满了深刻的家国情怀，不同地域文化，南北东西交融最后构成了我们丰富包容的祖国。找到了与故乡的关系，带着自成一套的理论和对西藏东部文化历史宏大题材写作方法的探索。他开始书写。
1994年5月写下《尘埃落定》，落笔那刻阿来觉得自己完成了从个人到社会化写作的跨越式转变，终于和故乡达成了和解。二十年过去，起初签订的2万册图书，如今出版已经高达200万册。而《空山》的再版，阿来将书重新命名为《机村史诗》。“‘机’一词，在藏语的语境里，为‘根’，即是文化创造之根。”
汉语，并非是阿来的母语。但他却始终坚持用中文写作。在他看来，从古至今，不同的民族文化带着各自独特的族别经验，扩张成中文今天颇具丰富表达韵味的形体，更具审美意义、隐喻和象征意义。“天苍苍、野茫茫”是少数民族写的歌，仓央嘉措、纳兰性德的爱情诗词跟汉人的表情达意比起来反而更胜一筹。这都是源于少数民族的诗人学了中文，用中文的语言作表达，却不受地缘限制，少了厚重的文化包袱，反而能写出新意思。因此，阿来只在思考的时候用上藏语，“我们相信不同的民族加入到这个团体来，共同使用这种语言，就会把另外的语言当中得到的经验转移到这个语言当中，所以语言为什么强大？就是它的融合能力，而不是排斥能力。”
定义史诗的本质：不屈不饶的抗争与前行
阿来从小成长于封闭的边远山区，地质勘探队的偶然到来，颠覆了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身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山谷阴影里，世界那么大。”城镇户口带来的冲击，上山下乡时期的差别对待让阿来每每想起记忆犹新。即使多年过去，生活有了改善，却依然能在书里读到他的抗议，他的质疑，和对艰难生活的勇敢。
新书起名为《机村史诗》，阿来说，从古至今史诗的写作题材更新迭代，写作的对象也从英雄、神灵转到普通人。唯一不变的是对人类艰难前进的过程中，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逾越的障碍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精神气质的歌颂。面对日常的琐屑，前行变得艰难、困顿、失去希望，但芸芸众生仍在为了生存而不屈不饶地向前，这样的精神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闪耀光芒，这才是史诗的本质。阿来在写作中挖掘到普通人身上闪耀的史诗光芒，并记录与表达着这个社会变迁的轨迹和方向。
谈起现在的年轻人，阿来真诚地教诲，“我觉得除了物质追求以外，还应该有精神层面的关注：多一点对家国的关注。”他深知从农村起步有太多不易，但也希望年轻人们不要太服从命运的安排，有点奋发，有点抗争是好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在写作之外，阿来还曾有另一个身份——《科幻世界》的主编，“很多人诧异我一个写文学的为什么去从事另外一种职业了。但我们想想古代人能写好文章的也能当好官。今天的年轻人就是不能太自我设定，一个人的能力有多种可能，潜能也是无限的，就看怎么挖掘，怎么去战胜自我了。”
年轻人的自我战胜：要读能强大精神的书
在60年代，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去上山下乡、赋予各种荣誉，而农村户口的阿来则被赶离学校，他称之为“精神层面的公然歧视”。“这是个非常冷酷的社会，没有人会听见你那些悲伤叹息”因此读书，需要带着坚韧的目标去读。“读书要读那种真正使自己的精神能够强大起来的书，”他说，“更重要的还是在追求从学业开始到事业的过程当中，认识到，正是因为这种起步的不公平，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更坚强。”
在自己的写作之外，阿来还曾担任《科幻世界》的主编，并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巅峰时代。科幻文学始终是阿来十分认可的读物，他觉得这是一种能让青少年们在成长时期就能接触到科学的文学形式，这是一种真正具有前瞻性、展望性的内容。还能培养起年轻一代的探索精神，开放性思维，真正挖掘年轻人的想象力。
面向年轻的读者，阿来心中始终有一份责任和使命，要将文化产品做出境界，对得起读者们。形式必须是美的，长篇小说要有写长篇的形式，要有建筑感、协奏感，带领读者感受美。在美的基础上，还不能忘了初心。“我们赞颂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即便是我们在鞭挞这个世界上那些丑陋的东西，其实也是希望提醒人们，让大家远离丑陋，那就是善的愿望。”初心即是善良，从人出发，依善书写，归根于人。这才是文学最伟大的智慧。
“文艺包含的真善美，是美的形式、善的愿望，通向真，即真理和真相。实现了，就是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今天我们在远离这个标准。很多人说成功就讨论这个人挣了多少钱，获了多少奖，这两个都不是文艺本身的标准。”阿来希望年轻人通过阅读建立很好的审美能力，关注自己之外，也不要太服从命运的安排，有点抗争，要真善美，更要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