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梁鸿：我们没有能力和耐心去想象一种不一样的农村

2010年，学者梁鸿将目光和笔触聚焦于她的家乡——河南省穰县梁庄，用口述实录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完成了一组对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描述，《梁庄》首发于2010年第9期《人民文学》杂志，同年《中国在梁庄》出版。2013年，她追踪采访了走出乡村的梁庄人，用《出梁庄记》记录他们在城市中的挣扎与困惑，以及身份的转换与重塑。

在评论家孟繁华看来，“梁庄”系列不仅引领了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潮流，更以这种特别的文体将公众和知识界的目光吸引到长期沉默的、破败的乡土中国，展现了一直以来被主流话语忽视的乡村图景。

8月16日，梁鸿、孟繁华、张新颖、毛尖四位作家、评论家做客作家书店，以“迁徙的我们——从‘梁庄’谈起”为题展开对谈。通过四位嘉宾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性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中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还没有构建出一种新的、与现代性相匹配的文明，“梁庄”系列的重要性在于，它一方面呈现了在整个国家都在经历巨大迁徙的时候，乡村生活的真实与挣扎，另一方面提醒了作家书写现在进行时的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

“梁庄”系列：带着血肉经验回首乡村父老

青年教授离家十年之后回到故乡，看到梁庄满目疮痍、河流干涸、蓝天白云消失、小学也没有了——这是一幅令人震惊的农村图景。孟繁华认为，梁鸿通过非虚构文学的方式把中国农村的当下困境表述出来，脱离了2004年开始流行的“底层写作”那种“泪水连连苦难无边”的纯粹情绪宣泄，其具备的问题意识是“梁庄”系列难能可贵之处。

孟繁华指出，农村地区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很大改观，但与此同时农村文明也彻底崩溃，这是因为农村文明的载体——青年人和知识分子——逐渐离开农村，剩下的留守儿童与老人则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苦苦支撑。在成熟的农村文明和农村经验崩溃的同时，新的城市文明仍未构建起来，这是当下城市文学“不好看”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问题就是作家没有能力和愿望去面对中国的精神难题。”孟繁华认为，梁鸿展现了改革开放繁花似锦表象下的另一种乡村中国，“梁庄”不仅仅只是她的家乡，也是中西部地区诸多未被书写出来的农村的缩影。

张新颖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很短，很多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有乡土背景，一个主流的精神成长轨迹就是有着乡村经验的人到了城里接受现代思想——这个现代思想每个时代都不一样——经过现代思想的洗礼后就启蒙了、醒了、变了，再回头去看家乡，产生了非常不一样的情感。“最普遍的态度是我和那里没关系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体觉醒是获得新我，这个新我从理论中诞生，靠否定旧我建立。这是一个延续很久的事。”因此像梁鸿这样回到乡村深入观察思考、进行创作的知识分子寥寥。张新颖甚至认为梁鸿进行的不完全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而是“带着自身的血肉经验和经历回头去看自己的父老乡亲”。

“我们通常会被农村、农民的说法限定住。读了梁鸿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想象之外的生活。我们关于农民和农村的叙述太多了，但长久以来的叙述会限制我们对他们身后的宽广复杂的理解。农民的精神生活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叙述之外，这是不是美学版本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感受到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深厚、复杂和美丽？”他说。

在毛尖看来，“梁庄”系列是已经经典化的乡土中国文本，它一方面似乎定义了非虚构，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文学性的表达，“有些地方会觉得有小说的意味，细节描写太漂亮了，但这个力量又是非虚构的力量”。

不仅是梁庄，迁徙对每个中国人都有很大的意义

梁鸿告诉现场听众，书写梁庄最初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我想回家看看写点东西”。每年回家，她都会遇到很多村里的老人，老人们出口成章，用顺口溜道出对政治的讽刺、对婆婆媳妇的讽刺，其语言的幽默精妙令她叹服。因此最后在文本中，她大段使用了农民们的原话，用河南的方言——一种中国读者无需费力即可读懂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农村世界无穷无尽的内部生活。

“很多读者说读了《出梁庄记》觉得很悲伤，其实我在书里写了，他们全都是哈哈大笑地叙述自己如何打架，如何争取在城里的生存空间，如何跟市民和菜市场的人斗争。很多人谈‘梁庄’总说残酷，但更残酷的是他们在笑，他们的坚韧。我一方面试图摆脱自己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想去呈现出这种矛盾与复杂性，以及生活当中的趣味和深远的悲伤。”她说。

在《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就有评论批评梁鸿的叙述视角过于抒情主观化，梁鸿在对谈中阐释了她这样做的动机。她认为，“梁庄”系列中的“我”不仅仅代表的是作者，也代表了读者，带着些许羞愧和复杂的情绪进入农民的生活，而大多数读者或许都会对书中的描述似曾相识或感同身受。“在中国生活的人，不管是不是农村的，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都有类似的亲人，但我们统统是作为闲谈，我也想激活这一点。我们说‘迁移’有很大的意义，不单是指农村人口的迁徙，我们自己也处于大的流动之中——中国的整个时代也是一个流动性的表达。”

梁鸿接着谈了她对非虚构写作的看法。在她看来，文学没有办法表达全部的客观真实，文学的绝对客观也是没有意义的。首先书中无论是地名还是人名都是化名——穰县是一个古称，梁庄也并不叫梁庄；其次，她在书写“梁庄”系列时非常注重分寸感，没有把所有发生的事落到实处。以《出梁庄记》第一章开头村民们对村中流浪汉意外死亡、哥哥不愿去城里认尸的议论为例，这起事件引出了村民们对村干部涉嫌贪污征地赔偿款的不满，但在书中这就是一场未经证实的、村民间的闲话。梁鸿表示，这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作为局外人不应打破内部生活的节奏。

梁鸿还分享了她去西安采访以蹬三轮车为生的堂哥并在其引荐下拜访其他老乡的趣事。他们毫不遮拦的坦诚以及达观的态度令她感动不已，也令她意识到在写非虚构故事的时候，写作者本人的态度非常重要。“我们都会玩世不恭，觉得对社会无可奈何，但我的内心有一点是我无法玩世不恭的，就是那片土地上的那些人。在我面对一个个生命的时候，内心真正的疼痛是写虚构小说不能取代的。”

孟繁华评论认为，我们在承认“梁庄”系列的价值之外还应深入思考书写当代中国的范式。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在诸多历史抑制性力量的干扰下仍然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乡村变革还是城市变革都是一项未尽的事业，因此作家在书写当代中国时既是身处其间，也要有一种未来的眼光，而这恰恰是写作的巨大挑战，即如何把握历史的相对主义和现实的困难。

“我们过去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我们的历史书写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已经是一个文坛主体趋势了，这当然是很好，但我也觉得当宏大叙事统治一切的时候，宏大叙事应该被解构；当个人写作泛滥成灾的时候，应该重建宏大叙事。”他说。

农民的流动是单向的，农民进城是一个不断挫败的过程

在对谈结束后，梁鸿及其他嘉宾对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应。

关于城市如何与农村建立联系、何为真正的农村的问题，梁鸿表示，目前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在城市等同于美好生活、城市优于农村的逻辑关系建立起来后，农民的流动是单向的。梁鸿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一位社会学家发言称应该让农村孩子回乡而不是抢占城市资源，这令梁鸿感到非常愤怒。“没有谁有权力要求谁到哪里去。大家都离开村庄，当然是跟整个乡村的资源倾斜有关系的，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往城市化倾斜的，所有的观念都是城市更好。”

另一方面，梁鸿认为主流话语中的“农村没落论”反映了政治制度和观念限制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可能性的想象。曾有记者问过梁鸿如何看待某位艺术家进行的和乡村有关的改造计划，梁鸿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对乡村的想象太狭隘了，这位艺术家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新农民呢。她觉得，社会、学界和媒体在看待类似计划时有种先入为主的“不接地气”观念，但在她看来，乡村里有了艺术家、有了书店，也是好事。“我觉得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耐心去重新建构乡村的形态，但我觉得实际上是有可能性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忙着往前走。”

孟繁华认为，就当下而言，促进城市与农村的相互迁徙是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他指出，历史上三次中国人口的重要迁徙——从汉代到清末的从中原地区向东南沿海的迁徙、闯关东及知青下乡干部下放——都是发达地区人口向欠发达地区迁徙的过程，他们能够保有文化上的主体性，能够改造欠发达地区。然而当下农民在迁徙过程中的挫败感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是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到了城市以后面对的就是不断的妥协、迁就和容忍，这在底层文学中有过充分的表达。在他看来，正是沈从文的城市经验促使他写出《边城》，“是因为城市的挫败感才令他把湘西如此诗意地表现出来”。因此，农村从来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存在，而让城市人和农村人相互和解更是困难。

“农民进城是一个不断挫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提醒自己是农民的过程。”梁鸿认为，这种中国当地生活的复杂性反过来说也给了文学创作很大的空间，因此作家不但需要观察理解的能力，还需要摆脱所谓的阶级骄傲，真正理解书写对象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在梁鸿看来，公共话语中城市与农村的分野其实是忽视了结构性社会矛盾下所有人共同的无力与困惑：“当你这样说（农村观念落后荒唐）的时候，你已经把农民的生活摘出来了。城市人的生活也很残酷，每一个生活层面的残酷都是一样的。农村的生活不是极端化的生活，而是日常生活和日常人性的一部分。不要把农村生活奇观化。我想使农民成为人。他们首先是人，他们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看看他们，也反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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