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
2018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6.8%，比去年同期略低0.1个百分点，实际增长平稳，但名义GDP增速回落到9.8%，为最近6个季度以来首次在10%以下。
与此同时，受资产价格缩水带来的逆财富效应影响，7月消费增速较6月有所回落，1-7月消费增长9.3%，增速回落到个位数，低于去年同期，其中5月单月增速8.5%，为15年来最低；投资增速也持续走低，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5%，比1-6月的6%低了0.5个百分点，再创有此数据以来最低值。
今年1-7月份的宏观经济形势，除了中美贸易摩擦这一新增不确定性因素外，折射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宏观政策在实施方面受到的制约。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拉动和要素驱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几近完成和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投资资本收益率开始下降。以与投资资本收益率密切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例，最近六年TFP的年均增长速度已从改革开放最初三十年的4%降到2%左右。上市公司是另外一个例子。
1998年-2017年这二十年间，中国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是3%，远远低于美国同期的11%。当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足时，为了完成较高的增长目标，只有靠提高投资率。最近几年，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即为明证。
在这种经济增长逻辑下，中国经济对融资的依赖度不断加强。但是当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变得疲弱，大量资金流向投资回报并不高的行业、企业或项目时，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最终会体现为杠杆率的上升，而不是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上升。
现阶段宏观政策目标是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去杠杆的同时稳增长与就业。当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时，多重政策目标很难兼顾。具体反映为稳增长主要靠债务驱动投资，客观上造成杠杆高居不下。实现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的核心要义因而是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提升企业层面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进而提高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使用效率，最终降低发展过程中对杠杆的依赖。
在内外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应该放在提升信心并促进消费，提升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和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第一，减税减费。6-7月份信贷虽宽，但信用仍紧，说明货币政策的空间极其有限。财政政策相较而言有更大空间。减费减税能够增加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提升企业盈利表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1-7月份，个人所得税占整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只有8%不到。大幅简化并降低所得税率，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其实有限，但这对提升信心会有显著作用。企业税收方面，建议大幅削减企业增值税，真正减低企业税负，提升企业效益，促进创业创新，全面改善经济微观基础。经济生活的微观单位有活力，是稳增长和就业的关键。
第二，提升研发的GDP占比。研发是重中之重。目前，中国研发的GDP占比是2%，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绝对量上也居全球第二。但是2%的研发占比仍低于美国和日本的3%，以色列和韩国的4%。而且，我国研发“研”明显弱于“发”。可否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明确十四五期间研发的GDP占比达到3%，至2035年这一目标达到4%。
第三，建立地方政府金融体系。中国发展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也带来庞大的地方债务，大量的低效投资，和环境的恶化。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大风险点。短期内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提升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加快1.35万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来实现。
未来，中国需要为地方政府编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入支出表，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政府信用评级体系，并以信用评级为基础，形成地方政府债的定价基础，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以此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模式和业绩考核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