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本文作者Morgan Jones，作家）最新的小说可能需要一些铺垫。小说有一半内容都是由一位生于开罗的17岁女孩索菲亚来讲述的。而身为作者，我是个男人，今年47岁，从未在英国之外生活过。更确切地说，故事开始于索菲亚到达叙利亚参加ISIS，和我本人的经历更是相去甚远。有人私下问我，我有什么权利去写这个故事？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现在这本小说出版了，我必须公开回应。
这同时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近些年里已被反复讨论。有人觉得这种书写是一种冒犯，甚至是剥削利用——写作者篡夺了沉默的被书写者的经历、文化和身份。我们确实应该反对这种书写。正如奥威尔说的那样，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我们讲述的虚构故事和历史一样有力地塑造了我们。这样的书写应该由故事的主人来完成—不仅仅因为道义上理应如此，也是因为每一次他们被别人书写，他们自己被听到的机会就减少了一些。就像年幼的孩子被年长的孩子代替着说话一样，他们被剥夺了自己发声的机会。
还有一些人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看上去也很有道理。如果一个作家只能书写自己了解的内容，他们就会限于写自己或者与他人互动的经历，而无法去想象他人的存在。书写的边界会变得很窄，文学也就死了：再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没有摩莉·布卢姆，没有弗兰肯斯坦，简·奥斯丁也创造不出达西。
再延伸一下，书写的边界在哪里？谁又来判定这个边界？我上一本小说的主人公艾萨克·哈默是一个近60岁的纽约犹太人，富有、单身、居住在伦敦。但我既不是索菲亚，也不是哈默。我的生活可能在表面上看着和哈默更近一些，没有人质疑过其中的差距。那这样就可以了吗？那我可以写一个和我背景相似的女性吗？或者一个男同性恋者？我可以写比我所处的阶层高一级或者低一级的人吗？再假设下去就会变得可笑。
但上面的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小说家必须发挥想象力，进入别人的生活和思想。同时，这也确实是一个侵入的过程，中间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挪用。作家从别人那里拿走一些东西作为己用，这对于任何长期被歪曲误解的群体来说，与实质上的偷窃和破坏没什么两样。
世界变了，过去的想法不再适用，作家也需要和其他人一样随时代改变
作家对写作与现实世界的道德关系再熟悉不过。我们的作品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吸收了周遭的人物和事情。作家吸收的东西越多，就越有机会创作出好的作品。这也是家人朋友对我们保持警惕的原因。格雷厄姆·格林也曾说，世上不存在无聊的午餐，都是寻找写作材料的好机会。如果我们做得够好，我们不仅借用别人的经历，我们还会吸收进去，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偷取别人的经历。
作家和政客、银行家们并非处在同样的地位上，这表明了一个协议似的存在，即这个世界认为作家创作的好处大过了对他人生活的入侵。很多国家看重作家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也有些政府害怕作家）。但是近来对文化挪用的讨论表明，这个协议的条款不再那么清晰或者合理了。世界变了，过去的想法不再适用，作家也需要和其他人一样随时代改变。写作小说没有被豁免的特权。
有没有一个办法来应对这种困境呢？用质疑我的人的话来说，我凭什么写这部小说？
首先，写这本小说并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并没有刻意做这样的决定。我在读关于ISIS的东西做功课，同时也浏览了讲英语的ISIS参与者的博客和推特，其中关于女性的故事最吸引我。参加ISIS的男性很多是为了逃避现实中的不快（比如毒品上瘾、犯罪行为、精神疾病等），想要借此改变生活（拥有汽车、妻子、枪支），女性的动机则更加复杂多样。让人震惊的是，很多女性展现出了激进主义倾向，叙利亚战争的恐怖使得她们憎恶西方，从而促使她们献身于建立起伊斯兰乌托邦、也就是哈里发的事业。其中有些女性非常聪明，本可以功成名就。简单来说，参加ISIS的男性追求幻想，女性则追求理想。
从这众多声音中，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逐渐形成——时而确定，时而模糊，时而强烈，时而明智，时而幼稚。我开始把这种声音记下来，最后变成了索菲亚。直到我完成了初稿，我才想到自己是否有权写这类故事的问题。
我的写作可能算不上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挪用，但即使是好意的窃取也是窃取
我知道，这个故事及其语言都是我想象的，因此我必须对它负责。区分一部小说好坏的标准，往往在于作者能否敏感深入地进入角色。我想要理解索菲亚，想要真实记录下她如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非利用她的恶名。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但绝非关键。我的写作可能算不上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挪用，但即使是好意的窃取也是窃取。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没有人在写索菲亚的故事，未来似乎也不会有人写。有不少非虚构作品描写了激进化的过程、ISIS的奇特魅力以及哈里发的真实生活。针对女性远赴叙利亚的动机，也有人做了一些很好的研究。但女性的个人叙述则仅限于新闻报道——这些叙述也是片段式的，因为她们好不容易离开了ISIS，迎接她们的不是出版合同，而是手铐（ISIS丧失领地之后，成百上千的女性被伊拉克政府敷衍了事审讯后，即被长期关押或者判死刑）。这个世界的索菲亚们很可能无法书写自己的故事。
但她们的故事又值得倾听，值得思考。不是因为这会改变我们对历史或激进化的看法，而是因为一旦我们侧耳倾听，这些故事就不会那么陌生，过程中还会引发我们对自己的思考。
索菲亚眼里的残忍世界确实存在，她的拒斥是一种年轻人的反抗——虽然程度不同，但性质接近。我曾参加过一个关于“圣战新娘”（在场的人都不喜欢这个称呼）的研讨会，一个观众说这很“朋克”。他的这个结论不算对，但也不算错。索菲亚去拉卡（叙利亚中北部城市，ISIS自命的“首都”——译者注）是因为她想要摧毁这个现有的世界，建立起她理想中的世界。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即使程度轻得多，连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也有着类似的冲动。
当我刚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无法理解索菲亚身上的谜团和危险。但当我完成终稿时，我知道正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彼此相连。我希望读者也会有这样的心理过程。
这也是我认为我有权写作本书的原因。虚构作品是我们在看似没有关联的地方寻找关联的最好办法，而小说又最鼓励深入持久的探索。阅读或者写作一部小说，我们可以抵达别处。我们可以与他人更接近，哪怕只有一点点。在这个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世界，这是一种宝贵的经历。
但作家不应滥用这样的特权。如果要写一个和自己差距很大的故事，需要遵循一些规则。我的规则是：心怀最大诚意地去写作，写好写全，不要轻易借用别人已经在讲述的故事。同时，这种特权也需要保留。如果限制作家写作某些故事，我们就会在一个本该弥除分歧的过程中加入分歧——在如今这个时代，更不应该如此。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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