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棋敏、江宇琦 编辑：师烨东
“得知侄女成为内地票房最高女导演时，我潸然泪下。侄女从一个十七八的小女孩在北京跌跌撞撞奋斗拼搏了17年，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她自己知道。”《超时空同居》大卖后，影片导演苏伦的姑姑王秀艳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写道。
苏伦成功了，但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成功。
2018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的女性影人来说，都可以说是特殊的一年。整个上半年里，华语电影票房前十的影片中有三部（《后来的我们》13.5亿、《超时空同居》8.5亿、《无问西东》7.5亿）出自女导演之手，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在此之前女导演还时常和“不赚钱”画上等号，而这些成功显然大大冲击了这一偏见。
事实上，在毒眸（ID：youhaoxifilm）看来，整个影视行业里，对于女性的偏见远远不止这一点。尽管手执导筒完成光影间的创造是不少人的梦想，但是从高校录取、就业歧视，到家人的不理解与反对，受行业环境和传统观念影响，从演员到导演，全世界的影视圈一直以来似乎都对女性影人并不友好。
在谈及女性导演的生存现状时，一位女性从业者就曾这样写道——
“在过去的130多年中，电影行业经历了许多重大变革，我们见证了诸多技术的进步，从爱迪生电影机到Blackmagic，从使用电影放映机播放影片到使用智能手机。然而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导演的身份出现在电影圈里，却是近些年才有的变化。”
但这种天然的不公，却从没有浇灭一代又一代女性影人的执念，反倒激起了更多的不甘心与抗争。正如在被问到女性做电影有多难时，有史以来首位奥斯卡最佳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就很平静地说道：“男人能干的事情，我能干得更好。如果说女人拍电影确实存在着阻力，那么我只会选择无视，只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性别，同时又没法停下来不拍电影。”
“父母希望我学音乐，安静地过一个女人的一生”
1978年，从动荡中走出的中国电影产业正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各大艺术高校陆续恢复了招生和教学工作，整个行业对于人才的渴求也来到一个顶峰。正是在这一时期，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在内的众多第五代导演都获得了接受专业教育培训的机会，从而走上了创作之路，并开启了中国影视的黄金时代。
然而，并不是所有心怀影视梦的人，都能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追求理想。出身戏剧世家的杨阳，从小跟着身为国家话剧院导演和演员的父母在剧场里长大，内心中早早就埋下了对舞台和戏剧热爱的种子。只可惜，这样的家庭背景非但没有为她成为导演提供足够的便利，反倒一度成为了一种桎梏，让她无法像同龄的男生一样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
“父母希望我学音乐，安静地过一个女人的一生，在高考之前，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将来会做一个乐手。”作为从业者，杨阳的父母深知做导演的不易，而女导演想要在影视行业这个“男人的世界”里竞争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他们一直不愿意杨阳踏入这个行业，而是让她学了十年小提琴，“音乐”、“安静”是其给杨阳的人生设定的关键词。
但究竟什么才是“一个女人的一生”？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伴随了杨阳许久。1979年高考前夕，原本一只脚已经迈进音乐学院大门的杨阳突然对自己是否适合学音乐产生了疑惑，在不断地思考中她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她在内心深处真正想做的其实一直是导演，但是却从未正视这件事情，如今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有机会重新去做选择，那为什么不去改变呢？她下定决心要报考导演专业。
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严控女儿“走父母老路”的念头，没曾想如今到了关键时刻，“不安分”的女儿却还是要选择学导演，愤怒的杨父气得直戳她脑门，随后又戳了戳自己的脑袋：“你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吗？你要是能考上导演，我就把头给你切下来！”
对于杨阳来说，父亲的打击与反对反而成了一种激励，让18岁的她坚定了要做一名导演的想法。在和家人争执无果的情况下，杨阳执意报考了原北京广播学院的导演系专业，并成功通过了考核。“我能考上这件事，就已经令我父亲感到挺不可思议的，所以最终他们还是答应我去学导演。”
父亲自然是没有“兑现承诺”，但正式踏上这条道路的杨阳却渐渐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想做导演只有电影、电视剧两条门槛较高的路可以选择，即使是名校科班出身，一名年轻的女生能够获得的机会也十分有限。
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张艺谋和陈凯歌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厂工作。很快，摄影系毕业的张艺谋就获得了为《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掌镜的机会，拿下无数国内外摄影大奖，并在1987执导了自己的首部电影《红高粱》。陈凯歌则在毕业后两年就拍摄了个人的首部长片《黄土地》，紧接着又接连拍摄《大阅兵》《孩子王》等电影。和他俩同一届的田壮壮等人，也都在毕业一年后就获得了极好的资源与机会。
而晚一年离开学校的杨阳却没有那么幸运了。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在那里，渴望成为导演的几乎做了所有能想到的尝试：“我出道比较艰难，当时没有一个大导演或是编剧、制片人能够带着我，所以现实逼迫我从助理、场记做起，同时还会自己练习剪辑和尝试做编剧。”
学习做编剧的时候，杨阳买下了刘心武先生的一部小说，并将其改编成了单本剧（类似于电视电影）的剧本。“我拿着剧本找到了我的领导，表达了我想做导演的想法，之所以选择单本剧，主要是因为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好驾驭。”
在杨阳的努力和争取下，毕业三年后她终于执导了自己的电视处女作《非重点》，并获得了在央视播出的机会。日后聊起这段经历，她自己也坦言：“年轻女孩想做导演，需要付出的努力比其他人多太多。我当时相信，如果我自己不去尝试，就不会有人给我这样的机会，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成功证明了自己后，杨阳陆续获得了不少机会。1999年，在决定要做导演后的第二十年，她凭借《牵手》获得了飞天奖优秀导演奖，六年后又靠着《记忆的证明》再度获得该奖，进而成为历史上首位两度获此殊荣的女性导演。要知道，这个奖项虽然早在杨阳上大学时就已经设立，但在将近二十年的世界里，除演员外很少有女性电影人能收获其他专业奖项。
《牵手》的成功虽然让杨阳进一步证明了自己，但她却发现很多人还是把她当做一个只擅长情感剧的“温柔女子”。“当时找我拍情感剧的特别多，他们可能觉得女导演更适合拍情感剧，但他们知道我心里有着怎样的热血豪情、慷慨激昂么？”
于是乎，杨阳骨子里那股不认输的劲就又上来了。她接连拒绝了二三十部情感剧和电影的邀约，其中甚至包括一次来自海岩的邀请，一头扎进了战争题材电视剧《记忆的证明》的创作当中。为了这部作品，光是前期筹备杨阳就花了三年时间，从采访、查阅历史书籍、出国搜集资料，到写剧本、找投资、跑外交部联系事宜，她几乎参与到了每一个环节当中。尽管当时不少朋友都劝她，“那钱就在你脚底下，你弯个腰就捡到了”，但杨阳不想弯腰捡钱，她要“伸手往上够”。
“当时我就是想挑战我内心的激情。”最终，杨阳的倔强再度为她赢来了观众和专业评审们的认可，给她带来了包括飞天奖在内的一系列奖项。但比起获奖本身更重要的是，靠着这部作品，杨阳再一次挣脱了性别偏见带来的枷锁与偏见，做了别人认为“不是她应该做的事情”。
“要转变类型，就得耐得住清贫和寂寞”。面对“标签”的说法，杨阳一直相信，导演的类型标签不是被别人贴上的，而是自己主动选择和改变的——就像当年违背父母的意愿一样，没人可以定义女人就“应该做怎样的事情，过怎样的人生。”
家庭是软肋，但也是盔甲
1979年，和杨阳一同考入了广院导演系的还有另外4位女生，但四十年后的今天，仍旧作为导演从事影视工作的只剩杨阳一人了。“她们有的导了一些作品之后就转型去做其他工作了，家庭和孩子是一大重要的原因，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选择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不久前，演员姚晨登上了腾讯的“星空演讲”，演讲的题目叫做“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她透露，2012年后，她有过两次想要“大干一场”的想法，但却因为两次怀孕而不得不将工作放在一边；而在生完两胎孩子后，她又发现自己的身材开始走形；好不容易通过坚持锻炼瘦了下来，却又发现年近四十的她，似乎已经很难找到合适她的角色了……尽管和两个孩子相处的时光让她收获了许多，可这五年里她也失去了许多。
资方和市场偏爱年轻美丽的女性，留给她们的选择少之又少；但受到传统的“女主内”的思想和家庭模式影响，家庭也在盼望着女性的回归。很多女性即使能够成功在影视圈里立足，也往往因为家庭的需求和行业的偏见而最终舍弃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对于像姚晨这样，正值事业发展巅峰的70后一代来说，如何料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已是她们生活中的一大重要命题——男性在事业上的打拼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多羁绊，而女性首先就要过家庭与孩子这一关，他们收获同等的成功，付出的可能是成倍的努力。
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欣对此深有体会。
上世纪80年代初，董文欣的父亲在地方公社担任领导，在职期间，他曾在山东菏泽的一个贫困小镇上建起一座露天电影院，希望借此此来丰富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可没曾想，这个电影院却成了他女儿电影梦萌芽的地方。
在董文欣的记忆中，少年时期最美好的记忆无不与电影相关：夏天，她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晃晃悠悠十多公里去看《白蛇传》，电影放映到一半，天下起小雨，雨点斑斑驳驳地映在银幕上，幕前的观众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冬天看《画皮》的晚上，回家路上积雪压成了冰，哥哥拉着董文欣在雪地溜冰，雪映亮了黑夜，手上的掌纹、一里地外的树林都看得清楚……
离开校园后，董文欣先是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在长达12年的娱乐记者生涯中，她也逐渐从一名普通的电影爱好者转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影迷。“我在深圳《影视双周刊》工作时的总监是北电导演系毕业，他算是我的第二位电影启蒙导师，经常带我们去淘碟，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彻底爱上了文艺片。”
抱着对于电影的热爱，董文欣有了进入电影行业的想法。2005年，董文欣辞去了记者的工作，来到济南当地的一家新世纪影城就职；六年后，百丽宫影城进驻济南，董文欣随即加入到了这一团队当中成了影城经理。和同行们不同，董文欣想做的不仅仅只是开门赚钱，而是像当年父亲做得那样，将影院变成一个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电影美好的“天堂电影院”。
从此，电影从董文欣的爱好成为了她的工作，甚至是生活的主旋律。文艺片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大冷门，市场情况十分不乐观。也正因如此，在影院生意不够好做的情况下，影院经理们都更愿意将资源倾斜给商业大片。但在济南百丽宫开业的七年多时间里，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董文欣都一直在能力范围内努力为各种艺术片争取排片，并多次揽下各类影展、小众佳片的放映活动。
在她的努力下，2014年《青春派》在百丽宫点映后，带动了整个济南《青春派》的排片高达17%，甚至北京百老汇的同事都打电话来咨询经验；2016年《路边野餐》在济南百丽宫刚上映时，多个场次接近满场，上映首周末排片达到12%，远超全国平均排片的0.9%。
而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更多的是董文欣的“放弃”。影城刚开业的第一年，董文欣的上班时间基本都是早九点到晚九点，为了料理好各种事情，她不得不连续两个月把两岁的儿子送到自己父母家，甚至于期间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与儿子见过面。而在那之后几乎每一年的春节，董文欣也都要花大量时间守在电影院里，与家人聚少离多。为此，就连她的父亲也时常忍不住要念叨她，说她“整天工作，不关心家里”。
儿子五岁那年，董文欣效仿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承办了香港主题影展，这意味着她在常规工作之外又必须付出更多的心力。为了同时兼顾好工作和家庭，那段时间里她每天要先把孩子哄睡着后，再熬夜加班工作，做展览的策划，工作压力非常大，以至于每次办完影展后，她都要睡上一整天。
好在董文欣的丈夫足够负责且体贴，在家庭和孩子教育上投入了不少精力，为她分担了不少压力。但相较之下，更多人则像张艾嘉在自己的随笔集《轻描淡写》里写道的那样被迫选择妥协：“她们（女导演）要身兼数职，最难逃避的责任一定是家庭，有上一代要照顾的，会考虑不要再有下一代的包袱。有孩子的，必然就要面对选择。遇到愿意一起分担的配偶也必然会有良心地减量工作，不然婚姻的破裂是难免的。”
同为70后，爱美影视创始人、知名制作人李亚平也一直在平衡两种身份。
最近五年，她一共完成了五部电影和一部剧集，每一部都要从剧本开发开始，贯穿投融资管理，拍摄制作以及宣传发行。同时爱美的新项目开发也一直没有停止，每天都有多个项目处在不同的推进阶段，李亚平和她年轻的团队时刻都在顶着巨大的压力。
花更多的时间给工作伙伴、员工，还是给老公和孩子？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她甚至曾在朋友圈里感慨：“是时候做回全职妈妈了，在儿子面前泼妇一样骂手下的感觉很差。”
“但是让我纠结和歉疚的，往往也会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一些启示，在我看来这或许正是生活的艺术。”一次，她在儿子面前对一位同事发了火后，儿子反倒跑过来“教育”她：“你应该问他做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你不能光盯着那个坏结果……就算你是个大官儿，大官儿也可以做小事，比如你是个国王，你也可以养养花儿……”
这些天真朴素的言语让她羞愧也让她冷静，她逐渐意识到，其实家庭和工作绝不是站在两个对立面的，职场上，家庭既可以是“软肋”，但同时也可以是“盔甲”。尤其是对于电影人来说，和家人相处、养育孩子的经历其实也是一笔独一无二的财富，这种生活感悟能投射在作品中，也能改变她们在工作中的态度和方式。
“现在制片环境越来越好，对女性越来越有利，社会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很多物理上的差异正在被缩小。女性非但不会不如男性，而且她们独特的视角和承受力，也给女性从业者开启了观察人生和宇宙的多样角度，为讲故事提供了更多可能。”李亚平相信，在市场竞争下，女性也会有能力来打破那些“束缚”：“人生边界是自己定位的，和性别无关。”
“所有人都认为我不适合做电影”
如果说60后一代需要为了机会而苦恼，70后一代需要努力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那么大环境的变化，则给了80、90后的年轻女性影人们一个更大的舞台：前辈们的努力，让影视行业早已不是只有男性才可以立足的圈子，不少接受毒眸采访的人都表示，女性能获得的机会正越来越多；而家庭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也让更多人意识到了女性不是家庭的附庸，应该自己去选择想要的人生。
用80后导演姚婷婷的话来说，她们这一代，是女性觉醒的一代，独立女性会越来越多，找寻自我价值的女性会越来越多。
高二那年，姚婷婷为了增强班级的凝聚力，拜托妈妈的同事帮忙，将同学们平日里拍摄的一些素材剪成了一个视频，配上《阳光总在风雨后》的音乐在班会上播放。没想到，好多同学都看哭了。这件事给了姚婷婷很大的触动，日后她在文章里写到：“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影像的魅力，觉得如果一个人能用影像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能和别人分享，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于是，做导演的想法就在她心里萌芽了。然而和她的那些前辈们一样，对于女儿希望踏足影视圈的想法，父母自然是反对的，做教师的母亲一直希望姚婷婷能像自己一样成为一名教师。“后来是因为我爸看我学导演心切，和我妈说如果不让我去我可能会埋怨她，我妈这才妥协。不过她依然没同意我去当导演，只是觉得学什么最后都能去当老师，大学四年里她也一直在唠叨这件事。”
但既然铁了心要去做导演，姚婷婷就没有想过要给自己留退路。在被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录取后，姚婷婷就一头扎进了相关的学习与钻研里。只是没想到，原本对语数外应付自如的姚婷婷，学起导演来却吃力得很。整个本科期间，姚婷婷都是靠着“硬撑”度日的：别人一天能做完的事，她要花三四天，别人做一份作业，她要做两份。
“我当时看的电影少得可怜，同学们讨论基耶洛夫斯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说得是谁。不得不承认，我可能是班上最笨的一个。”大二那年，姚婷婷终于获得了一次拍摄短片的机会，可在看完她好不容易完成的片子后，老师却告诉她，做导演还是需要一定的天赋，并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
研究生毕业那年，母亲特地来北京找了姚婷婷一次，给了她三个选择：回家找份别的工作、像妈妈一样当老师、在北京找一个靠谱的工作，唯独不能做导演。但是姚婷婷没同意，于是母女二人间爆发了自她成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争吵，最后甚至是“我妈在卧室哭，我在卫生间哭，我爸两头劝”。
而比起父母的不理解，工作上的不顺才是姚婷婷最大的压力来源。“我26岁的时候，有半年时间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每天早上自己跑去咖啡厅里写东西，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然而，无论是家庭的反对、老师的否定，还是工作上遇到的诸多不顺，甚至于崇拜的电影人给出的“转行”劝告，都没能让姚婷婷停下来。
2012年底，电影频道办了一个微电影创投活动，每部入选的片子可以得到30万的拍摄经费，姚婷婷创作的《特殊交易》在经过选拔后成功入围，并被拍摄成了微电影。而这部作品也成为了姚婷婷事业的转折点：不久后，电影《匆匆那年》的制片方看到了这部微电影，认定姚婷婷能够驾驭好《匆匆那年》，于是便把机会交给了她。
就这样，这位“没有天赋”的姑娘，靠着一路硬撑，最终拍出第一部长剧作品《匆匆那年》，随后又执导了校园青春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进而成为了当下中国最成功的青年商业片导演之一。
在年轻一代的女性影人里，像姚婷婷这样为了理想而敢于拼上一切的，绝非个例。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的李大喜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大学期间喜欢上艺术的她在本科毕业后，提出想考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但被父母一口回绝了，让她“不要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东西”。可在工作了一年后，李大喜还是觉得放不下这一念头，于是果断辞职，搬进了北京的地下室，一边兼职一边为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做准备。
“在我学电影之前，我父母几十年不会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觉得我只是在瞎折腾。他们的一切质疑来自于对电影的不了解，也无从了解。”如今，李大喜不但已经研究生毕业，而且还开设了一家电影专业考研培训机构，目的就是帮更多像她一样的人有机会圆梦，同时打消家长们的顾虑。
李大喜表示，现如今来她的培训机构咨询的家长们和自己的父母、朋友一样，对电影行业和女孩子学电影存在着刻板印象，而他们的想法和经济支持往往会影响到考生的选择，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很多年轻女孩从事电影行业的想法多半会夭折。
所以如今已经投身影视教育的她，面对家长们的质疑和担忧，经常会给出的一个回复是——
“您可能没有见过一名女制片人在工作时周身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可能没见到过一名女性编剧在写剧本时眼睛里闪出的那道光，也可能没有见过一名女性导演在片场掌控全局的霸气。这个社会潜在的危险千千万，无论您的女儿从事何种职业，她都会学着保护自己的。如果她恰好遇到了自己热爱的工作，那就是最最幸运的一件事了。”
看不惯女性成为英雄？让他们见鬼去吧！
比起商业上的成功，更让姚婷婷感到欣慰的，其实是母亲的转变。“《特殊交易》的故事其实是我妈提供给我的，就是发生在她们学校的故事。我妈其实一直在暗暗支持我，她就是怕我的选择不靠谱。我妈在看完《特殊交易》后哭了，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反对我做导演了，她原本是觉得做老师对社会贡献大，现在来看做导演的贡献同样很大。”
因为这些女性电影人的倔强而发生改变的，绝对不止有姚婷婷的母亲。
杨阳在2012年《心术》之后，连续执导了多部现实题材作品，如今又再次转型，执导了古装玄幻剧《将夜》；李亚平发了新的朋友圈：“已经感觉到自己慢慢开始不咆哮了，因为理出了条理”，配图是儿子背影的照片；通过多年的努力和人们认知的转变，艺考老师李大喜也明显感觉到，投入影视专业学习的学生数量和热情都有所增加了……
还有越来越多人因为受到这些时代里女性影人的鼓舞而正走在路上。
“我出生在内蒙古，我和身边的同学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文化氛围，所以我特别想将来去开一家电影院加书店，和当地政府合作，以半公益的形式鼓励学生们多去看电影。”一位刚刚为了自己的电影梦而放弃稳定工作的女生告诉毒眸，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即使每天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是工作，也在所不惜。
她的家人多数都在体制内工作，都希望她作为一个女孩也能相夫教子过安稳的一生，这也是她坚持的原因：“我的家庭中以前没有一个人了解和从事电影行业，那就希望从我开始，给我家以后的孩子们多一个了解和选择的领域，希望我能影响我身边的人。”
今年戛纳电影节期间，多位女性导演共同签署了一个宣言，希望借此来呼吁提升女性电影人的地位。活动后，凭借《太阳之女》进入今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法国女导演于颂有些激动：“（在电影行业里）我们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获得和男性同样的机会。而现在我来到戛纳，居然有人说因为我是女导演，组委会才给我照顾？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因此，我们还需要一步步去改善这一状况……我想，这应该是一个集体信念，我们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投入其中做点什么，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
而在谈到多位影评人对自己新作的批评时，于颂却显得十分平静：“我认为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他们的习惯还没改变，他们很生气是因为这部影片将女性视为英雄，男人们对此很不习惯。对此我只想说，让他们见鬼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