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异烟肼毒狗事件以及电影《小偷家族》。
上周，一篇题为《遛狗要拴绳，异烟肼倒逼中国养狗文明进步》的文章让城市养狗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科普了一种名叫“异烟肼”的抗结核药物，声称它对人体有益无害，但对犬类却有致命毒性，只需将少量异烟肼藏在香肠里投放在小区和城市公共空间，就可以对遛狗不拴绳的“狗主人”形成一种“核威慑”。事实上，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北京就陆续曝出了几起宠物犬误食异烟肼死亡的事件。一些因养狗不文明现象而深受其扰的城市居民，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发泄怨气的方法。
在中国的城市，饲养宠物犬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然而相关的城市治理法律法规却明显滞后，并且在具体细节层面缺乏可操作性，这也导致了部分狗主人存在侥幸和从众心理，拴绳、捡屎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城市居民便发起了这种极端的“私力救济”。且不论异烟肼对人体健康和公共空间的安全是否构成威胁，也不论毒杀宠物犬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这两点几乎是所有反对者立论的出发点——这种“私刑”最大的问题难道不是在于：它实际惩罚的，是完全无辜的动物吗？狗主人即便再伤心悔恨，也只是连带效应。与遛狗不拴绳相比，以这样极端残忍的手段对待动物，难道不是更加不文明的行为吗？
八月，是枝裕和斩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作品《小偷家族》正式登陆中国院线。影片讲述了一个没有血缘的家族的故事，其家族成员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物，生活在贫困和颠沛流离之中，曾经在一个屋檐下相互取暖，又因为许多无奈而各奔东西。故事有强烈的现实指涉，导演是枝裕和也承袭了日本左翼电影人关注、批判现实的脉络，在全球的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今天，另类的家庭模式也正在挑战着靠血缘、婚姻和财产维系的传统家庭秩序，从这点上看，《小偷家族》不应该用我们在传统家庭中寄寓的那种“爱”、“温情”和“治愈”来理解，从它在中国上映期间收获的观众反馈来看，东亚儒家语境下，这样表面温和隐忍、娓娓道来的批判电影，似乎注定要面临一种认知的错位。
异烟肼毒狗：法律缺位时，私力救济的边界在哪里？
近日，城市养狗问题再次成为了舆论热议的焦点。8月6日，北京的郑女士在世纪坛附近的一片绿地遛狗时，爱犬突然抽搐倒地，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郑女士后来了解到，附近小区另有两只狗也在前后三日内相继死亡，其中一只狗死前的呕吐物中有“被挖空的香肠”。
8月8日，微信公众号“紫竹张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遛狗要拴绳，异烟肼倒逼中国养狗文明进步》的文章，引发了大量转载和讨论。在文中，作者首先解释了异烟肼是什么——它是一种抗结核病的药物，对人类有益无害，但对犬类具有极强的毒杀作用，按0.15g/kg投药，90分钟内犬类必死。据作者介绍，俄罗斯当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用异烟肼大规模毒杀流浪犬，这种方式成本很低且收效显著。
作者接下来指出，狂犬疫苗造假的事件再次激化了中国的人狗矛盾，但他认为，在中国，“恶犬的数量明显多于恶人，守法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案件数量也远远多于守法宠物权利被侵犯的案件数量”，并且，“中国大城市的居民大多很讨厌不拴绳的宠物狗”。于是，当一些人通过互联网得知了俄罗斯使用异烟肼毒杀流浪犬的方法之后，北京已经出现了多起有意撒播含有异烟肼的饵料毒杀不拴绳宠物犬的事件。
作者认为，这种所谓“毒狗倒逼拴绳”的做法效果显著，遛狗拴绳这一最基本的公德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爆发了无数次冲突的情况下都没有实现，如今在异烟肼的“核威慑”之下，居然奇迹般地实现了。“异烟肼给了小区里不养狗的人一件犀利的武器，让他们和狗主人之间的斗争攻守之势发生了逆转”。而至于毒杀宠物犬是否违法的问题，作者则认为，“法律对此无能为力”，就好像不拴绳的宠物犬伤了人法律也无能为力一样，换言之，在作者看来，狗主人和毒狗的人只是在法律管辖的范围之外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打了个平手，如果能趁机倒逼文明养狗，还是一桩好事。
“新京报评论”发表了题为《用异烟肼毒狗无法倒逼养狗文明进步》的文章，逐一反驳了“紫竹张先生”的观点，文章认为，许多人激赏毒狗行为，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法律风险和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首先，异烟肼并非如“紫竹张先生”所言，对人体完全无害。在世界卫生组织于2017年1月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中，异烟肼赫然在列，此外，服用异烟肼还可能造成过敏反应和副作用，因此它一直被当做处方药使用，有严格的使用门槛。
其次，对于投放含有异烟肼的饵料这种行为，法律并非无能为力。《刑法》中有“投放危险物质罪”，而投放危害“牲畜、禽类、水产养殖物安全的危险物质”情节严重的，也可以入刑。
文章指出，将含有致癌物、可能产生过敏反应的处方药夹杂食物在公共区域随意投放，其潜在危险不言而喻，比投毒更温和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合法合理，如果小孩误食，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而在安全考量之外，伤害作为私产的宠物犬，也存在侵害他人财产权的法律风险。
至于异烟肼毒狗能否倒逼养狗文明进步的问题，文章指出，用异烟肼毒狗本身就谈不上文明，甚至很野蛮，以此来倒逼养狗文明进步，本身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犬只管理是一个公共议题，有专门对口的管理部门，只是在现实中，犬只管理制度虚置，加上执法不严，导致矛盾激化，民间才会出现这类私力反制的手段。但私力救济应以法律为限，不能威胁公共安全或损害他人财物，否则不但不能解决城市养狗问题，还会将犬只管理推向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家刘远举在为“腾讯大家”撰写的评论中则认为，异烟肼毒狗是正义旗号下的杀戮游戏。刘举远指出，在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私力救济必不可少，甚至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一个动力，但私力救济手段的程度和范围，则必须有一个限度，私刑的正义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是“同等规格的报复”，一旦越过这个界限，就谈不上正义了。
刘远举认为，异烟肼毒狗显然已经超过了正义的限度。首先，如果狗对人的威胁是急迫的，例如狗已经扑上来了或者正在咬人，那么任何手段都是合法、合理的；然而遛狗不牵绳造成的危险并不是急迫的，而是潜在的、概率的。同时，很多狗主人把狗当成家庭成员，甚至亲昵地称之为孩子，他们从狗身上获取的，是最基本的情感慰藉，因此，狗被夺走生命给这些家庭带来的痛苦，显然超过了不牵绳遛狗的过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惩罚。更何况，狗捡食地上的东西，只需短短数秒，即便有主人牵着，也仍然无法杜绝吞下毒饵的可能性。
在刘远举看来，当私力救济的程度过当，范围也牵连无辜的时候，它必将丧失其正当性。这时，私力救济背后显露的就是对弱者的残忍与冷酷。投毒者在暗处，狗主人和狗在明处，这时二者之间的强弱对比显然发生了反转。正是凭借着这种强势地位，投毒者才变得更加残忍，手段也显得更加极端化。那么这些以维护规则的名义涉嫌犯罪的人，到底是为了捍卫正义，还是为了释放一种残忍的快意呢？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面对类似不文明养狗的问题，本应是公民组织起来，寻求有关部门解决，或者如一些西方国家一样，设立一些可以放开遛狗的公共空间。但我们的现实却是，面对制度性问题，人们不去寻求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互联网匿名传递仇恨情绪、集结戾气，最终选择诉诸丛林法则，引发一场霍布斯笔下“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自媒体为了赚取流量，不惜放大这种戾气，诱导甚至煽动网友，被煽动的人可能因为毒狗而获刑。这些自媒体收割了流量，却不需为其言论承担责任。
《小偷家族》：爱是要有所附丽的，但它未必就是血缘
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日本电影《小偷家族》日前在中国上映，这部由是枝裕和导演的艺术电影在中国已经获得了八千多万的票房，算是不错的商业成绩。同时，导演对现实的关注和悲悯以及影片涉及的“非传统家庭”主题，也在观众和影评人中间引发了许多讨论。
在微信公众号“海螺社区”发表的评论中，作者王雨童首先谈到了《小偷家族》一波三折的剧情以及导演对影片节奏的出色把控。影片以一对“父子”在超市盗窃的情节开场，两人收工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在室外空间挨饿受冻的小女孩，并把她领回了家。于是观众跟着小女孩一起进入了“小偷家族”的居所：家里逼仄颓败，奶奶剪下来的脚指甲洒落一地，妈妈抱怨洗发水用完了，男孩固执地想在壁橱里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看上去是一个标准的底层家庭，拥挤、肮脏却充满温情。
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发现这家人越来越不对劲，奶奶面对公职人员时坚称“只有我一个人住”，女儿亚纪同其他家庭成员也十分疏离，观众逐渐明白，原来这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导演也适时地祭出“联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是感情”这类金句。然而，反转随即而至，奶奶去世了，一家人冷静、简便地埋葬了老人，并因发现了奶奶在牙具盒里藏的私房钱而兴奋不已，建构在温情帮扶上的“亲情”迅速消弭。随后国家机器介入，观众发现，比大难临头各自飞更冰冷的是主流社会高高在上的审判地位，在主流社会眼中，不符合规范的感情就不是感情，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观众又得以重新认可与“小偷家族”。
王雨童指出，“非传统家庭”题材近年来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许多关注，多到让人必须正视它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普遍性。在“东亚美学”的皮囊下，是枝裕和的演说方式更温和、更隐蔽，但并未因此失去效力。家庭既是社会化教育的开端，是规训之始，同时也必然是反抗之先。1991年，女性主义理论家凯斯·韦斯顿提出了“选择的家庭”理论，即一种不由血缘，而是由兴趣、性向、教育等其他因素自由组建的流动家庭，早在上世纪70年代，非婚同居、酷儿家庭、公社家庭等另类家庭模式已经开始探索“家”在血缘之外的维系可能，与各路保守主义者对重建家庭伦理、维护家庭秩序的呼吁相反，多样化的家庭模式有着左翼激进的历史脉络。《小偷家族》也通过一种沉默隐忍的方式提出了类似的宣言：爱是要有所附丽的，但它未必就是血缘；金钱是极为重要的，但它未必控制了一切。
王雨童还谈到，尽管影评人拼命呐喊“这不是一部温暖的治愈片”，但“眼泪”、“爱”、“治愈”等字眼仍然淹没了《小偷家族》的评论区。王雨童认为，观众的这种解读本身就非常有趣，在世界整体向想象界坍塌的今天，迫近的实在界每天带给人们强烈的无力感，已经让一种迷梦的沉浸成为刚需。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评论则将《小偷家族》置于日本左翼电影的脉络中进行分析。作者宋远程指出，作为在日本盛行已久的电影类型，家庭情节剧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小市民电影”的名义出现之后，一直备受欢迎，并始终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在美据时期，为了响应战后民主主义，出现了很多抗争家庭、追求自由恋爱的作品；到了19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则涌现出反映市民阶层的家族经营和权贵阶层的腐朽生活与金权政治的一系列作品；此后的经济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令日本人开始思考家庭的解体与重建，在东亚儒家社会根深蒂固的家国关系上，家庭情节剧始终是见微知著的有效窗口。
如果沿着现实主义的谱系来看，从三十年代的“倾向映画”，到以黑泽明《我对青春无悔》为代表的颂扬民主主义的电影，以及后来今井正、小林正树、山本萨夫等对工人阶级、战争责任等问题的关注，左派电影人始终有自己的坚持，而在《小偷家族》中，通过一系列底层群像，是枝裕和想要去质询的是造成这一超越血缘的“共同体”背后，日本社会的深层结构问题。宋远程认为，身处当今影坛一派置身事外、专注自我小世界的风潮之下，是枝裕和电影继承的不仅是对家庭生活的细腻描摹，并且多少延续着左翼关注现实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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