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中国人在高速流动中悬置了很多东西

八月初的北京经历了持续高温，室外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就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周末，中间美术馆迎来了“中国作为问题”系列讲座的第四场。美术馆邀请到了人类学家项飙和艺术家吴小军、于瀛，共同进行了一场题为“流动与悬浮：艺术与学术中的现实问题感”的对谈。

项飙首先从炎热的天气谈起，他长期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也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中国给他的感觉就是“炎热、骚动、很有动力、充满能量，但让人不释然、不惬意、不舒服，总是受刺激，而刺激是过度的，主体被热浪裹挟、推动，很难去思考”。因此他很想找一块清凉之地，以一种清凉的方式去思考、去记录这个炎热的外部世界。

他之所以很希望与艺术家进行对话，是因为艺术家和学者的共同任务都是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身边的生活，并提出某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必须是有指向性的，是针对他人的理解或是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解提出的，是一种批判性的、对话式的理解。因此，在他看来，以何种方式找到一份“清凉”，是学者和艺术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项飙的演讲主要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抢救语言”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和中国学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语言的无机化和程式化，人们在一切正式场合和印刷品上使用的语言都与日常生活严重脱节，因此不能表达生活的质地与温度；另一个则是这次讲座的题目所涉及的话题——“流动与悬浮”，其中“流动”是他从浙江村研究以来长期关注的问题，“悬浮”则是根据他近些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从“流动”中衍生出的一个新的概念，用于解释为什么在高速流动中激发出巨大经济能量的中国人——尤其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并没有将这种经济能量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经中间美术馆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整理了项飙演讲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抢救语言：把语言从程序化的写作中抢救出来，把真实感受表达出来

项飙首先表示，他想要与艺术家对话，原因之一是为了“抢救”语言。在他看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公共问题之一，是一种语言的创伤，或者说是语言的污染。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非常生动、直接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到了台面上，到了一切印刷品上，语言一下子就和那种有温度、有质地的生活剥离开了。项飙将这种现象称作“两张皮”：日常感受无法用相对成系统的语言表达出来，而成系统、成范式的语言则完全被另一套话语和思想所掌握。所谓的“抢救语言”，就是要把我们使用的语言有机化，让它既有理论深度和系统性，同时又有很强的有机性，能和老百姓的生活直接挂钩。

为了进一步解释何谓“语言的有机性”，项飙举了一个民国学术的例子。他说，有一段时间很流行“民国范儿”，把民国推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对于这种做法他本人持保留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的确出了很多大师，比如王国维、梁漱溟等等。为什么现在出不来这样的大师了？项飙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国时期的大师在写哲学时，就是在写他们自己和身边朋友的事情，很多是他们第一手的观察，是他们自己生活里的道理和意味；但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学者一上来就是很大的框架，很大的理论，因此使用的语言也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脱节了。

在项飙看来，对于“抢救语言”的工作而言，今天是很好的时机。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社交媒体的发展，今天知识生产的受众与以往完全不同了。从前的知识生产是非常单向性的，生产者生产的内容，受众只有被动地接受。今天这样的情况改变了，由于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很多人，虽然不搞学术，但非常关注学术和社会动态。他们有很高的鉴别能力，也能够提出很好的意见，通过社交媒体这样的空间和平台，把很多很鲜活的思想带入到学术生产中间来。

除此之外，项飙还谈到了一个与“语言的污染”相关的问题，即“问题感”的缺乏。所谓“问题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捕捉问题的能力。项飙认为，对做研究的人来说，“问题感”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问题感”就是一切。他举例说，“爱”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但到了“五四”的时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五四”把很多事情变成了问题。今天回看“五四”会发现，“五四”时的很多问题，都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同时又跟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妇女问题、语言问题，包括爱国的问题，突然就成为了值得去研究、去解释的问题。

而今天的许多研究看似做得很“火热”，但几句话之后就变得异常空洞。它们与现实世界无关，与学术作为一种专业、一种资源、一种博弈游戏这个事实有关，成了这个事实中的一部分。在项飙看来，这是很多学者、知识分子自我矮化、自我专业化、自我行政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项飙接下来谈到，今天，人类学正在迎来一个小小的春天，这个小小的春天也与“抢救语言”的努力有关。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兴起是这个春天里的一个芽。项飙指出，如果将非虚构写作与传统的报告文学作对比的话，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发现。夏衍在1930年代创作的报告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笔；1980年代，刘宾雁那一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那时的报告文学和今天的非虚构写作很不一样，那时的报告文学还是宏大叙事，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感和批判意识，而今天的非虚构写作是相当个人化的，讲述的是个人生活，与“私写作”类似。

为什么这样的非虚构写作会获得这么多关注？在项飙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年轻人主导的、以网络为平台的非虚构写作，让语言变得比较有机化，它把语言从过去那种无机的、程序化的写作中抢救了出来，它能将一些老百姓感受到的东西直接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尽管有时欠缺深度，但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实践。这也是人类学要做的事情之一。虽然作为一门科学，人类学要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但这个科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用有机的语言去表达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观感受。项飙指出，权力总是要掌握语言的，大部分人不掌握权力，但也有讲述自己的生活并在讲述中形成自己生命意义的需求，非虚构写作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和渠道，通过故事、意象形成一种批判力，引发人们的思考。

流动与悬浮：“悬浮”状态正是农民工可以不断被榨取的原因

在演讲的第二部分，项飙谈到了他长期关注的问题“流动”以及他近几年提出的概念“悬浮”。项飙指出，中国是一个超高速流动的社会，不仅包括人口物理的流动，还包括社会阶层的流动。在他看来，流动总体上是件好事，通过流动，中国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经济能量，这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但问题在于，如此高度的能量并没有转化为一种持续的、自主性的社会变迁的动力，这么多人高速地流动，这么多精力投入到各种各种的追求中去，但从底层自下而上形成的自我保护能力、抵抗能力，几乎不存在。中国有1.4-1.8亿农民工，他们对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推动力。宏观地看，他们基本上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工具，他们的作用就是提供廉价劳动力。

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解决工资拖欠的问题、收容制度的废除问题等等，但这主要不是底层争取来的，不是自下而上推动的，而是外在给予的。并且，在应对外界变化的时候——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变化——他们的韧性是非常弱的——他们的韧性只体现在能够把底线不断放低，能够在任何条件下活下来，在这方面他们很坚强，但在社会的意义上，这种坚强完全不存在，他们是非常脆弱的群体。于是项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的能量究竟消解在哪里？为什么一方面有如此高的经济能量、高速移动的能量，但这种经济能量却没能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能量？“悬浮”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捕捉这个状态。

何谓“悬浮”？项飙认为，就是所有人都在追求一个更好的明天，更好的明天具体是什么样的，他们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生活是不太值得过的，所以要对现在进行否定，因此无法真正介入到现实中去。悬浮就是一种悬置（suspension），人们将自己的社会主体性、政治主体性悬置起来了。项飙坦言，他自己也经常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基本上不懂得享受，不懂得此刻的价值，总想着有一个目的要去完成，至于完成了之后会怎样，他也不清楚，都是为完成而完成，为追求而追求，在高速的流动中悬置了很多东西。

在项飙看来，“悬浮”这一有些艺术化、感觉性的概念其实可以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很多具体的实践中去，比如中国人的存款行为、买房行为，就是很典型的悬置。辛辛苦苦经营的“家”并非是为了与自然环境、与土地建构一种关系，买房子主要是为了今后经济安全，就怕赶不上下一波房价增长。而在家之外的社会关系中，很少有自发、横向的团结互助。对于进城务工、从事服务业的人来说，“悬浮”状态也与城乡二元的制度有关，这种制度本身就让人无法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进一步讲，这种“悬浮”状态正是他的价值所在，因为他一直悬浮，所以工资可以特别便宜，与城市人相比，他没有再生产的需要，没有买房子、养育孩子这方面的考虑。

因此，“悬浮”的本质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人和作为社会人的人之间的切割，或者说是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切割。项飙援引恩格斯的观点指出，人类的历史既是物质生产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的生产的历史。所谓“人的生产”，既包括教育、代际的再生产，也包括日常的再生产，比如如何休息、吃的什么、怎么娱乐，和什么样的人交往，这些都是每天需要投入一定精力和时间去维持的。今天，如何去维持作为一个生物体的人，成为了决定社会构造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项飙认为，过去我们对生产的理解过于物质主义，认为只有物质生产决定了社会形态，但现在，物质生产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反而是人怎样不断自我再生产的问题变得很重要。而“悬浮”状态就是把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切割开了，人怎样再生产自己成了一个越来越边缘的问题，我们都是在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当然追求财富也是为了自己，为了下一代，但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这两种生产被严重地割裂了。

最后项飙谈到，在2013、2014年的时候，国家对这种悬浮状态做出了一个回应，开启了一个重新的政治化的过程。对这一努力，项飙是持支持态度的，他指出，“过去就是只要你有手段，可以把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好，要多腐败都可以，都能玩下去。现在不行了，现在是要提出一种新的替代性的语言，新的公共生活组织方式，这个努力是需要的。但具体怎么去做，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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