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皇后吃到新鲜的荔枝，让福建巡抚将荔枝树种在桶里走水路从千里之外直送京师；皇后生日时，除了专门派人送上千秋寿礼，还特意将祝寿钟改良为妆奁，让其他嫔妃嫉妒得直接说自己染病要走；在即位第一年，就秘密下召立皇后之子为太子……近来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中这些情节虽不乏戏说的成分，但是乾隆与富察皇后极为恩爱的戏码，曾经在紫禁城真实上演。
乾隆一生中册立过三个皇后，富察氏、乌拉那拉氏和魏佳氏。前两者是在她们生前册立的，《延禧攻略》主角原型魏佳氏、历史上闻名的“令妃”则是在去世之后，乾隆册立永琰为皇太子时追封为后。魏佳氏以皇贵妃之仪下葬，乌拉那拉氏由于后来被打入冷宫，也没有按照皇后的礼仪而是按照皇贵妃的丧仪举行葬礼。与魏佳氏、乌拉那拉氏的待遇相比，只有富察氏的葬礼举办得十分隆重，乾隆非但下令进行国恤，而且还严厉惩治了一大批没有足够重视皇后葬礼的臣子，在乾隆十三年引起了举国上下官场的政治动荡。乾隆朝的统治也由皇后丧葬为转折点，在此之后，皇帝抛弃了宽仁的面具，抛弃了统治初期“以礼治天下”的理想，逐渐成为了一名严厉而残酷的君主。
孝贤皇后丧葬的余波
乾隆和富察氏大婚时，乾隆16岁，富察氏15岁。两人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无论弘历前往何处，都有富察氏陪伴左右；弘历生病时，她也会尽心服侍直到弘历痊愈。富察氏能够维持后宫和睦，对待婆婆十分尽责，而且她还和乾隆一样，非常重视满洲传统中的简朴观念。《清史稿》记载她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一次，乾隆告诉她，早期的荷包不像乾隆朝时的那般奢华，是用鹿羔沴毧制成的。于是，皇后就仿照先祖在关外的遗制，“以鹿羔绒制为荷包进上”，以示不忘本。乾隆对此事十分看重。
据历史学者张宏杰在《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中考证，作为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乾隆的诗作大部分很平庸，但是他为富察氏写的一百多首诗却“写得非常好，情真意切”。乾隆也曾先后秘密地立富察氏的两个儿子为储，可是两个孩子早早就夭折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永琏在八周岁时患风寒而死，第二个儿子永琮则感染上了天花，在除夕夜夭折，这或许给皇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乾隆认为富察氏之死与两个儿子的早夭有关，他写了一首诗，表达出早知如此，宁可不要两个儿子的心情。诗曰：“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当初盼梦熊”。
富察氏离世时年仅36岁。当时，乾隆带着皇后和皇太后前往山东的孔子故里，以振作皇后精神，但他没有想到，皇后在山东返京的途中，病情恶化，在船上离世。这让乾隆极为悲痛，因此他的第一道旨意是让皇后的遗体连同整艘船立刻运回京城。美国清史学家欧立德在《乾隆帝》中指出，为了把船拖出水面，并穿过门洞狭窄的城门，乾隆甚至想把城门楼拆掉，幸而礼部尚书想出了其他方法。他们命人架起木架从城墙垛口通过，上面铺设木轨，木轨上铺垫鲜菜叶，耗费了千余名人工推扶拉拽，才把船运入城内。此后，皇帝一生几度途径山东，却再也没有去过皇后病倒的济南城。
过去皇后谥号都是由礼臣草拟，由皇帝挑选的，而富察氏的谥号“孝贤”并非由大臣拟定，而是乾隆直接赐给，这本身就是破例的举措。接着，乾隆又宣布为孝贤皇后举行盛况空前的国恤，罢朝9日，在京王宫百官皆着素服斋戒27日。他还下令京城一律不得嫁娶，各省嫁娶不得作乐，此外，还颁布了严格的剃发规定：皇室男性必须截发辫，他们的夫人需要剪头。所有满、汉男性，根据满洲祖制，百日内不得剃头。乾隆不断为此颁布御旨，且使用的不是常见的朱批，而是表示哀悼的蓝笔。
陷入悲痛的乾隆帝心情十分恶劣，经常处在烦恼与焦躁当中。据历史学者张宏杰考证，侍候乾隆的老太监注意到，皇后死后，乾隆的精神状态变得有点不正常，走到某张桌子前，却想不起来自己到这儿是想干什么，每天不停地发火，冲谁都发火，情绪特别恶劣。
张宏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2
这本来是个人情绪的爆发，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从皇家到全国官场的一次灾难。乾隆对那些没有重视皇后葬礼的人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措施。一些皇子因为死去的不是亲生母亲，而且又由于皇后之死让庶妃之子有了继承皇位的机会，因此没有哀伤的表示，乾隆对此十分愤怒。他斥责皇长子永璜“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永璋也“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二位皇子的师傅因此受到了罚俸的处分，乾隆甚至还公开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两个孩子因为这件事失去了竞争皇位的资格。
皇帝又发现，皇后的册封文书在翻译为满文时，“皇妣”被译成了“先太后”。乾隆帝龙颜大怒，不仅判了译者斩监候（死缓），而且认为刑部有包庇之心，因此将刑部全堂问罪，多人革职留任。如此严厉的处分让官僚们胆战心惊。
尽管多数官员谨遵御旨行事，对皇后之死表达了悼念和悲痛之情，但乾隆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他对那些没有上奏的官员，尤其是满洲官员十分不满，认为这些人“义当号痛奔赴”。因此，各省满洲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请赴京的，各降两级或销去军功记录，有53名满族文武大员遭到了这样的惩处。
因孝贤皇后丧葬而掀起的风潮至此还没有结束，在皇子和大批官员被卷入政治漩涡之后，乾隆又发现有官员蔑视了百日内不得剃发的规定。乾隆的怒气、怨恨、痛楚彻底爆发，他大发雷霆，声称丧期内剃头按“祖制”应立即处斩——就像清军进关时下令汉人剃发，不剃发者无不处斩之理——只是后来发现剃头的大有人在才作罢。其实，这种“祖制”十分模糊，就连雍正皇帝去世时，很多人没有遵守“祖制”，也未曾有人追究，可是在皇后去世时，乾隆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酷。在此次风波中，有官员被革职、被抄家，甚至被赐自尽。朝廷的气氛变得格外紧张。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动荡
在即位之初，乾隆废除了雍正时期那些标志性的威压政策，以宽仁的政策服众。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大批官员都待罪狱中，而乾隆则本着“宽则得众”的原则，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以开释，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欢心。甚至连朝鲜使臣都为之感慨：“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矣。”
可是，乾隆十三年的皇后之丧却让大清帝国上下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风。号称“宽大”的乾隆因为皇后的丧葬，前前后后处分大员一百多人，小题大做、量刑从严。人们忽然发现，乾隆实际上与雍正颇为相似。历史学家戴逸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中指出，这标志着朝廷的政策方针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这起偶然的事件和皇帝的恶劣情绪，竟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让这么多人丢了前途和脑袋，可见，在封建统治之下，专制皇帝的权威难以得到真正的制衡，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戴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3-1
在乾隆十三年，考验皇帝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耶稣会在中国的头目、任职大清钦天监证的刘松龄记载：“正在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时候，四川发生了一场起义……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满洲部队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这是乾隆前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即第一次金川战争。清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财力，却无功而返，大批官僚将帅因为失利而获罪甚至被处死。历史学家高王凌尤其指出，因金川被处死的最重要官僚是讷亲，他的姑姑是康熙的皇后，过去他是“第一受恩之人”，现在则变成了第一“负恩”之人，他的“君前正法”让满朝震惊。可是实际上，金川战争本身是乾隆遥控进行的，讷亲并不熟悉军务，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去腊岭指挥战役。乾隆竟然处决了他，简直就是以之泄愤立威。这在过去都是没有的。
由于家庭变故、军事受挫，心情十分恶劣的乾隆在一年之内处死了多位大学士、总督、巡抚、提督，被贬者更不计其数。戴逸认为，这两件事情虽然十分偶然、并带有皇帝个人情绪色彩，但实际上也是皇权和官僚机构矛盾加剧的表现。在乾隆即位之初，为了纠正雍正的苛政而政局宽大，在让乾隆获取人心的同时，也让官僚机构逐渐废弛、贪污腐化现象滋长。
在高度的中央专制集权之下，皇权至高无上。它既是官僚的统治者，也是监督和调整官僚机器最强大的力量。君主为了保持官僚机构遵照自己的意志运转，必须经常进行整顿，防止其失控。正如戴逸所说：“重要的不在于用什么理由去惩罚官僚们，而在于牢固地掌握惩罚的权力，并毫不怜悯地赴之实施，就像驱使骏马飞奔，离不开御者的呼叱和鞭打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乾隆因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对官僚集团的处分，本质上与康熙捉鳌拜、杀索额图，雍正处死年羹尧、隆科多是同一范畴的事件。乾隆十三年这场对官场的整顿，也让本朝实现了两代人的权力交替，让雍正遗留下来的老臣换班给一批新人——而这批新人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
从乾隆十三年开始，乾隆抛开了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转身拿起了父亲的鞭子。此后，他在各个方面，无论是惩治贪腐、整顿军纪、进行文字狱，还是对待民众反抗，都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手段。如张宏杰所说：“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之间的关系。”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情绪的渠道，而生活在专制政治高层的官员，虽然一时风光，但其实与君主关系十分脆弱，宦海生涯步步惊心。
戴逸认为，孝贤皇后的丧葬、金川战争的失利引起的政海风波，不仅反映了皇权控制的整顿官僚机器的一种形式，其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专制君主的意志和情绪这些浓重个人色彩的元素会对历史产生很大的影响，它还展示了清朝政策演变的趋势和一代新人的崛起。对理解清代政治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欧立德《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宏杰《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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