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非洲文学走到风口浪尖上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非洲作家要写新小说，最关键的问题似乎就成了如何从另一个角度，将历史小说和崭新的未来连接在一起。
南非作家玛琳·范尼凯克（Marlene van Niekerk）2004年的杰作《Agaat》就是“最伟大非洲小说”的有力竞争者之一。“Agaat”是南非荷兰语，在2006年，南非作家米歇尔·海恩斯（Michiel Heyns）将其翻译成英文“女性之道”（The Way of the Women）。这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在社会上掀起的反响比玛琳1994年的作品《翠昂夫》（Triomf，意“胜利”，是南非一个白人聚居的贫民区）还大，直到2014年詹妮弗·南桑布加·马坎比（Jennifer Nansubuga Makumbi）的《金图》（Kintu）出版之前，《女性之道》都无愧是最棒的非洲小说。《金图》是《Kwani》杂志（肯尼亚的非洲文学杂志）手稿项目的获奖小说，这本书最初名为《金图传奇》（The Kintu Saga），在评奖前我就有幸读了这本书，称之为“乌干达版的《百年孤独》”也不为过。小说追溯了国家历史，讲述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给人以抚慰和鼓励，可读性很强，厚重的历史也因此变得如水般轻柔。这本书在东非广受赞誉，还走向了世界。2017年，美国Transit Books出版社引进了这本书（尽管亚伦·巴迪的作序颇富争议性，显得“不那么必要”）。2018年3月，这本小说夺得了久负盛名的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拿下了16.5万美元的奖金。伊冯·阿蒂安波·欧沃尔（Yvonne Adhiambo Owuor）的《尘埃》（Dust）在2014年出版，也同样反响不俗。
这时候，我们感觉到，非洲作家都开始讨论宏大的问题，开始用笔记录其中的美和繁复了，当然，这也标志着尼日利亚诗人兼小说家本·奥克里（Ben Okri）向往的时代到来了。2014年12月，奥克里在《卫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思想上的暴政正让黑人作家离“伟大”越来越远》。在这篇备受争议的短评中，奥克里说“伟大的文学总是迂回委婉的……一般都不会针对一件事，它是跳出了当前主题的。”《女性之道》《金图》和《尘埃》难道不也是超越了小说主题吗？这些卓越的作家们关注历史问题，不正是一种超越吗？
无论我们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如何，都离不开对书本本身的讨论，其中不乏质疑的观点。诺瓦由·罗莎·图玛（Novuyo Rosa Tshuma）的小说处女作《石头房子》（House of Stone）计划于2019年1月由W. W. Norton出版社出版，它真的能满足那些苦心寻觅一本伟大的赞比亚小说的读者吗？凯恩非洲文学奖得主南瓦利·舍佩尔（Namwali Serpell）的处女作《古老的漂移》（The Old Drift）也将由霍加斯出版社推出，这本书会不会是我们翘首以盼的伟大的赞比亚小说呢？预计明年2月出版的阿伊莎·哈拉纳·阿塔（Ayesha Harruna Attah）的《萨拉加百井》（The Hundred Wells of Salaga）又讲述了加纳沦为殖民地之前怎样的历史？
在《纽约时报》上，菲亚梅塔·罗科（Fiammetta Rocco）发表了对肯尼亚作家彼得·基马尼（Peter Kimani）的小说《紫藤花之舞》（Dance of the Jakaranda）的书评。她提到，当前涌现了一批非洲作家，不断丰富着非洲的历史小说，其中包括喀麦隆作家帕特里斯·恩加南（Patrice Nganang）的《愉悦山》（Mount Pleasant），以及《东区挽歌》（An Elegy for Easterly）的作者，生于赞比亚的佩蒂娜·加帕（Petina Gappah）的作品《走出黑暗，光明闪耀》（Out of Darkness, Shinning Light），书中讲述了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人生最后一段路，将于明年夏天由斯克瑞伯纳出版社出版。基马尼的小说涉猎之广、挖掘之深都令人称奇。他描绘了二十世纪早期蒙内铁路的修建，这条铁路从蒙巴萨延伸到肯尼亚腹地，沿着三个男人故事展开——一个英国殖民地总督，一个基督教牧师和一个印第安人——三人的生活出人意料地交织在了一起。
今年3月，罗科在伦敦的水石书店与基马尼聊了聊，罗科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当代作家选择写历史小说？基马尼答说：“作家们这是在尝试着解剖、分析历史。”这一回答在人意料之中，因为非洲的历史大部分都是外人书写的。马坎比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在去年阿克艺术图书节的一场专题讨论会上，马坎比被问到，“非洲历史的记录者反而鲜有非洲人，这对历史小说有什么影响？”马坎比说，“历史黏连在我们的寸寸皮肤上。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要铭记不同的历史。”
确实，马坎比的《金图》值得瞩目，正是因为这本书中没有任何英国人角色，也没有记录任何殖民入侵的场景。小说的焦点放在了纯粹的乌干达历史上，仿佛六十多年里，英国人在这个国家都没什么存在感。欧沃尔的《尘埃》则讲述了莫伊总统当政时期（1978-2002年）被封锁的历史，就在这段时间里，卢欧族人（Luo）成了种族灭绝的牺牲品。《女性之道》则把更多笔墨放在南非的土地问题上，讲述了一位白人妇女和她收养的“有色”年轻女仆之间的故事，白人妇女患有运动神经元病，瘫痪卧病，而女仆伤心欲绝，悉心照料。
这些“被禁言的声音”在表现主题的过程中独一无二且大胆无畏，而这往往是许多主流小说家和历史家所忽视的。这些故事最后又重新点题，回到了非洲“各种历史”中被尘封的真相、诅咒和秘密上，然后为五花八门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丽莎·施灵格（Liesl Schillinger）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女性之道》的书评，她在文中写道：
这是一座纪念碑，彰显了小说家口中的“讲述的冲动”，记录下了那些太过于掏心掏肺、太一针见血、太具有毁灭性的事实，让那些骄傲的人不敢再大声嚷嚷，甚至在私下也不敢向自己坦白。
是的，这些是个人的故事，但在历史上、情感上、文学上都举足轻重。
在小说中铺展一种另类历史，长期以来都是后殖民文学理论的核心。在更为先进的那个世界中的文学课程里，运用了这种方法的作品也是师生研习的主要内容。但是，在这种文学形式的领域里，女性作家往往没有发言权，而且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受到了非洲作家们的青睐。虽然一直以来，像是劳伦.伯克斯（Lauren Beukes）、尼狄·奥考拉夫（Nnedi Okorafor）、汤米·阿德耶米（Tomi Adeyemi）和沙德雷·克奇科蒂（Shadreck Chikoti）这样的作家，都在不断丰富着想象力丰富的未来主义非洲小说，但向过去探寻，重新聚焦这片大陆的复杂历史，也已形成了一种运动，与前者同等重要，甚至更有分量。这么看来，似乎深度讲述历史，把原来控制在欧洲白人作家手中的话筒夺过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正如基马尼与丹·马加齐纳（Dan Magaziner）在“非洲是个国家”（Africa is a Country）网站的采访中指出：
历史小说的功能就是再造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面对着主导的殖民主义立场，可以注入全新的观点。大多数情况下，殖民时期的历史充满了模糊、扭曲和篡改。
弗雷德·库玛罗（Fred Khumalo）最近在《约翰内斯堡书评》中提到了自己的历史小说《死亡之舞》（Dancing the Death Drill），这本书讲述了曼迪号沉船事件（SSMendi）。库玛罗说：
原则上，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史学著作会比小说更稳固、更全面地基于研究事实而作——不过的确，我们也无法回答，小说能否看得比学术性的历史著作更全面；而且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也无从知晓，为什么小说家对过去的描绘，不比历史学家的作品更精准、更真实。
诺瓦由·罗莎·图玛（Novuyo Rosa Tshuma）的第一本小说《石头房子》虽然让读者们等了很久，但也来得及时——经过了37年的独裁统治后，前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石头房子终于崩溃，他也辞任总统职位，在一年后，我们就看到了这本小说。1980年，这个国家在独立之时，重新喊出了“津巴布韦”这个名字，也重铸了这个国家的形象，扭转了英国帝国主义拥戴者塞西尔·罗德兹（Cecil John Rhodes）手中的“罗德西亚”，变成了“石头大房子”（津巴布韦的名字是由绍纳语dzimba–dza–mabwe这个词而来），象征着伟大津巴布韦的起源。津巴布韦11世纪的古迹遗址便是一项力证，证实了这个国家繁复发达的古代文明。它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标志，击溃了殖民者企图掩埋津巴布韦真实历史的意图——他们声称是阿拉伯人和腓尼基人建立了这个国家，而不是“头脑简单的非洲人”。
出版商在《石头房子》的宣传新闻稿中称：“这本小说是一本疯狂而壮丽的史诗，在这本书中，图玛控诉过去，支持那些在历史中站错边的人。她讲述了罗德西亚殖民地如何走向死亡，现代的津巴布韦又是如何在腥风血雨中诞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图玛的小说关注点放在了津巴布韦西南部的恩德贝勒人身上，而不是绍纳人主导的地区。从一开始，她就把“历史”这个词分解成“别人书写的故事”（Hi-Story），强调其中的“故事”成分，历史本身就是经过人类加工的。在小说的开篇，图玛引入了Gukurahundi大屠杀的故事（Gukurahundi是第一场春雨前冲洗干净作物谷壳的雨，简而言之就是“让早雨冲刷他们的罪行”），从而奠定了叙事的基调。小说情节内在的推动力，是人们与健忘症的对抗，津巴布韦的人民似乎选择性遗忘了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穆加贝麾下国家军队第五旅的士兵们，头戴红色贝雷帽在马塔贝莱兰犯下的暴行。主人公扎玛尼努力理解自己的故事，并重新书写个人历史，这样才能内化自己儿子的身份，融入家庭生活。
封面上是这样描述的：“谁控制历史叙事，谁就拥有未来。”图玛在小说中插入了Gukurahundi大屠杀的叙事，并将其作为塑造津巴布韦的一个核心因素，继承了伊冯·维拉（Yvonne Vera）的衣钵，伊冯在2002年的小说《石头处女》（The Stone Virgins）中也提到了这个历史事件。虽然图玛的文字没有维拉当年那样抒情，但在描述虐待和杀戮成千上万马塔贝莱兰百姓这一情景时，她的语言同样辛辣犀利。比维拉略胜一筹，图玛看得更深，在小说中解释了为什么穆加贝要一声令下，开启这场屠杀。
但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渐渐发现，津巴布韦无法忘却历史，这个国家有一个笃定的信念，“永远不要再次沦为殖民地。”穆加贝在自己的演说中常常反复提到这种渴望，这也让他的政权稳固存在了如此之久。回到津巴布韦后，扎玛尼很失望，他发现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穆加贝的屠杀，他悔恨地说：“我从国外回来……发现人们都活在‘别人书写的故事’中。”
不管在哪，音乐家们创作曲子赞颂过去，人们吟唱、背诵。在这里，历史显得比当下更生动、更鲜活，因为我们看不见未来，也无法想象……这让我们不得不往回看。
穆加贝已经失去了控制津巴布韦舆论的能力，这时候，图玛恰好给我们带来了《石头房子》，迷茫的主人公扎玛尼原本被扭曲的意识经历了一次“水解作用”——“我开始与‘别人的历史’中的铁原子接触，打通了我生命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扎玛尼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超越了别人书写的历史，抓住了当下，也因此能够掌握未来”。即便她的动机是扭曲的，扎玛尼依然在努力重塑着残暴统治下支离破碎的家庭，回答着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作禁忌的问题。同时，在21世纪，讲述Gukurahundi大屠杀的故事、承认它是津巴布韦复杂历史中的一部分，正是重建津巴布韦“石头房子”的关键一步。
娜蒂法·穆罕默德（Nadifa Mohamed）在《卫报》上评论了阿伊莎·哈拉纳·阿塔的《萨拉加百井》，她这么写道：
这本小说的一个优点，就是它丰富了“非洲历史”这个概念。电影《黑豹》为了观赏效果而将种族和文化混淆起来，而阿塔则强调常常被忽视的宗教、语言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区别。
阿塔的小说背景是十九世纪沦为殖民地前的加纳，“萨拉加百井”指的是当年在把奴隶卖到塔马利附近的市场上之前用来清洗他们的井。小说讲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故事，它们最终交织在了一起。乌尔切是一位贡贾族公主，她希望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在与达格邦族的阿德南（Adnan）王子政治联姻后，她又找了一个情人。同时，贫穷的少女阿米娜被奴隶贩子突袭，她被迫离开自己在波图的家人。乌尔切后来逃脱了她在萨拉加-科蓬贝（Salaga-Kpembe）没有爱情的婚姻，在科特克拉奇（Kete Krachi）这个城市，她的命运和穷女孩阿米娜有了相交。
奴隶贩子莫罗把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摆在这两个女人面前，但两人一开始都因为他下流的勾当而拒绝了。然而，莫罗的故事也错综复杂，他自己就是奴隶的后裔。即便是德国人，后来与乌尔切擦出爱情火花的赫尔穆特也坚称，殖民其实是一种诚心实意的“交换”。然而阿米娜却经历了悲惨的遭遇，她在奴隶主的眼中“和牛羊、可乐果并无二致”。不过，在小说的结尾，她朝着莫罗在西西比（Sisipe）的农场走去，充满了对新生活、爱和创造的希望。可惜我们都知道，历史依然在一片血腥中抽搐——德国人、英国人和加纳人直到二十世纪，都一直在为土地战斗。
《卫报》最近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声称读者想要的历史小说是“安全地包裹在历史蚕茧中的”。但非洲的历史小说正反其道而行之，从越来越引人不适的角度切入历史，挖掘那些还没有被完全解剖的过去。库玛罗写道：“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历史小说在那些同是社会活动家的作者手中，会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它能帮助我们在当今世界重新审视自己。”
图玛、基马尼、阿塔、欧沃尔和马坎比勇敢探索，共同重铸了那些在肯尼亚、津巴布韦、乌干达、加纳和南非丢失的记忆。通过描述主人公的个人史，这些作者重新夺回了讲述被偷走的非洲历史的权利，也为未来书写历史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Lizzy Attree博士是《页面上的鲜血》（Blood on the Page）的作者，也是诗集《在禁区外思考》（Thinking Outside the Penalty Box）的联合主编。她是Mabati-Cornell Kiswahili非洲文学奖的联合创始人，也是“非洲短篇故事奖”（Short Story Day Africa）的主管之一。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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