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起于一小群人顶着夏日热浪出门跳舞。他们手舞足蹈，汗水浸湿衣衫，从当晚径直跳到了第二天。其间不曾进食或饮水，即便疲态尽显，腿脚也开始肿胀，过了好些天，他们还是那么跳着。后来政府开始干预，但又有数以百计的人加入到了这一狂舞热潮中。
这件事并不是80后们盛赞的那种始于偏僻街头的快闪，也非什么以泥地里打滚告终的狂欢活动。它其实是有史以来最为古怪的流行疫病之一，发生于500年前的夏天，地点为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1518年，在一年最炎热的三个月里，好几百人忽然染上了一种强迫症式的跳舞癖。这种舞蹈活动几乎没完没了——它甚至让围观群众也吓了一跳——部分参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跳到身体垮掉，甚至当场死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性格急躁但颇有才气的物理学家帕拉塞耳修斯（Paracelsus）1530年代的回忆，“斯特拉斯堡的舞蹈瘟疫”始于1518年7月中旬，当时有个孤单的女人走出房门，一连跳了好些天的吉格舞（一种速度很快的舞，跳跃和踢腿等动作较多——译注）。不到一个星期，越来越多的人也被同一种不可抵抗的冲动吸引住了。
主导这座城市的富裕市民阶层并没加入狂欢。例如，作家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在他的道德教育名作《愚人船》（Ship of Fools）里，专门辟有一章来记叙这些跳舞的傻子们。对街头混乱局面感到十分困惑的布兰特和市议员同侪前往咨询当地的医生，依据当时的正统医学知识，他们宣布这场热舞狂潮乃是大脑里“血液过热”（overheated blood）的结果。
议员们实行了他们自认为适当的整治措施——加大跳舞力度！他们下令清空了一处露天谷物市场，征用了各公会的厅堂，还在骡马市场附近建起了舞台。当局相信，只要维持这种疯狂的活动，便能祛除相应的病症，狂热的舞者们因此而被引导到了这些地方。一些富裕市民甚至还雇来号手和鼓手助兴，并花钱让一群“壮汉”来矫正患者们歪歪扭扭、颠三倒四的体态。谷物市场和骡马市场里的人们则冒着烈日不断地跳舞，表现出一种十分魔性的异域风情，就像是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中世纪荷兰画家，擅长以恶魔、半人半兽或机械等意象来表现人类的沉沦和邪恶——译注）画作里所描绘的那般。
城市档案馆里的一首诗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陷入疯狂的人们没日没夜地跳着舞直到失去意识，许多人死去了。”市议会发觉自己捅了篓子，他们又称舞者并非头脑发热，而是受到神的愤怒的惩罚，强令舞者进行苦修和忏悔，并禁止在公共场合播放音乐和跳舞。最后，舞者们又被带到萨韦尔纳城（Saverne）附近山丘上某处充斥着霉烂味的洞穴里，那里有一处祭奠圣维特（St Vitus）的神坛，他们被要求以血淋淋的双脚穿上红色的鞋，并围着一尊木制的圣者雕像转圈。据编年史记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大部分人都不再乱动了。一场流行病就此画下了休止符。
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怪异篇章引出了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何富有的市民们会将加大跳舞力度作为疗治头脑发热的药方？为何这些舞者会被强迫穿上红鞋？有多少人在其中丧生？住在该城附近的某作家估计，大约每天有15人死去，且这种频率至少持续了好一阵，但此说没有得到确证。
我认为，我们可以不无把握地说明导致这一古怪现象的确切原因。一直以来，麦角中毒（ergotism）似乎就是一个颇为有力的解释。潮湿的黑麦上面会生出霉菌，它包含一种名为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的化学物质，人食用了受此污染的黑麦会陷入迷醉，产生可怕的幻觉并且伴有强烈的抽搐。不过，病人日以继夜跳舞的可能性倒是不大。另一不太可靠的解释是，这些舞者是宗教上的颠覆分子。舞者们并非存心想要这样跳舞，这对观察者而言一望即知。在我看来，最可信的一种解释是：斯特拉斯堡的民众患上了群体性精神疾病，其学名为“群体性癔病”（mass hysteria）。
在之前许多个世纪里，莱茵河流域的城镇里还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突发性舞蹈活动，人数规模从几人到几百人不等。在饮用过莱茵河水的商人、朝圣者和士兵当中，流行着各种奇闻异事和都市传说。该地区的文化意识里有一项理念尤其深入人心：圣维特会用强迫跳舞的方式来惩罚罪人。位于斯特拉斯堡下游200英里处的科隆大教堂里有一幅画，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这一诅咒：在圣维特的形象之下，三个男人毫无乐趣地跳着舞，脸上挂着一副完全出离于现实的、迷乱的神情。
这类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一个经典案例是“灵魂附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像是他们的灵魂被某个精灵或神祗接管了一样。美国人类学家艾利卡·布吉尼翁（Erika Bourguignon）曾经谈到过一个在“充满信仰的环境中”长大的人的情形，其中灵魂附体受到了严肃对待。人们会逐渐习惯于进入一种分离（dissociative）的精神状态，正常的意识此时不起作用。1700年代早期以前的欧洲女修道院就不乏这样的情况，修女们嘴唇抽搐、口吐白沫，做出各种奇怪的姿势和动作，爬上树或是学猫叫。她们的行为看起来是诡异的，但是，修女们成长于其中的共同体鼓励她们去反复思索自己的原罪，并沉浸在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状态中。深信魔鬼已侵入自己灵魂的人会自觉进入分离状态，其行为也严格遵循神学家和驱魔人所言的被魔鬼附身者将会做出的各类举动。在这类案例中，灵魂附体状态也会传染到抱有类似神学恐惧的旁观者身上。
这些观察几乎可以现成地运用到1518年发生在斯特拉斯堡的舞蹈狂热上面。圣维特的诅咒正是一种可以使受其影响者进入分离性恍惚状态的超自然信仰。史料记载表明，大部分人很快就接受了圣维特发怒并且开始折磨人这一解释。起初，少数虔信者以及情感上较为脆弱的人相信圣维特正在监视着他们，他们不得不进入一种整天跳舞的入神状态。如果舞蹈狂真的是群体性精神疾病的一个实例，那么我们还可以来看一看，它为何波及到了如此多的人：激发群体性狂热的最大诱因，莫过于议员把舞者赶到城里各大公共场所的决定。大庭广众之下的热舞逐渐影响到其他市民，将其注意力引到了对自身原罪的沉思之上，市民们因而开始觉得自己也可能成为下一批疯狂起舞的人。
1500年代早期的斯特拉斯堡生活，还满足了另一个精神疾病爆发所需的基本条件：根据编年史记载，高度的精神紧张让人们很容易听信各种传言。社会与宗教的纷争、恐怖的新型疾病、农作物歉收以及疯涨的小麦价格导致了广泛的惨状。某史家曾以辛酸而简洁的口吻称1517年“流年不利”。在接下来的夏天里，孤儿、病号和难民再次让深陷绝望的人们雪上加霜。这就构成了一种理想的条件：城里生活困窘的人们开始想像上帝对自己发怒了，圣维特正游走于大街小巷之中。
幸运的是，1518年的舞蹈狂潮是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类似现象。大部分情况下，此类群体性疫病爆发的可能性与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信仰体系的衰落乃是同步的。以此观之，舞蹈狂潮充分地体现出了文化语境的力量对精神痛苦之表达方式的塑造作用。
眼下正值舞蹈狂潮500周年纪念，斯特拉斯堡的圣母院博物馆（Musée de l'Oeuvre Notre-Dame）为此举办了一次展览，电视纪录片也在拍摄当中，法国作家让·特雷（Jean Teulé）的一部小说正计划出版，甚至于有一群DJ也把他们的兴趣小组命名为了“1518”。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要了解我们的大脑在集体恐惧之下能驱使我们做出何等怪事，恐怕没有比舞蹈狂潮更生动的例子了。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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