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给了我自由”:金布克奖得主迈克尔·翁达杰谈《英国病人》

小说《英国病人》在全球畅销,同名电影曾拿下9座奥斯卡小金人,日前更是捧得了分量颇重的金布克奖。获奖之后,迈克尔·翁达杰与《卫报》记者谈了谈这本书对他的影响,以及为何如果自己生活在英国将永远无法写作。

金布克大奖获得者迈克尔·翁达杰(图片来源:Teri Pengilley)

上周日晚,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登上了伦敦皇家节日大厅(Royal Festival Hall)的舞台。他走上领奖台鞠躬,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张纸。“这一切都起始于一位烧伤病人和一位护士的夜间谈话,”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场景发生的地方,也不知道这两个角色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可以将其写成一个简短的小说:对话体、欧洲风格、故事架构宏大。” 

观众笑了,因为这个场景最后被写成了《英国病人》。在三百页的篇幅中,四个性格不同的人在二战末期住进了意大利一家偏僻的修道院;他们相遇、对话(很多是在夜间发生的)、相爱;他们的过去在生动的闪回中呈现,有对战争、爱国主义和偏见的态度,对间谍、探索者、萨福克和埃及沙漠的思考,对旁遮普、多伦多惠仁医院的回忆,还有对拆除炸弹的地道兵的怀念。 

1992年,《英国病人》和巴瑞·恩兹华斯(Barry Unsworth)的《神圣的渴望》共同获得布克奖。此后,《英国病人》一书被翻译成38种语言。1996年,由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执导的同名电影揽获了九项奥斯卡,并在全球收获了231万美元的票房。在上周日结果揭晓之前,金布克50年大奖的短名单里除了翁达杰的《英国病人》,还包括V·S·奈保尔(VS Naipaul)的《自由国度》、佩内洛普·来弗利(Penelope Lively)的《月虎老虎》(Moon Tiger)、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和乔治·桑德斯的《林肯在中阴界》。经过大众投票,《英国病人》最终胜出。 

1996年《英国病人》电影,拉尔夫·费因斯。图片来源:Allstar/Miramax 

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楼上一间可以看到泰晤士河的房间里,翁达杰接受了祝贺,并点了一杯白葡萄酒,他说,“谢谢,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喝。”他有着一张文学界里最容易辨认的面庞:晒黑的面颊,锋利的双眸,头发和胡须都已变白了。他亲切和蔼、反应敏捷、细致体贴,但他也很有防卫意识,冷酷而容易分神。当知道朋友们在楼下等着为他庆祝时,他回答采访的语速越来越快,最后直接停了下来。

这本书出版后经历了又一春。“电影改编已经给这本小说带来过一次繁荣了,那时的影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现在,金布克奖又将当时的情况重演了一遍。就像是一场赛马比赛,你说呢?”他笑着回答。当被问到第一次获得布克奖后,他所收获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时,他说:“自由。那时候我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他全职教书,并“试图写出一本复杂的小说”,这让他很难应付自己的生活。“我以为我撑不下去了。我辞去了工作,只想写完这本书。这是我的赌注。”这次赌博显然不会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

佩内洛普·来弗利当晚早些时候也发表了感言。她说,今年85岁的自己和50多岁写《月虎老虎》的那个自己,已经截然不同了。翁达杰怎么看待写《英国病人》时的那个自己(他自本书出版后再没有重读过)?“我还是喜欢那时的自己。”更有趣的是,他认为自己其他每一本小说都是“一个时间胶囊”。

《英国病人》写作于1985-1992年间,那时的加拿大正在讨论爱国主义和种族融合的问题。“警察之类的人不希望看到锡克人包头巾,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的。”他关心的问题包括:如何把个人从强加的爱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如何重新发现一个人的个性和艺术喜好。这些问题在当下仍然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只不过在如今更严峻许多的政治环境下,反而显得过于理想化了。

1992年,刚刚获得布克奖的迈克尔·翁达杰。图片来源:Richard Baker/In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 

翁达杰很喜欢约翰·伯格(John Berger)说的一句话:“讲述出来的故事永远不会是唯一的故事。”这是我们在道德上必须做到的。尤其是在当下西方的政治环境中,人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观点的多样性,或者假装它们并不存在。“确实如此,伯格说的那句话很有意思,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声明,也是艺术宣言。”

但《英国病人》的结局却不是这样的。当基普(翁达杰称他和加拿大护士的感情是“跨大洲”的)听说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后,他抛下一切回了祖国,这是因为他害怕吗?小说中处处渗透着爱国主义的理念,正如卡米拉·夏姆斯(Kamila Shamsie)评价的那样:“翁达杰的想象力是没有国界的。”

“他们有着无法克服的困难。”翁达杰说,自己在写《英国病人》最后几页时也觉得很伤感。结局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伤感的,尤其是对基普而言,他在核弹爆炸时突然想明白了:“他们永远不会把这样的炸弹扔向白人的国度。”

在上个月出版的《战略之光》(Warlight)中,翁达杰指出,其中从泰晤士河走私灰狗的情节,是纯种狗对它们的“种族蔑视”。书中年轻主角纳森尼尔在皮卡迪利的标准厨房工作,他在这里也遭受着同样的情况。在如今的伦敦餐厅,在翁达杰理想的世界里,甚至在翁达杰自己的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翁达杰出生在斯里兰卡(当时还叫锡兰),有着荷兰、塔米尔和僧伽罗血统。翁达杰的父母以种植茶树为生,他们在他七岁时分居,母亲搬到了英格兰。几十年后,他在《世代相传》中,用幽默又令人心碎的文笔记录了他的父亲因酗酒而孤独去世的过程。

他被混乱、戏剧化但很爱他的大家庭抚养长大。11岁时,他被送去独自参加了历时三周的英格兰航行旅途。直到他给自己长大的孩子们讲这个故事,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才意识到这也许是个独一无二的好故事(这个故事变成了2011年的小说《猫桌上的水手》,主角迈克尔的身上发生了同样的故事)。他在伦敦德威大学(Dulwich College)念书时的昵称就是基普,指的是吃腌鱼(kipper)时在衣服上留下的油渍。

迈克尔·翁达杰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图片来源:Teri Pengilley for the Guardian 

他前几天刚刚在德威大学就《战略之光》开了一场讲座,“我在那里见了三四位自毕业后就没见过面的人。我突然开始收到好几封写给基普的邮件,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在《英国病人》中,基普很喜欢自己的昵称。直到核弹爆炸,他才马上意识到:“我的名字是基帕尔·辛格,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

一个英式的昵称会同样让翁达杰觉得不合群吗?“是有一点奇怪。”但他不记得这个昵称对他有什么影响(“并没有让我觉得受到侮辱”)。尽管他之前说过自己非常不喜欢英国,他现在对待这个问题已经成熟多了。“我上学的时候内心充满了讽刺。现在我意识到这里已经变了,有了不同的规则、价值观和品味。并不是说英国不好,只是我要花时间去接受各种改变,这个世界的改变太快了。”

在《世代相传》一书中,他说自己写作传记的动力是“我小时候脑海中闪过的概念,我忽略了它,也不能够理解”。这也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试图做到的吗?试着去理解他的童年?“是的,我觉得在大部分小说中可能都是这样的。现在回想起来是有这种可能的。也许我已经写够了,我该放过我的童年了。”

他再一次离开,去寻找他的自由。他离开英国去了加拿大,他的哥哥在那里生活,他也离开了大学(哥哥克里斯托弗·翁达杰也是一名作家,同时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慈善家、奥运会雪橇运动员)。我问他在加拿大的写作是否容易,他立即说:“如果留在英国,我可能再也写不出来作品了。50年代的英国很不一样,约翰·济慈(John Keats)是一位诗人,莎士比亚是一位诗人,你要说自己也是一位诗人是需要胆量的。特德·休斯(Ted Hughes)那批诗人还没出现,那是我离开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他在加拿大和年轻的作家们见面。他的出版社很小,并不担心那些读起来像诗歌的小说的销路,出版社更不会担心他的作品质量。他在学校教书,在文学杂志《Brick》做了三十年的编辑,直到去年才卸任。现在他回到英国,被大众冠上了布克奖五十年来最优秀小说作者的盛名。在他的感谢名单中,他列出了那些没被布克奖提名但值得受到关注的作家:J·L·凯尔(JL Carr)、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巴尔巴拉·皮姆(Barbara Pym)、爱丽丝·门罗和萨姆·塞尔文(Samuel Selvon)。他感谢了世界各地的小出版社,也感谢了《英国病人》电影版的导演安东尼·明格拉:“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怀疑他操纵了这次投票的结果。”他的幽默再一次感染了观众。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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