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谈戊戌变法：掌舵的人不知道西方在哪里，却以为自己知道

“戊戌变法是一个西方化的运动，但是主持者是不懂西学的。”在7月8日以“康有为与进化论”为主题的《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新书发布会上，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称，他经过研究发现，戊戌变法的推动者们实际上对西学的理解非常肤浅。

茅海建称，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受到西学影响很深，一般来说有两条证据，一是认为康有为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二是认为他讲西方的民主。但是实际上，康有为对进化论只是知道皮毛，而康、梁等人所说的“民主”则是康有为在“大同三世说”理论基础上的民主，并非卢梭所说的人民主权式的民主。无论是“进化”还是“民主”，戊戌变法的推动者们其实使用着与西学相同的名词，而其涵义却截然不同。

“梁启超不太懂什么叫做民主”

茅海建通过研究了解到，时常激情歌颂“民政”“民权”的梁启超其实并不理解“民主”究竟是什么。

1896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一文，肯定了西方议会制的作用，认为它是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同时说明中国古代就有议院的思想，甚至有相似的议会制度，“其职与西国同”。茅海建说，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古代的议会，是将卿士比附为上议院，称庶人为下议院，梁甚至还说，汉代的谏大夫、博士、议郎等扮演了西方议会制度中议员的角色。在茅海建看来，梁启超对议会制度的理解有断章取义之嫌。

正因如此，梁启超的这篇文章被严复写信进行了严厉批评。严复在信中称，西方的民主胚胎（从希腊罗马开始）使得西方可以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国没有种子，因此无法进入民主政治。梁启超则进一步用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对严复进行了反驳。这一理论是后来著名的“大同三世说”。（注：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造，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的基本概念，待“后圣”来发现的。简单来说就是：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但其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来实现。）梁启超说，历史正是按照“据乱”、“太平”、“升平”三世交替发展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从多君到一君再到无君，虽然美国、法国实行民主制度，但放眼世界，依然是多君的世界，因此不会存在严复所说的因“胚胎”不同而道路不同的情况。而且，梁启超称，各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会严格遵循着“三世”的潮流，不会逆转，如果西方在古代就已经存在民主思想，为何又会倒退回专制呢？茅海建认为，梁启超对其师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抱有极高的理论自信，甚至到了重视理论忽视事实、用理论否定事实的程度。

梁启超还对设立议会持否定态度，认为学校才是开启民智的必经之路。1897年，梁启超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期间他提到，“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而民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权者生于智也”。茅海建提出《论湖南应办之事》体现了梁启超有关“议会”思想的论述，其中，梁启超说，应该用兴办学会的方式，培养那些“品行端方、才识开敏”的绅士，让他们“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议员者过半”。这就是梁启超看到的议会的性质和议员产生的过程。

据此，茅海建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的“民主”思想，实则是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着显著区分。梁启超以少年人的激情和富有感染力的词藻，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报刊极力宣传西学，歌颂“民政”、“民权”，可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实际上对西方民主制度乃至西学都知之甚少。

“康有为误用进化论思想”

如果戊戌变法时，康、梁等人对民主的理解仅为皮毛，那么他们对进化论的知识又如何呢？茅海建看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讲进化论，今天很多人也在讲进化论。但这些人当中，真正看过达尔文著作的非常少。”实际上，1954年达尔文的著作才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出版。

中国人最早接触到进化论的思想应当追溯到1898年，这一年，严复的《天演论》出版了。《天演论》的写作来源是两个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奉者：《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作者赫胥黎和把进化论融入政治和社会学中的斯宾塞。严复在两者思想的基础之上，加上了自己的想法，便有了《天演论》。

康有为阅读此书时，并不认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是“新理”，而是西方人接近或者发现孔子“大同三世说”的多家之言之一。1904年，康有为访问英国时，来到位于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了达尔文、赫胥黎石像，对进化论发表感慨称，“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已与暗合”。他甚至进一步指出，庄子、子思早就在达尔文、赫胥黎之前有了人类起源之说、“天演”之说，中国哲人早了西方人三千年。而实际上，康有为从孔子学说当中的得出的“大同三世说”，和达尔文从自然观察当中获得的物种进化规律实际上只有外形相似，而学理并不相通。据此，茅海建称，康有为用中国的传统经典来解说达尔文、赫胥黎的理论，正说明了他对进化论的不了解。

茅海建花费了一年时间，阅读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作品，并找出康有为著作中102处“进化”的用法，得出的结论是：康有为从字面上理解“进化”一词，在绝大多数语境当中，把“进化”当作“进步”的概念来使用。例如他称据乱世、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又例如他在访问英国时，称孔子学说“最进化、最宜于今世”。而在一百多处“进化”当中，竟然找不出一个与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用法一致的“进化”。由此可见，他实际上并不明确“进化”一词的真正含义。

不少学者认为，康有为受进化论影响很深，他的“大同三世说”“以进化论言三世进化”，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之后的产物。1902年，梁启超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称，“大同三世说”是“进化之理”，不过他却称，这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康有为独立“发明”的产物，没有受到过严复《天演论》的影响。茅海建则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并不是进化论所启迪和催生的。只不过是套用了“进化”之名。“类似于菜已经炒完了，听说那面有胡椒面，味道很好，那就加吧。胡椒还真是外来的。”

“后世研究者错在哪儿？”

茅海建认为，在戊戌变法时，康、梁等人对西学十分不精通，可是，如今却有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康梁等人已经对西学有了深刻理解。茅海建说，这种错误观念可能是来源于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这篇文章时，正在日本横滨学习西学，了解到了霍布斯、卢梭、斯宾塞的一些思想。在这两万字的文章中，梁启超用刚刚学到手的西学知识，把康有为描写为一位无师自通的西学大师。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多次“进化”，却全都是“进步”的意思，和达尔文等人的“进化论”没有过多关系。不仅如此，梁启超赞美康有为虽然“未读一西书”，但却自己冥心孤往，独辟新境，习得了“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进化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的思想，达到了与“今日之欧美”相同的境界。

茅海建看到，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梁启超在思想上与康有为的告别，在这之后，两者的立场就发生了变化，康有为积极保皇、复辟，梁启超则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因此，在这封告别之书中，梁启超把最美的词藻全都用在康有为身上，连连称其为“伟人”。后人看到梁启超这样写，便信以为真。而实际上，梁启超已经在文中明白地写道，康有为没有读过一本西方的书。既然如此，学者们就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康有为受到了西学影响。

在揭示出戊戌变法组织者对西学的不熟悉之后，茅海建进一步说，俄国的彼得一世进行改革之前，曾经派庞大的使团出访西欧，其本人更是曾经实地学习过造船和航海技术；日本明治维新时，派出的岩仓使节团在欧美各国学习了一年多时间。可是在戊戌变法时，“国家的路在往西方走，掌舵的人不知道西方在哪里，他以为他知道”。虽然表面在谈民主、谈进化，与西方是类似的，可是改革者并不知道这些名词的真正内涵。

“我们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真的吗？”茅海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戊戌变法组织者对西学的理解中，他看到，理论研究不应该浮于表面，应当找到精准的刻度，“说什么是什么，千万不要有联想，千万不要有发挥，千万不要有自己的创造”。

如今，康有为的思想又被重新包装，推到大众面前。正如康有为抓住进化论的皮毛进行发挥，“新儒学抓住康有为的一两句话又进行引申，他们的东西我都看不懂。”茅海建看到，即使到了今天，还是有一些学者“说话做事都太康有为了”，如果说这类研究对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研究有什么帮助，茅海建称，或许不研究是最有帮助的。

本文写作参考了：

茅海建：梁启超究竟有着怎样的“民主”思想？

茅海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以及7月8日首都图书馆“康有为与进化论”——《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新书发布会茅海建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