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树医院（Maytree）位于伦敦的芬斯伯里公园（Finsbury Park）。这里有四间病房，病人的轮转很快。作为一间自杀看护中心，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为陷入危机的人提供短暂的家园。病人只能入住四天五夜，在这段时间，他们可以与志愿者和同伴畅所欲言。他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倾诉。没有人会评判他们，这里也并没有临床治疗的气氛。
现在有大约150位志愿者在五月树工作。摄影师丹尼尔·里根（Daniel Regan）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摄影作品和展览《我想活下去》（I Want to Live）记录了这里的人和故事。
里根在2014年第一次接触到五月树。当时他状态很差，想要寻求帮助。虽然他并没有正式入住，但他一直记得与五月树邮件交谈时体会到的善意。一年后，他再次联系五月树，希望能够成为志愿者。他的情况并不特殊，这里的许多志愿者都有过自杀的行为或念头。
过去十五年多，里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他对精神健康的体会。在五月树，他首先是一名志愿者，然后才是一名摄影师。在他加入五月树一年后，他决定和五月树的院长娜塔莉·霍沃斯（Natalie Howarth）合作一个项目。
五月树和这个展览的首要目标是消除围绕自杀这个话题的忌讳。“重要的是要大家了解，产生自杀念头和实际计划自杀这两个阶段是有区别的。”里根解释道，“在人们进一步行动之前，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支持他们倾诉自杀的想法。听别人倾诉自杀想法并不是一件易事，但倾诉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减轻其中的羞耻感，我们才能够处理这些想法背后隐藏的问题。”
《我想活下去》包含了这家自杀看护中心内拍摄的照片，也有志愿者的肖像以及采访。“出于保密和伦理的原因，我不会在有病人入住的时候拍照，而是在他们离开后才会进行拍摄。”里根告诉我。作为志愿者，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打扫整理房间，并为下一位客人的到来做好准备。
“我和一个人分别，希望他们能继续生活下去，接着下一个人来寻求我的帮助。这个循环会一直延续，而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人的过渡过程。”他说，“我总是很自豪，因为我会把房间整理地非常漂亮，因为我希望病人们住在这里的时候能感到安全。”他遇到的病人都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拍摄的主体并不是人物本身。他通过随身物件、触碰过的东西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如果没有志愿者的照片，那里根书中呈现的五月树就和其他疗养院没什么区别了。在遇到严重的危机时，我们在平凡的世界中也能寻得诗意，而日常生活的仪式感能让我们获得安全感。十年前，我曾因为强迫症住院，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任何一次精神治疗的疗程，而是每天晚上医生离开后，我和好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吃全麦饼干和花生酱的时光。《我想活下去》呈现的就是这样的时刻。
“五月树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永远不会为倾诉自己遇到的困难而感到羞耻。”里根承认，“在五月树，我们并不是要治疗病人，而是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倾诉危机的地方。尽管过程中我们也会不好受，但我们希望他们活下去的原因是他们自己想活下去，而不是我们想让他们活下去。能够有荣幸帮助他们度过自杀危机是我的动力，也因为我曾有过同样的经历。”
《我想活下去》展览刚刚在自由空间项目（Free Space Project）开幕，持续到10月12日。
迈克尔：
“我是做工程和研究的。现在，我很喜欢回想我是怎么神经错乱的，回想那时候大脑的运作过程，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有自杀倾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触发因素。有些人只需要一个，我需要几个，不过一旦你有了这种倾向……”
“第一次听到‘五月树’的时候，我正在入院接受观察。当时我在伦敦恩菲尔德区（Enfield）的切斯农场医院，桌子周围有四个人在闲聊，其中两位都去过五月树。那是2005年。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其中一位女性建议我去五月树。”
“五月树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记得当时我状态不好，真的很不好。我不能做饭，自己几乎不能完成任何事情，我本来很喜欢煮粥的。我到五月树的第一天，迈克尔给我煮了粥……就是这一件小事，让我感觉很好。”
“当我的情况有所好转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在五月树做志愿者。我觉得自己对五月树有一种忠诚感，去那里让我觉得安心。有时这里的工作会让我觉得有点挑战性，但我并不觉得无法忍受。不过，谁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呢。”
科瓦比那：
“一开始在五月树做志愿者时，我还在念社会工作专业。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所以毕业后，我还是继续做志愿者。”
“有很多人试图自杀。我不是要拯救他们，而是试着帮助他们。我给他们提供不同的视角，让他们能够认清面对的困难。从某种程度来说，我确实觉得我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即使只是帮助他们踏上恢复的过程。人们能够给五月树打电话寻求帮助，这本身就体现了他们内心的强大。他们知道自己的状态，也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我认识受到抑郁症影响的家庭和朋友，这也让我对留在这里有更深刻的体会。在五月树，一切事情都很简单，就是聊天，让病人们表达他们的情绪。但这样的帮助也是非常有效的。每一次我来做志愿者工作，都像是第一次来一样，因为每一次的情况都是新鲜的，不同的。我们和病人的联系虽然短暂，但却有意义。正因为接触时间不长，所以他们能够更轻松地倾诉。我认为这对他们真诚地宣泄情感是有帮助的。”
瓦尔：
“我出生在伯明翰，十岁时和家人一起搬家。六个月后，我母亲和我的弟弟妹妹去世了。我们的房子因为煤气泄漏而爆炸。我们在那里没住多久。我继续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搬回了伯明翰和亲戚们住在一起。我的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对我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反而有一种吸引力。我真的认为，如果我死了我就能和母亲、弟弟妹妹再次团聚。我从来没有被这样的想法吓到。”
“我上大学的时候知道了五月树。我朋友的一个姐姐在那里做志愿者。她提起自杀看护中心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的想法是，总有一天我会需要去这样一个地方的。那时我想，我或许会去那里做志愿者，或许会成为一个病人。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看过它们的官网，但我一直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五月树是一个适合我的地方，因为我能够倾听别人的黑暗故事。我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进行这样的对话，这让我觉得更有动力。我不觉得在五月树工作会让我压抑，反而会有一点安慰。这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已经在这里工作十年了，说明这里确实让我感到舒适。即使和你对话的人心情不好，但五月树也能给人以安全感。这里是我知道的最有人性的地方了。”
“志愿者的工作就是帮助任何人。你的任务就是陪伴和倾听。你不用说正确的事情，也不用解决任何问题，更不用假装有趣或幽默。你需要在那里陪着他们，倾听他们。这听上去简单，但人们通常会觉得很难。走进五月树，你就会有一次真实的人的体验。这正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我喜欢倾听别人的故事。我喜欢在厨房里和他们见面，有时甚至不知道病人或者志愿者是什么样的人。我每一次工作并不会预设会听到特别的故事，让故事和对话自然地发展，这是真正的真诚。”
安吉拉：
“我接受了几年的临床心理治疗，听说了五月树这个地方。那时我自己也经历了几次自杀危机，正在康复的过程中。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精神健康作斗争。我的心理咨询师是唯一一个在工作之外，还关心过我的人。我辗转了不同的精神健康中心，总是有不同的诊断，要吃不同的药物，接受不同的治疗。我在医院里进进出出。我会健康一段时间，然后反复回到糟糕的状态。这么久以来，她是第一个认真听我倾诉的人。”
“2006年底，我开始做志愿者。那时候还和现在不太一样，没有这么忙。彼时我在慈善机构Mind工作，同时在上一门计算机课，作为我自己恢复过程的一部分。我说想去做一点志愿者工作，他们提到了五月树。我喜欢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它是长期的一对一过程。五月树的重点在于倾听，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从过去学习到了这一点。”
“我从来没想到过，做了一段时间的志愿者后，我会正式在五月树工作。我很庆幸能够担任现在的角色，有时候我甚至会掐掐自己来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参与了BBC的纪录片拍摄，见到了著名记者特雷弗·麦克唐纳（Trevor McDonald），还见到了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我不会介绍自己是高级统筹，而是介绍自己名叫安吉拉，是五月树的一员。我并不把自己当作领导。志愿者、工作人员、行政人员，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活到40岁。我也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我很自豪。”
本：
“2013年我住进了五月树，那时这里是我的暂居点，我只是在等待新的心理咨询师。如果没有五月树，如果我没有住进过精神病医院，我也不会有今天。让我出现精神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工作，不过还有感情破裂、健康原因，还有家人的生病。我也开始在心理治疗中提到我父亲的自杀，而当时的我完全无能为力。这些事让我无所适从。”
“我住进五月树的时候，那里还有另一个病人。我们同一天入住，同一天离开。我们的年龄也只差了六个月。我们有着不同的背景，但核心都是严重的抑郁，还好有志愿者在。我们一起打牌，在花园里晒太阳。即使我们都有自杀倾向，但我们也能谈论足球，也能因为打牌而开心地笑出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况变好了，但在五月树，我们仍然能够有笑一笑的机会。”
“我和志愿者聊天，也和其他病人聊天。我们和志愿者之间好像建立起了一种友情。我们很快就可以自由而真诚地对话，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帮助。这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图片均由丹尼尔·里根（Daniel Regan）拍摄。
翻译：李思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