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正在为上世纪90年代还债。在过去的几年里，电视连续剧和电影一遍遍地重温着玛西亚·克拉克（Marcia Clark）、坦雅·哈丁（Tonya Harding）、安尼塔·希尔（Anita Hill）的人生经历，其故事叙述中的论调也有所改变。另外，一部关于劳瑞娜·波比特（Lorena Bobbitt）的新剧即将播出，向人们展示这位美国妻子为丈夫“断根”背后的故事。美国资深电视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和马特·劳尔（Matt Lauer）是1990年代美国新闻业的顶梁柱，近年来相继因为性骚扰丑闻被停职。在#MeToo浪潮的席卷之下，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也回忆起当年媒体和权贵人物施压给她带来的创伤。
艾莉森·亚罗（Allison Yarrow）在新书《90年代的荡妇：媒体、文化，以及男女平等的落空》（90s Bitch: Media, Culture,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Gender Equality）中的言辞可谓是咄咄逼人。这本书带着更高的警觉回溯了上世纪末的十年，关注当时的性别主义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歧视。亚罗选择从90年代切入，据她所说，是因为当时人们以为女权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争取到的领地能继续扩张，然而事与愿违，90年代让许多人的希望落空了。当时的媒体贬低那些寻求影响力的女性，不管是在维密的店里，还是在时尚杂志中，消费主义总是披上女性赋权的外衣。“90年代富有开拓性的先锋女性在当时那个充斥着性别歧视的社会处处受到刁难，”亚罗在书中写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们在我们记忆中的形象是荡妇，而不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特朗普上台以来，陆续有一系列书籍出版，主角都是那些敢于挑战权力、面对敌意的女性，其中包括米歇尔·迪恩（Michelle Dean）《夏普》（Sharp）中20世纪中叶的女性知识分子，安妮·海伦·皮特森（Anne Helen Peterson）《肥胖、放荡、聒噪》（Too Fat, Too Slutty, Too Loud）中最近八九年来的流行文化符号，还有布里特尼·库珀的《雄辩的愤怒》（Eloquent Rage）中的当代黑人女性。《90年代的荡妇》则是最新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和其他一系列作品一样，把过去这些年由于性别引起的问题摆到了台前——比如一个人身居总统候选人的位置，竟把自己的对手唤作“下流的女人”（Nasty Woman）；企业纷纷亮出“女性赋权”作为营销噱头；一群男人认为女性配偶对自己“床上罢工”有失公正，因而威胁相向——这些问题都由来已久。
亚罗认为，90年代是最重要的爆发点。“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就诋毁她们、对她们进行性骚扰，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办公室，总认为女性只不过是满足性欲的工具，”亚罗在书中写道，“很大程度上，这种想法在90年代几乎无处不在，而且被人们广泛接受。”90年代为我们这个时代拉开了序幕，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书写更美好的未来，就必须准确地记述这一段历史。
1990年代的运动家确实取得了不少进步。在那十年里，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势头正猛。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法案》。在那段时期，美国任命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第一位女性总检察长，参议院里也有了第一位黑人女性的身影，美国人民见证了许多政治上的里程碑。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的鲁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跻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久便出力推翻了当时的歧视性法律。在那个年代，女性统治着流行文化，莉莉丝音乐节（Lilith Fair）挤满了观众，人们纷纷想要一睹其全女性阵容；百老汇剧场里，《阴道独白》登台演出，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的这部话剧剖析了女性和自己身体的关系，把禁忌砸得粉碎。即便是在小说界，也随处可见女强人：墨菲·布朗（Murphy Brown）、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以及《单身族》中的卡迪加·詹姆斯（Khadijah James）……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亚罗虽然肯定了这些年来的成就，却也坚持认为：只要人们稍微仔细地审视历史，一定能看出，那十年里，两性平等绝对称不上有什么进步。在那个年代，出现了一波勇于进入公共视域，并且占据一席之地的女性，然而，不管她们最后成了政客、演员，还是运动员，性别歧视都尾随着她们，阴魂不散。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即便是坐上了美国最有权势的高椅，也还是享受不到这个头衔给自己带来的尊严。政府官员曾描述过，当时人们见到这位国务卿，也只会唤她做马德琳。“要是国务卿是个男的，这种事你想都不敢想。”美剧《90210》里的角色布伦达·沃尔什惹恼了一群激动的黑粉，于是他们便捣鼓出一些写着“我讨厌布伦达”的装饰配件，还写了一篇刻薄的新闻稿来对付她。布兰卡在剧中名声败坏，而她“贱货”的人设甚至让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莎侬·多赫提（Shannen Doherty）也受到了牵连。获得格莱美大奖的宝拉·寇尔（Paula Cole）时不时会被人们提起，然而她受到关注更多是因为她没有剃毛的腋窝，而不是音乐作品。很显然，女人身上的体毛要是被看见了，那她便成了个怪人，会变成一个在《今日夜现场》里面被嘲笑的梗。杰·雷诺（Jay Leno）甚至做了一只宝拉·寇尔玩偶，腋窝能够旋转——好让这位主持人拿来擦鞋。
想要取得进步，先决条件是得搞出一个大新闻。在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 Simpson）杀妻案之后，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被提上议事日程，不论是求助还是捐款都大量涌现。安尼塔·希尔在一个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参议院委员会面前作证控诉前雇主、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对自己有性骚扰行为，然而媒体对她却并不友善——新闻界专家大卫·布鲁克（David Brock）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称这个法学教授“有点古怪，又有点放荡”。尽管如此，希尔的故事还是激励了许多女性参与竞选、谋取公职。1992年，在美国政治领域成功当选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也正是在这个“女性之年”，美国女性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在听证会随后的六年里，美国同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收到的关于性骚扰的指控数量几乎翻了三番。
记者们总是没法想象，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同时拥有犯罪者和受害者两重身份，也无法理解后者如何一步步走向前者。美国女子团体TLC成员丽莎·洛佩兹（Lisa Lopes）对长久以来的家暴忍无可忍，于是把男友的房子一把火烧了。但无论是《亚特兰大宪政报》还是《芝加哥论坛报》，各大媒体都把这个事件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故事，洛佩斯在里面的角色是绝对的坏人，而她的男友、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运动员安德烈·里森（Andre Rison）则是纯粹的受害者。即便记者会提到里森曾虐待洛佩兹，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滚石》的人物特写描述了这个“灾难性的夜晚”——“在一场猛烈的恋人间的争吵后”，洛佩兹点着了男友的房子。
还有劳瑞娜·波比特（Lorena Bobbitt），她的故事在事发后好几个月里都为大众新闻、娱乐小报和深夜电视节目提供了猛料。当波比特因为切断丈夫的阴茎被控人身攻击罪时，媒体确实也传达了她反复被丈夫强奸和虐待的信息，但记者们在报道这个残忍的案件时，言语毫无严肃可言。新闻报道的笔法耸人听闻：一个厌恶男性的女人歇斯底里地挥着一把十二英寸长的厨刀向丈夫砍去。亚罗痛心疾首：“媒体总不能就事论事，而是把强奸、性骚扰和搞笑的断根悲剧混为一谈。”
暴女（Riot Grrrl）无疑是1990年代最激进、狂怒的女权主义运动，然而最终它的核心信念也逃不过稀释在时代中的结局。大多数女性了解到暴女运动，大多是通过其衍生物，即辣妹组合所拥护的“女孩力量”概念，对那些真正创造这个词语的地下女权主义者则所知甚少。在华盛顿奥林匹亚地区，一群女性聚集到一起，讨论朋克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暴女运动由此被点燃。参与到这个运动中的音乐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发展出另一种看待女性的视角——非暴力、反消费主义，以及颂扬女性。像是Bikini Kill、Heavens和Betsy这样的乐队都在歌词中提到了饮食失调、性暴力等问题，可以称得上是给大众上了一堂健康课。然而随着暴女运动影响范围的扩大，其革命本质也逐渐褪色。“最终，这场运动已经称不上是一次反叛，”亚罗总结说，“而是演化为一次火力全开的购物狂潮。”
女性力量描绘了独立女性和互助姊妹情的画面，与此同时，一些不那么值得尊敬的理念也涌现出来。在那个年代，《野性女孩》（Girls Gone Wild）这样的黄色杂志登上了荧幕，也让巴西式除毛成了时尚人士的社交必备礼仪；女孩们开始渴望拥有一个“美国女孩娃娃”，或者是一套Limited Too品牌的衣装。这些公司售卖的不仅是产品，还有这样一种观念：引起男人的性欲也是女性的一种权力，女人要是买到了“对的东西”，就能塑造自尊。据说丁字裤和上托型文胸就能给人带来这样一种性满足和性自主的感觉。青少年杂志为服饰做营销时，也主推其赋权的意义。不管是对这些产品，还是对背后更深远的理念，许多妇女和年轻女孩都十分买账。
1990年代，媒体大佬们都辩解说，自己只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传播的信息打一开始就设定了媒介议程，为公众的偏好和规范奠定了基础。整个90年代，对妇女拳脚相向的情节普遍存在，“危险中的女性”几乎成了一种主流的电影流派。
而今，观众被荧幕上的女性形象惹怒时，学会了大声说出来。面对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玩具、衣服和广告，消费者也能够给企业施压，并令其撤回产品。看到带有厌女情绪的作品，不管是露骨的憎恶还是微妙的流露，许多作家都能立即指出，而他们的批评往往会刊载在全国口碑最好的刊物上。女权主义有着反叛的精神，也具备相应的才智。他们为一本带有性别歧视的童书起草了一个全新的版本，还将一位总统候选人口中贬低女性的话放进了一套精美的“女人纸牌”中。一些女性角色个性中带有极强的意志力，她们身上那股猛劲已经吸引了不少观众，就像《大城小妞》中的伊兰娜·怀克斯勒（Ilana Wexler）和《逍遥法外》中的安娜丽丝·基廷（Annalise Keating）一样。这也表明具有多面性的女性角色，即便从严格意义上不算“讨人喜欢”，但也能吊足观众的胃口。
对女性角色复杂故事线的追求向过去延伸，1990年代的往事成了影视片叙事的焦点。2017年的电影《我，花样女王》展现了坦娅·哈丁身体和情感上遭受的虐待。然而，电影也并没有把她描绘成一个单纯的受害者。当年的媒体曾经不厌其烦，对玛西亚·克拉克的发型和短裙大肆渲染，并口口声声说她并非善类。然而，从《美国犯罪故事》第一集中，观众对她开始有所改观，这个曾经被看作是毁谤他人名誉的公诉人成了人们眼中的女权斗士。这些对杰出女性的重新评价，也补充了90年代原始报道的版本中不具备的深度和复杂性。
然而，真正预示着巨变的是一个被取消的拍摄计划。《美国犯罪故事》第四季将一本讲述了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的作品纳入选择范围。据报道，这个拍摄计划被搁置了。该片的制片人莱恩·墨菲（Ryan Mruphy）认为，如果没有莱温斯基的支持，他们没有权利去深挖这段往事。有一次墨菲偶遇了莱温斯基，他对她说：“如果你想要和我一起创造这部剧，我乐意之至。但你应该充当制作人，我们赚的钱应该都归你。”前总统克林顿是怎么想的，在中间这几十年里已经不重要了。墨菲的这个决定也表明，我们正在从1990年代吸取经验：几十年来，女人在大家眼中只不过是妓女、荡妇，是人们取笑和羞辱的对象，但她们都值得成为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和创作者。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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