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

我已经快30岁了。几年前，我就做好了决定，要在30岁的时候生孩子。不断逼近的截止日期对我产生了真实的影响，我开始挑选适合孩子居住的公寓（“万一我们得住好几年呢”），也跟朋友说了自己的计划（“你现在就开始尝试了吗？”他们会困惑地这样问道）。

设定一个截止日期，让我期待生育的快乐，也让我进行了很多自我约束。多年的避孕经历之后，我很害怕怀孕。但我也隐隐期待着，孩子乳白色的唾沫沾到我的T恤上，小小的手指拨弄着我的头发。

对我来说，生或不生并不完全是个人选择。虽然我身边并没有这种氛围——我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孩子，短期内也都不会生孩子。所有像我一样来到纽约打拼的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但是我的爱人年纪稍长，他的朋友都结婚生子了，他也希望过上朋友那样的生活。我无法选择，因为我们是完全意外地坠入了爱河；但我也可以选择，选择去爱一个不指望我生孩子的人。

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第二种情况，我不想去想那么多“如果”——如果我不生孩子的话，就能不受那么多创伤、不遭那么多罪。在目前状况下，生孩子似乎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决定。

备孕过程中，我花了一个月时间读了很多新书，都是关于要不要生孩子的，书中列出了我将会遭受到的一切痛苦，也说明了我得为此舍弃些什么。可能正是因为过去考虑得不够充分，这一个月对我来说是一次精神上的打击。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女人主动选择不生孩子绝非易事。过去，女性只要和男性发生性关系，怀孕在生理上就很难避免；现代社会让女性有选择权了，但是这个选择依旧艰难，一面是生育的痛苦，一面又是母性的期待。

梅根·奥康奈尔（Meaghan O'Connell）的回忆录《意外怀孕到拥有一切》（Now We Have Everything: On Motherhood Before I Was Ready）读来很残忍，又有些心酸。她在书中写道：“我们原来根本不想要孩子。孩子就是个意外，是个错误。”但是后来她的态度转变了，“直到最近，我开始想象自己怀孕的样子了，穿着睡袍，大着肚子。这就像是一个笑话慢慢变得真诚了。”

奥康奈尔的书从她28岁刚刚订婚开始写起，记录了她怀孕的全过程，还有她当母亲的第一年。她和未婚夫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组建家庭，至少几年内都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她怀孕了，她想留下这个孩子。尽管面对着纽约高昂的房租和自己的职业要求，她也并不想用这些压力来测试自己的生育欲望，“我对这个孩子最真实的感觉就在于我想留下它的那一刻。”她怀孕了，她想要这个孩子，于是做出了生下它的决定。

很多人可能并没有那么清晰的一瞬间，选择却依然存在。现在的女性可以使用节育环、避孕药、避孕套，甚至可以堕胎，人们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谨慎来思考自己的选择。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强烈的生育欲望，也并不强烈地反感要孩子，那么她应该如何做决定呢？

希拉·海蒂（Sheila Heti）的实验性新作，自传体小说《为人母》（Motherhood）中，主人公要写一本关于决定的书，试图通过写作帮助自己做出决定。她应该要个孩子吗？还是应该保持现状？她快要40岁了，和男朋友生活在一起，男朋友在上一段关系中有个女儿，女儿跟了妈妈。她的朋友们也都开始组建家庭，她听那些朋友说，为人母给予了她们更深刻的洞察力，但也有人说母亲的身份夺走了她们本该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人说当了母亲之后工作状态更好了，但也有人说工作跌入了空前的谷底。她在想，她是不是也应该要个孩子，体验一下为人父母的深刻感情？她是不是不应该要孩子，把这份深刻的感情放在别的地方？

为了引导想法的继续，主人公受《易经》启发，采用了一种丢硬币的方式。她先问一个“是”或“否”的问题，然后掷三次硬币：正面是“是”，反面是“否”，三局两胜。这种方法非常随机，经常会得出她并不想要的答案。她期待的答案，很容易想到的答案，统统都被硬币否决了，这迫使她只能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本书很有吸引力，但也挺让人愤怒的。《Slate》杂志的维拉·帕斯金就写过一篇尖锐的书评，她说海蒂在《为人母》中所采用的写作方法本身就是一种专断的限制，这恰恰说明了更具体的限制——生孩子，可能会给海蒂的写作带来益处而不是损耗。

但在海蒂的书中，主人公考虑过的所有思路都离生育越来越远。有一次，主人公去做了生育能力测试，结果表明她仍具备生育能力，她十分失望。从古至今，不孕是女性选择要孩子的一大障碍，到现在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如果选择了要孩子，你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会流产；要么你根本就无法受孕。作家劳拉·特纳（Laura Turner）最近在Catapult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过去经历的三次流产，而她现在又怀孕了，她虽然决定了要孩子，但是她的身体状况永远无法实现这个愿望，这种悲伤和恐惧令人窒息。虽然现在也有很多不孕治疗手段，但是有些人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更多的人则根本无法担负起治疗的费用。对于想要领养的人来说，领养也很费钱、费时、费力。

“我希望听到的结果是我不能生育，”海蒂写道，“这样我就可以解脱了，我不必再做任何决定。”

海蒂和奥康奈尔这两本书都像是在谈话，甚至有的时候像是这两个人在对话。她们都在考虑要不要孩子，并且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这种对谈并不处在舒适区，或许也正因如此，我们平时才很少谈到这些话题。

《Slate》杂志上，写海蒂《为人母》的那篇书评中，帕金斯这样说道：“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母亲、生育和母性的新书出版了，为什么人们还是会觉得没有这样的书呢?”文章中，她引用了一些之前的文学作品，包括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开创性著作《一生的工作》（A Life's Work），她还推荐了很多指导类的书和母亲的回忆录。但是在生完孩子之后，她意识到，“还是存在着很严重的沟通不畅：没有人告诉过我，真正地告诉我”，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今年春天，关于生育的文学书籍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纽约时尚网站The Cut就这个话题做了一个月的专题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尽管饱受争议，但这一波女性自白文章的浪潮推动了Jezebel和xoJane等女性数字媒体网站的发展，这些网站也反哺了女性写作，让作家和读者都相信，女性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可能成为反思写作的素材，不论它有多么怪异、多么讨厌、多么尴尬、多么平庸。这也使得过去的美丽谎言被一一戳破，一旦你知道了自己有可能会在分娩过程中拉屎，就再难拥有无知的幸福了。

此外，2018年，是否要生孩子这个问题又陷入了新的紧迫。我们对人口爆炸和气候变化的担忧已经持续几十年，但是特朗普当选后，我听到有左翼女性作家议论说，他的当选动摇了自己生孩子的决心。谁会把一个无辜的孩子带进特朗普治下的这个美国地狱呢？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在新书《母亲：爱与残忍》（Mothers: An Essay on Love and Cruelty）中指出，我们的选择范围其实受到了各种因素的严格限制，比如地域、种族、公民权利还有社会经济阶层。对于欧美国家的中产或上流社会女性来说，有效的节育措施和合法堕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得多；在历史上，她们的孩子也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有可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相反，美国的女性黑人奴隶则没有资源可以避孕；她们还特别容易被强奸，尤其是被她们的白人奴隶主强奸。但是她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生孩子——如果把孩子生下来，孩子非但没有完整的家庭，还要面对奴役、艰苦的劳作和折磨。托妮·莫里森的《宠儿》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母亲杀了自己的孩子，并非出于残忍，而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她无法忍受让自己的孩子过上被铁链束缚的生活。罗斯在书中写道，莫里森“是在告诉白人读者……在一个非人道的世界里，母亲只有在历史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母亲，否则她可能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白人女性主义者一直把生孩子视为一种令人窒息的要求；选择对她们而言意味着选择不生。而对于黑人女性来说，选择则意味着选择成为母亲，而不是被死亡、奴役、强制绝育剥夺生育的权利，她们还得为了生计被迫在外工作（有时甚至得去照顾白人女性的孩子）。纵观美国历史，白人妇女和儿童的发展是以牺牲有色人种妇女和儿童为代价的。对于白人母亲和孩子来说，这个世界可能看起来越来越不友好，但这只是因为长期以来非白人母亲和孩子受到了更加不友好的对待。

如果我们仍然想要孩子，这是否太自私了？这一观点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刻板印象，人们总是认为没有子女的女性太过自我中心，不愿关心其他人。事实上，这种论断认为，在没有征得孩子同意的情况下就把他们带进这个世界，是把我们的生殖冲动强加在无辜者的身上。海蒂和罗斯都提出过这个论点，但从来没有真正去深入探究过。

罗斯在书中写道：“我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许这个问题有些令人愤慨：谁更爱孩子？是母亲还是无子女女性？是有孩子的人还是没有孩子的人？”罗斯自己认为是没有孩子的人，她引用了法国哲学家米歇·翁福雷的话，“父母是多么天真、愚蠢而目光短浅啊。他们那么喜欢痛苦、匮乏、贫穷和衰老，甚至喜欢痛苦喜欢到想要把它传给后代？”

罗斯没有正面解决她提出的问题，甚至没有为有孩子的人说话。但是我对这个问题本身并不信服：有些人可能确实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过，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心存感激。把这两个群体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是毫无意义的。

中产阶级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我们对父母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积蓄，买不起宽敞的房子，付不起大学的学费，吃不起有机食品，我们怎么敢生孩子呢？这种暗示用心险恶，几十年来，它一直被政治所利用，用来针对贫困的母亲。渐渐地，大部分中产阶级也开始不敢生孩子了。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强制规定了带薪产假，但是美国没有，照顾孩子的费用也完全由父母承担，至少要等到孩子长大到可以上公立学校了，才能得到一些福利。

“现实世界的残酷让母亲更加难以满足这些要求，但是人们却从未停止过对母亲的理想化，甚至加剧了这种理想化。”罗斯在书中写道。我们希望母亲能够投注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养育一个完美的、被爱包围的孩子；但同时，我们又希望她们能赚到足够多的钱，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可以独立抚养孩子长大。这种矛盾的想法是难以接受的。生孩子意味着要同时完成两倍于自己的任务，并且所有的任务都要完美达成，这一点很难引起年轻女性的兴趣。

倡导人们生孩子的一种方式就是掩盖它对女性的真正要求。在怀孕之前，奥康奈尔关于怀孕和生育的认知都来自光鲜亮丽的Instagram账户，照片中怀孕的女性都是身材苗条，只有肚子上小小地凸起了一块，母亲的形象则是在优雅的制作手工果酱，孩子穿戴整齐，微笑着站在一边。但是在自己怀孕期间，奥康奈尔感受到的却是腹胀和痛苦。她的自然分娩计划也由于难产而破碎了。生产过后，她并没有像麦当娜一样容光焕发地带着孩子出场，反而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奥康奈尔并不担心让女性知道真相，了解怀孕时的身体压力，分娩时的剧烈疼痛，抚养孩子时深深的恐惧。她说剖腹产手术就像是“有人在把你的所有器官都往外拉，但是你感觉不到疼痛。”生产之后，她又一直害怕儿子会死，“我以前不知道，父母说要‘看一眼’他们的孩子，其实是要看一眼孩子有没有死。”

奥康奈尔的书也揭露了很多小秘密，仿佛在这本书的粉色封面背后，有一只长着尖牙的复活节彩蛋在冲我们毒辣辣地眨眼。安吉拉·加贝斯（Angela Garbes）的《像母亲一样：女性主义视角下，怀孕背后的文化与科学》（Like a Mother: a Feminist Journey Through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Pregnancy）也是一本这样的书。加贝斯通过当代医学和时下流行的生育文学的视角，记录下了自己的怀孕过程，其恐怖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加贝斯在书中写道，约三分之一的母亲会在分娩时骨盆底受伤，这可能导致阴道脱垂、尿失禁和性交疼痛等症状（我读到这里立刻开始在沙发上做起了凯格尔运动。注：凯格尔运动是怀孕女性的处方指定运动，用来让骨盆底做好准备）。

加贝斯还描述了很多她亲身经历过的疼痛时刻，比如产后的第一次排便，那种痛苦非常折磨人，她整个人都在发抖。最后她让丈夫看着她的屁股，确保她的内脏没有滑落出来。

人们往往会向女人隐瞒这一点，欺骗我们去繁衍后代，这看起来残忍而又没有必要。

一旦女性怀孕了，还会遇到更多的欺骗。加贝斯看过大量的孕期建议，很多要求相互矛盾，显得十分荒唐可笑。她在得知自己怀孕时非常意外，因为她才刚刚从流产中恢复过来，完全没有想到会在当月怀孕。于是她开始疯狂地在谷歌上搜索，她前一晚喝的一点鸡尾酒会不会对肚子里的孩子造成伤害。她先是在一个名为“孕期完全指导”的网站上读到“稳妥起见，不要沾酒。”然后她又在同一个网站上看到，“如果你在发现怀孕的前几天喝了一夜大酒，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要担心。”

“哈？什么？”她心想，“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这些孕期指南每一条都说得斩钉截铁，却又互相矛盾，好像有点科学根据，却又笼罩着一层以太的神秘。”如果一整夜的豪饮都不会伤害孩子的话，那种说为了孩子好，连一杯玛格丽特都不喝的推脱就似乎有些荒谬了。

这些限制无论有多么夸张和武断，都会给一些女性带来安慰。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无数艰难的选择，至少“不准喝龙舌兰”这个决定已经做好了，清晰明确，毫无歧义。奥康奈尔回忆说，她有一段时间热切地从育儿书籍、网络论坛和同龄人那里获取母乳喂养的信息。她并不想知道母乳喂养是否正确，她只是记下了母乳喂养需要用到的东西（吸奶器、乳头霜、哺乳顾问的号码），然后照着做就行了。“被确切地告知要做什么，真的是一种解脱。”奥康奈尔说。

然而，当她开始纠结是否应该母乳喂养的时候，那些清晰的指导方针就不再是纯粹的好东西了。对于那些无法进行母乳喂养的女性，结果会更糟糕，这会给她们带来失败感和羞愧感。这几本书都体现了怀孕和生育过程中的矛盾：选择过多是种负担，而没有选择也是种负担。

第三次咨询结束后，我又一次提出了关于生孩子的焦虑，我的心理医生指出，我在谈论怀孕的时候，言语间全是恐惧。她问我，我真的想要孩子吗？对我来说，答案很清楚，“我都想要，我想怀孕，想生个孩子，也想做母亲。但或许我不想。”我有选择恐惧症。

这些书里的母亲和没有生孩子的女性也感受到了同样的矛盾。阿拉姆在《另一种母亲》的结尾写道，“丽贝卡什么都想要。她想要出名，也想要不被打扰。她想要和孩子们在一起，也想要和工作在一起……她什么都想要，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决定在30岁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母亲的过世，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她的死因。她在44岁时得了主动脉夹层，这是一种与结缔组织紊乱有关的疾病，类似于马方综合征。几年前，我经常会感到胸痛，我担心这是不是家族病史所致，所以去看了一位心脏病专家。他让我在跑步机上走，身上连着许多机器。检查过后，他说我没什么问题，胸痛只是焦虑导致的。但是他也警告说，我还是有可能继承了一些缺陷。他告诉我说，“如果你怀孕了，就要定期来做检查。”

所以我决定，30岁是我的最后期限。不管怎样，35岁以后怀孕会更加危险，我想给我的心脏一个努力的机会。这像是一种选择，但同时也是一个陷阱：被锁在里面是我自己的选择，但不知为什么，周围的栏杆显得那么牢不可破，那么带有强制性。

我从母亲那里遗传了一种致命的心脏疾病，这一点我根本不确定，甚至可能性都很小。但是担心这一点，让我觉得和她更亲近了。根据罗斯的说法，这是女儿的一种普遍冲动，她们更愿意相信“我所继承的身体或心灵上的痛苦，甚至我所继承的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于我的母亲”。我一直想要成为她，她死后这种想法愈演愈烈。

但这是我无法选择的。我也可能会有一个儿子，我也会全心全意地爱那个儿子，即使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有点想因此而要一个孩子，但我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一个孩子的存在不应该是为了满足他或她母亲的愿望。

我应该当一个母亲吗？这个小小的是非题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海蒂认为这个问题有巨大的个人风险和伦理风险，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我一个朋友读过我的书之后说，如果男人能生孩子，就会有几百本像这样的书，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期，是否创造生命也会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

《为人母》的结尾非常有趣：主人公到了年纪，她觉得自己太老了，不能生孩子了。严格说来，她还不到40岁，还有生育能力，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她从骨子里相信，她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了。这让她松了一口气。这感觉就像有一本书，明明全书都在讨论素食的哲学价值，写到结尾，作者却说她自己的生理状况需要她继续吃肉。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奥康奈尔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她并不想要打掉这个孩子。这时她就已经决定了。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没有选择也是一种解脱，这意味着你不必再为想要的东西辩护。在《为人母》一书中，主人公一点都不像一个想要怀孕生子的人，但她却写了一整本书来探讨这种可能性。“我从来没有想过怀孕生子，但我觉得有必要考虑一下，”海蒂在书中写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让我生孩子是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

与此同时，奥康奈尔也为她的生育欲望而感到尴尬。身边都是野心勃勃的纽约客，她和朋友都知道，对孩子的渴望似乎早就过时了。“我们都发誓自己对生孩子没有兴趣，即便是想要生孩子的人也会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于生还是不生这个问题，除了‘天哪，我才不要’之外，唯一可以被接受的回答就是‘哦，以后再说吧’。”跟海蒂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奥康奈尔和她的朋友们在做决定时，其实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有权利选择生育并没有给女性带来真正的自由，过去她们必须遵循社会的期待，而现在她们必须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辩护、解释、找理由。

“我生不生孩子，关尼古拉什么事呢？”海蒂书中的主人公想到了一个有孩子的朋友，“以一种方式生活并不意味着可以批判其他的生活方式。”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却总感觉被评判了。主人公非常担心，当了母亲的朋友会认为她的生活没有意义，男朋友会觉得她生孩子是浪费时间。奥康奈尔也担心，没有孩子的朋友可能会抓住她产后的不如意，鄙视她的选择。“生孩子那天，我一点也不想她们在身边，心怀感激的是我又不是她们。”

其他的女性如何看待我们的选择，她们怎样在心里解读我们，然后证明自己选择的合理性，这些我们都能敏锐地意识到。因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她们的。

在我还不了解的情况下，生孩子是个非常容易的决定。但是读完这么多对生育的描述，我发现，如果事先不知道其他母亲经历过什么，一个女性独自面对生育的混乱，该有多么可怕而孤独啊。围绕着生还是不生，有越多杂乱的、恐惧的、愤怒的内容，我们也就越了解彼此。无论我们是打算谨慎选择，还是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女性都应该充分地了解这些知识。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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