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娄葑镇有一条路，叫车斜路，这条路的两旁是几个名为“莲花新村”的低端小区。每天早上和傍晚，小区门口停满了工业园区的企业班车，车身有公司标识，有三星，伟创力，艾丽苏州，博世，等等。车上坐满了中国的少年和青年，黄头发，玩手机，不说话，眼睛望着车窗外的远处。小区附近很热闹，卖烧烤的的摊位前人头攒动。这些大巴准时把他们和她们拉去工厂，八小时工作制，生产出笔记本电脑的液晶显示器和HTC的智能手机，卖给美国或者南美的巴西。政府收税，建起摩天大楼和轻轨，一部分税收用来创建和谐社会，支付社保和养老基金。
苏州市就这样成为一个GDP等同于陕西省的“大市”。这是江湖之远。
车斜路往前沿河直走，不用换道，一站地，路名变为松涛街，是中国人民大学苏州研究院。人大的经济学和法学开在这里，环境优美，像地产广告上的英伦风格楼盘，满眼绿树，人才高端。这些学生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在导师指导下写出硕士或者博士论文，发在学术期刊上，这些刊物再被图书馆收藏，形成资源内循环。这些学生毕业后凭大学的金字招牌找到一份白领或者公务员的工作，10年后中产。这是庙堂之高。
中国从农业社会一步踏入工业化，学习英美，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庞然大物。这个过程花了30年时间。一些社会肌理被随之改变。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论，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这个格局由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构成。
改革开放之前，国有企业被成为“共和国的长子”，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记录的成都国企其实在西部随处可见。在这样的企业里，你的同事就是你的交往对象和生活中的邻居。就是说，企业自己办了一个微型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国家为你打理一切，子女教育和就业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家乡的水泥厂以前甚至办过冰棍厂，连夏天买冷饮都不用走出工厂体系。这个模式的问题是这个体系和工厂属地不联通，过度内循环造成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因为你的同事下班后就是你的邻居，这样对方买了一块肉你都知道，没有多少私人空间可言。
工业化之后，这种“微型社会”逐渐消失，代之另一个反面：你不认识你的邻居。你在甲地居住，住在商业楼盘，在乙地工作，两地用地铁或者公车联通。你下班回家，和同事不再发生交集，关上门，和邻居也不发生交集，一个小区住了三十年，你可能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苏州工业园是新加坡和苏州合作开发的。新加坡也是华人社会，李光耀先生在剑桥大学读书时，逐渐形成他的民族观。他深刻的意识到新加坡人有可能会成为香蕉人：黄皮白芯，建国后强制推行华文教育。新加坡对苏州的影响最重要的不是投资建厂，是附带的社会塑造：邻里中心。
邻里中心，英文称为Neighbour Center。简单的来看，是一个商业综合体，但其属性并不是Shopping Mall。它里面有菜场，超市，理发店，餐馆，彩票站，还有市民广场，晚上有大妈大叔跳交谊舞，还会组织放露天电影，看电影的多不是本地人，多数是来苏打工者。他们穿拖鞋，抽卷烟，在异乡的土地上寻找不多见的温情，他们当然寂寞。相比别的城市，这个城市稍微显得对他们宽容一点，正规就业，政府强制雇佣方缴纳五金，下班后，换下工作服，洗把脸，能去市民广场看看小孩子的表演，也算是种幸福。当然他们买不起楼盘，但幸福是个比较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幸福，就是穿着干净的内衣，坐在自己的床上。当然，中国的床要比俄国的贵一点，关键是放床的地方太贵。中国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越大的城市，日用消费品越便宜，但地价越贵，北上广三个一线城市创造很多世界记录。前一阵被美国干掉的本拉登在巴基斯坦住的“豪宅”才价值一百万美金，这么牛逼的人物在北京四环以内200平方的毛坯房都买不到。所谓的“长安大，居不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最早说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的这个人叫范仲淹，苏州人。庆历四年，他眺望大江，写下了一篇被后世传诵的文章。庙堂之高，在中国是一张脸，一张写着“威严”的脸。江湖之远，在田野，在流水线，你看看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就知道江湖之远。这个江湖随着工业化逐渐显得像浆糊，人找不到自己的坐标会失控，会说：“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会说：“上访者99%都是神经病”。会说：“中国站起来”。
在江湖之远和庙堂之高之间，有邻里中心作为缓冲，把人的失序感拉平到大地上，这是苏州的幸运，也是来苏者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