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诞辰百年】1979年，黄仁宇人生中不平淡的一年

1979年，是黄仁宇人生中不平淡的一年。这年的春天，61岁的他被自己担任终身教职的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了。与此同时，在遭遇了前两本书的退稿经历以后，《万历十五年》又因写法特殊，且“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英文版出版前景堪忧。

在旁人眼中，黄仁宇的学术生涯本可以不那么艰难。他的博士论文导师费维恺和余英时都与费正清很相熟。毕业以后，余英时帮助黄仁宇谋得了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的教职。1970年，还是在余英时的帮助下，黄仁宇见到了被称为“约翰王”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从他那里获得了研究中心拨出的一万美元经费，用于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就这样，踌躇满志的他前往麻省剑桥，接受费正清的督导。一家人受到了费正清的善意照顾，一切似乎顺风顺水，可是，随着研究的展开，黄仁宇发现自己在治学方法上与这位学界泰斗产生了分歧。

当时，费正清鼓励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以20年为研究范围，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交代清楚所有的事件。他认为这种方法胜过野心勃勃、范围很大却漏洞百出的研究。据此，费正清认为黄仁宇应当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费正清推荐的经济专家也提议，黄仁宇应当大幅缩小研究范围，并且将研究计划建立在扎实的数字上。不过，黄仁宇坚持认为自己已经看明白，这位专家提倡的数字化管理并不适用于明代，因此不可以贸然将现代社会科学套用到主题上。他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毕竟自己“手上有一堆西方人不熟悉的资料”。黄仁宇心里打定主意，既然无法把素材挤进符合学术出版规范的架构当中，不如借用新闻报道的技巧来写制度史。

可是，黄仁宇满腔热情写出的作品却没有得到认可，费正清收到草稿后，说“目前有些忙”。久不见消息，黄仁宇又拜托余英时去询问，了解到的情况是，由于研究属于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杜艾特·柏金斯博士有决定权。柏金斯教授提出，帝制时期的中国也可以用计量经济学来解释。黄仁宇对此不以为然。他感到，虽然自己已经读完了130册的《明实录》，还必须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市场管制的柏金斯博士面前“小心翼翼不能假装自己是专家”。

由于和哈佛的教授分歧过大，这部拿了哈佛经费的作品不能列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出版。黄仁宇最终找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以《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了书稿。这件事让黄仁宇始终无法释怀，但也让他“坚定意志，决定继续固守我的立场”。

类似的争执又发生在黄仁宇和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 ，美国佛教研究学者）之间。这一次，争执的焦点在黄仁宇以大历史手法创作的一本小书。作为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的教授，黄仁宇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们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根深蒂固：中国是个保守国家。中国人是儒家信徒，希望一切都维持现状，没有求进步的观念。近代有一个坏人，这个高压的军阀，叫做蒋介石。为了挑战这个坏人，又出现了一个好人，叫做毛泽东。为了向美国学生指出，在判断他国文化时，不应当将道德判断置于技术层面之前（所谓“道德判断”，指对某种历史、社会、文化或者制度的赞同或批判，就是“用英式尺寸判断和裁决中国尺寸”）。黄仁宇一心想要出版自己的教材，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作品真正了解中国。他的想法可以称得上雄心勃勃，因为此前在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之时，他已经感觉到，自己通过对明代的财政税收研究就可以得知中国为何无法适应现代。

于是，在1974年，黄仁宇写了一本《中国并不神秘》，这本书把五万字的内容分成一百多段，用短句的形式完成，从秦始皇统一帝国写到了当代，试图以此一劳永逸地解释整个中国历史。

有出版社对这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并不神秘》很感兴趣，不过问题是，出版社邀请的两位审稿人均不赞成出版此书。审稿人之一芮沃寿认为这本书应该“适可而止”——芮沃寿自己的隋朝专书只涵盖了40年。而另一位审稿人的意见则是，黄仁宇处理的问题太大，自己却不是够分量的权威，只怕会引来攻击。“因为我不是权威，所以无法出版一本我觉得重要的书。但如果没有出版具有影响力的书，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权威！”黄仁宇此时已经是满腹牢骚。虽然他与费正清、芮沃寿等人的意见相左，但他认为自己明明阅读了更多的文献，掌握了更多的材料，可是不论出书还是申请经费，都必须得到这些学者的认同和批准。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些被拒绝的时刻，黄仁宇依然悲愤交加，认为自己得到如此待遇是学术体制的不公：“所有的意义，所有的影响力、所有的卖点、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观的标准来衡量！”

在经历过一系列失败之后，唯一让黄仁宇抱有希望的，就是要写一本与《中国并不神秘》相辅相成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的想法是，《中国并不神秘》以直线描绘历史轮廓，用概论的方式展现两千年历史里的高峰和低谷。而《万历十五年》则是帝制晚期的横切面，在每一章讨论一位主要人物，用群像式手法叙述传统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内在运作情况。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把现代化与数目字管理挂起了等号。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就在写作的同时，黄仁宇的教师生涯却面临着“数目字管理”的困扰。在考核制度下，学生们觉得自己站在了“买方市场”，和教师讨价还价。“他们把我们当做什么？汽车推销员吗？”但他逐渐发现，这可不能一笑置之。教师必须知道选课的情况，因为也事关自己的权益和好处。更糟糕的问题是，除了学术纪律要求的下降，学生的观念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许多学生依然秉持着一个共同概念：整个中国现代史可以总结为一个道德教训，即邪不压正。由于国民党和蒋介石贪污无能，授课者只要天真而不加批判地支持毛泽东，选课人数就会增加。黄仁宇一再强调，整个国家运作失调，不是个人性格的问题，而是前工业社会欠缺的问题。

1976年的春季，黄仁宇向纽普兹告假，依照原计划继续撰写《万历十五年》。他认为出版一本书，可以在学生面前增加权威，增加选课的人数。更何况，自己已经找到了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中国的结构之下，清一色的官僚管理着清一色的农民，工商业没有存在的价值。在技术上说，其可管理的程度相当有限。“任何尝试运作这套制度的人最后全都失败”。因此，不论是明朝的问题，还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或者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挫败，全部都可以用这一套理论来解释。

在润色《万历十五年》的同时，纽普兹的中国研究面临着空前的挫败。由于经费的削减，亚洲研究系的全职教员减少了一半。黄仁宇能够想到的方法只有通过出书来吸引学生。因此，他感到必须重新努力推动《中国并不神秘》的出版。由于编辑的耐心和鼓励，黄仁宇再度获得了信心：自己的书稿已经被一家富有盛名的商业出版社接受，那么一定很有价值。黄仁宇决定写信邀请费正清来写序，这样做可以“利用费正清的友善”，同时也为之前《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不愉快赎罪。当然，如果得到费正清的背书，审稿人提出的权威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他在邀请费正清写序的通信中没有提及芮沃寿的否定。另外，黄仁宇还顺带指出，自己其实并不同意费正清新书《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的观点，认为他解读中国历史的目的在于替美国外交政策辩论，因此导致了“史观过于肤浅，无法和中国问题的深度相提并论”。

在寄出书稿和对《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的异议以后，左等右等，黄仁宇怎么也等不来费正清的任何消息。这时，黄仁宇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让《中国并不神秘》再一次被判了死刑。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在哈佛的学术阶级制度面前一再犯错，冒犯了费正清，而“长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不会去“同情金字塔底层的状况”。

就在与费正清的矛盾加深之时，随着阿拉伯石油禁运引发的不景气，1978年，纽普兹的学生人数和黄仁宇的考核成绩都持续下滑。他认为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因为时事而增添了价值“，却不敌外在现实：多数学生只是想混学分毕业，并且听不进新想法。而且在美国校园，美国史、加拿大史和西欧史分量最重，东亚史属于边缘位置，受到经费减少的冲击极大。黄仁宇也无法说服同事们自己的历史观有利于整个行业。在一次谈话中，他的同事质疑黄仁宇所说的教年轻人思考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自己的政治观点——毕竟黄仁宇曾是国民党下级军官。更糟糕的是，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之后，五年来黄仁宇一直没有新书出版。同事们纷纷传言，他写出的两部书稿都缺乏出版的价值。此时，《万历十五年》正遭遇着出版的困难：由于写法特别，大学出版社认为应该交由商业出版社，商业出版社认为应当交由大学出版社。这一切让他惴惴不安。

等到《万历十五年》的书稿被接纳时，黄仁宇已经收到遣散通知六个月。《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出版则是在1981年，次年中文版由中华书局推出。不论是美国学界还是中国学界都对这本书不乏质疑：大历史观念倾向于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处理；而“数目字管理”也有以现代西方为成功范本逆向评价中国历史之嫌。不过，这本把历史讲得生动活泼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让他终于增添了几分自信。在此后的作品当中，黄仁宇再三地提及《万历十五年》如何畅销，如何得到约翰·厄普代克这样的名人的认可和推荐。可是在1979年，被解聘的侮辱和羞耻永远削弱了黄仁宇的尊严，与长春藤同行前辈对抗中一次次失败的尴尬，一次次得不到承认的焦虑和紧张，也永远郁结在他的心中。

参考资料：

［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2011-6；［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中华书局 2007-1；［美］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6；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读书》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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