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云：“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国哲人凭借时间，化思想与智慧为生命的内在体验。中国诗学也凭借时间，领略生命的诗情与存在的感悟。时间感受，乃是中国诗歌艺术思维的一支敏感、深细的触角，深深探入生命的底蕴。
中国古代诗人的时间感受，明显有两个系统：一是屈子型，以“主观时间”为优势；一是庄子型，以“客观时间”为优势。
勉励生命
屈原的时间感受，源于屈子对自然、社会、自我的基本态度。从表面上看，屈子思想与儒家相通，即以“人”的方式去对待社会、自然、自我。所以，在屈骚里，楚国的命运即屈子之命运，自我的价值即人格的完成，自然世界的演示即人生追求的演示，对大自然的疑问、探究即对人生的疑问、探究。但是，在屈骚中，人与社会、自然、自我之间的关系，再也不是儒家那种和谐一体、克诚至善、温柔敦厚的关系爹在非理想的社会、自然面前，儒家所讲的“仁”的空想性、天真性、软弱性，被深刻揭示开来；自我如何成“人”，这一过程的所有艰巨、痛苦与悲剧性，在这里被一种尖锐的现实困境形式呈示出来，人与社会、自然、自我之关系问题，被聚焦于个体存在的意义问题上。因而，作为存在体验最为内在层面的时间感受，在诗人思维中变得极为敏感、突出。尤其在《离骚》一篇，可发现屈原之时间感两项最典型之特征：
首先，屈原之时间感受中，今与昔之变化占居极重要位置。由此一种变化，引起诗人心理情感的一份极深重之疑惑与忧虑。《离骚》的开篇，即是一个庄严的时间过去式，叙说一个神圣、高贵的生命之降生。此一“过去式”预示了今与昔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全篇可见冲突在心理上的反应。如云：“忳郁邑侘傺余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代而固然”“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诗人对“前代”、“往昔”有着本能的一往情深，而对于“此时”、“今俗”则有一种优越的蔑视。但是，“今时”却往往显得比“往昔”更强大有力，于是诗人有遭时间遗弃之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曾歔欷余郁悒，哀朕时之不当。”因此，亦可以说，屈原的时间感，乃是透过其主体“此在”的一种悲哀抑郁心理而呈现出来，有突出的悲剧性意味。这一悲剧性意味，便融凝为一整套“草木零落”、“众芳芜秽”的美丽而伤叹的意象。这在屈原其他作品中，亦不断重现。如《悲回风》云：“薠蘅槁而书离兮，芳已歇而不比。”《惜往日》云：“何芳草之早夭，微霜降而下戒。”花果飘零之叹，根源于那潜抑的、本能的、对生命光华的向往，根源于想不顾一切追求生命理想的欲望。因而，惜花之悲，无非是用否定的情感形式，表达强烈的生命欲求。
其次，屈原对时间的现在式与将来式，有一种突出的紧张感。如《离骚》中，以“朝……，夕……”构成的句式，凡六次。在此一句式中，即含有一种焦急，一种紧追，一种动态性极强的意味。诗人所关注的政治问题，以及超政治的人生境况问题，似乎都因时间感受的反复参与，而变得异常尖锐、紧张、压抑、沉重。
置身于滚滚不息的时间之流，诗人充满时不我待之感：“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个体生命价值的存在，在“忽其不淹”的时间流动形式面前，尤为突出出来。诗人的情感亦由此而炽热：“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企图抓住刻刻飞逝的时间之车，以成就“我”的存在的高贵价值。于是，诗人紧张地投身于这一“现在式”之中：“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欲少留此灵理兮，日忽忽其将暮。”与时光之流沉浮、激荡、冲进，成为《离骚》中抒情主人公的一个最基本的形象特征。尽管有一个时刻，诗人似已控制了时间之车，可以令羲和“弭节”，可以命望舒、飞廉为扈从，可以让风鸟引领我超越时间，奔向前方——似乎忘记了那一份紧张与恐惧，有一种“聊须臾以相羊”之悠然。尽管如此，诗人依然隐隐感觉到“时间”刻刻由背后迫进，鞭策着他的生命之车，精进不止：“及余饰之方壮兮，将往观乎上下。”由此，深刻呈现出时间体验在屈子情感心理深处之一种不可抗拒力量。
时间之今昔对照所显示的否定性力量，在诗人的体验中被转化而为生命升华中的肯定性力量。花草之擷取而为象征：一是因其美好、纯洁，一是因其必然随时间消磨而枯萎、而凋零。美好纯洁的价值，因时间之践踏、剥损方显得更为美好、更令人珍惜。因而在引起诗人无限感叹的同时，也引起诗人对自身美好人格的无限珍爱。其情虽然感伤，却并不颓唐。
时间之无限与永恒，在诗人与以搏击的过程中，被转化为诗人人格理想追求中的肯定性品格。在时光无限与人生有限的强烈碰击之中，与其说前者消灭了后者，不如说前者肯定了后者。诗人的人生价值，正因为这“紧张”而凸现。
屈子之时间体验，其基调是勉励生命的，是一种由悟入自身的有限而勇敢地直面永恒与无限的悲壮之美。作为屈子精神之重要感情形态之一。对后世诗人影响深巨。
屈原对时间“此在”的紧张感，成为后世诗歌中时间意识的一种典型感受。如陶渊明《杂诗》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陶诗中，时间也成为诗人关注人生意义问题的触媒。诗人反复提到“舟”在壑之中激这一意象。
如云“虎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生命在此一冲激之下，将何以安顿？《杂诗》之三云：“壑舟无须臾，引我人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这种对时光流逝的恐惧、忧伤，不是引向否定生命，相反却令人振发、警动。
《杂诗》之二云：“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知，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深夜不眠之时的心态，最能体味时间与人的存在性的息息相通，最能反思个体生命的意义。这也成为一种有关时间的典型感受，后世诗人多有以《夜坐》为题的诗歌，即不断重复屈子“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而不去”（哀《悲回风》）的体验。
由时间感而引起的痛苦感，只属于真正珍惜生命的有志之士。《离骚》中的时同感受，后世诗人继承最多者，是“草木零落”意象。如陈子昂《感遇》第二：“兰花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如注家指出：“紫茎”由《九歌·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化出；“白日”由《离骚》“时暖暖其将罢兮”化出；“秋风”由《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化出；“芳意”由《九章·悲回风》“兰茝幽而独芳”化出，“摇落”由《九辩》“草木摇落而变衰”化出（见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伤春、伤晚、惜花，此一意象在后世诗人李商隐、韩偓等人的作品中不胜枚举。仅以李商隐《花下醉》一诗为例：“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醉深夜后，更挥红烛赏残花。”诗人之所赏，不是初开之花苞与绽放之奇香，而是行将凋谢的残花在生命之最后瞬间所呈现之一种全幅的光华，是时间之“日斜”与深夜之独醒时对生命之证悟。同类作品，无论其内容为少年意气之近怀、青年纯情之感伤；无论其情意为往昔盛日之眷恋、理想热情之重温，大多由一种自伤、自悼之中升起一份自珍、自爱之情，含有勉励生命的人文品性。芳菲世界的双重象征，是屈子所开示的中国诗歌关于时间感受的文化精神的象征。
倘若以一首小诗，透示屈子型时间感受的人文基调，则以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为最佳之选。试比较：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远游》）
这里的时间感受，不是儒家式的单纯乐观——“无往不复，天地也”（《易、彖传上》）；不是儒家式的非个体感受——“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无疆”（《中庸》）；也不是老庄式的无悲无欲、化入自然、消融自我。这里的时间感，鲜明突出了个体生命意味，个人情感的真实性。同时，这种真实，这种在浩瀚无垠的宇宙时空面前，所体验到的“怆然”与“哀”，又都超越了一已，具有了全人类性质。因为，这种人类根本困境的深哀巨痛，由于面对阔大、永恒、无限、悠久的宇宙时空而具有超越感。那些日常琐屑的计较，那些一已浅小的烦悔，那些此起彼落的利害，那些恩恩怨怨的苦闷，一一洗落、剥尽。在悲壮的时间深谷中渐渐升起的，是那拥有生命之自觉意识，勇敢迎向无限与永恒的诗心。这即是屈子型的时间生命意识在后世诗人心灵里的庄严回响。
纵浪大化
屈原的时间感受在儒家以“人”为主位的价直态度中凸现了“人”的个体存在性质。庄子的时间感受，则是由道家以“自然”为主位的价值态度中转出，凸现了“人”的生命自由问题。道家思想的中心词“自然”。《老子》二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五一章云：“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儒家企图通过人性的文化（仁），来重建文化的人间（礼）；而道家则直面天崩地坼的时代，直面人间的苦难与人生之荒谬，否定儒家的文化重建。更重要的是，道家在此一种否定的同时，在对人间苦难、人生有限、文化理想、美好社会均感悲观之同时，生发出一种对宇宙自然的向往，对个体生命存在奥秘的向往。
于是，“自然”在作为宇宙与万物之根本属性的同时，又成了个体生命、精神灵魂的依托与安顿；由对文明所带来的灾难、异化的反感、失望、厌弃，而产生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转换。于是，道家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大基本问题的见解，就不同于儒家以人为本位，而是以自然为本位。其基本致思中心，就是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对待社会，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我，譬如，《庄子·至乐》篇有一则“鲁侯养鸟”的寓言：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秦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
鲁侯以美酒佳肴、礼乐文化去“养鸟”，此种方法，属于由原始祭祖图腾仪式（玄鸟即殷民族始祖）转化而来的儒家礼乐文化之方法，即以人道（礼乐）的方式去对待自然。庄子所说的“以鸟养鸟”，正是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此即为老庄精神的根源。由此出发，对待社会，主张“游于彀中”、全生远害，以无用为大用，以无为为自由；对待自我，主张人的内面的静与柔，人的深层的虚与远，开示一种“真人体道”的境界，在“死生一如”的人生观、“安化”、“心斋”的审美态度中，获取个体生命存在的安顿与止泊。
如果说，儒家由人与自我的关系出发，推己及物，摄物归心，新新不已，完成人、社会、自然的人文化的学说，而道家则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虚怀归物，同流大化，与道惧往，完成自然、社会、人的生命自由理论。而时间感受，正是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一个焦点。
与屈子相同的是，庄子的时间感受也是一种自然与人世、无限与有限的二元对照。他们不同之处在于：屈子由无限透出，肯定有限；而庄子则是由放弃后者选择、皈依前者。屈子之时间感，属于上述以人为主体的价值态度，是一种强烈的返回自我价值的时间体验；而庄子之时间感，则属于上述以自然为主位之价值态度，它否定人的知性，人的主观认知框架、人的经验时空感，进而否定人为的虚伪价值。
如《逍遥游》中“谬悠荒唐”的比喻：“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不能与人类有时间的共喻，而人类亦不能与“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有时间的共喻。人类与惠蛄的时间感为一勘破人的主位，便进入时间与空间的逍遥。“逍遥游”，即“自然人”的无时间存在状况，如庄子所一再描绘的形象：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汽，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
这里的“大泽焚”、“河汉冱”、“破山”、“振海”，可能是时间上经历了亿万斯年的桑海桑田之巨变。而“至人”、“神人”却处变不惊，万变不能撼其身。因为他已脱离了时间结构的管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外之外”。屈子亦曾有过驾御时间，令日月为仆从的经验，但毕竟那么短暂、那么虚幻，因为他时时回到真实的“我”的现实存在；而这一存在，在庄子，早已放弃。归依自然，无时间感即是快乐感，此为，庄子不同于屈子的诗化感受。
庄子对人的知性、经验时间的否定，引向对人为价值、理性的否定。“往古来今曰宙，天地四方曰宇”。在庄子看来，时间、空间一样，皆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有实而无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庚桑楚》）惟其如此，在这无限时间之流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皆极其渺小、短暂、有限、无意义。庄子将有关人生困境之种种，如贫富、贵贱、贤愚、穷达、功庸、老少、美丑、有无、始终、古今、生死等，一一投放入绝对无限的时间之流之中，由时间的冲刷而使之全部失去各自颜色，变成彼此流转、了无定性的时间之流之一部分。中国诗歌中的时间感受，亦深深胎息于庄子。最早的嗣响，乃是《古诗十九首》：
迥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第十一）
回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第十）
时光飞逝的感受，引起最大的刺激，莫过于生命短促的悲哀：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第十）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第十四）
这种无限与有限对照的悲哀，不是像屈子那样引向珍惜自身精神的美好，而是引向庄子那种对纯粹客观的自然时间的臣服：不是像屈子那样由时间消逝而加倍珍惜社会性价值如政治理想等，而是如庄子那样去厌弃和否定社会性价值如富贵、功名等，去肯定自然属性价值如感官享受、性爱等。
然而，古诗又不同于庄子。在庄子那里，生死、穷达、祸福都在时间之维中变得相对化了，庄子能得到一种无时间感，古诗却做不到。诗人们依然相当世俗地坚执于生死、穷达、祸福的对立。人在时间长流之中的存在恐慌感，更加重了此种对立，因为时间使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朝向死亡的不可逆，同时，时间又越来越经常地夺去人生的所有幸福。因此，庄子的乐观主义变而为汉魏时期士人的普遍悲哀音调。仅仅就此种悲哀而言，又跟屈骚音调有相通之处。
汉魏士人以他们特有的时代苦闷，在庄子那里接受生死忧患，在屈子那里悲世情怀。阮籍《咏怀》八十二首正是亦庄亦骚的时代音调之典型。如第三十三首云：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其语调犹如时间性质本身，极接近庄子客观时间感受，而非如屈子“朝……，夕……”式的紧张。“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亦表明在时间推移之中，人为一切“知谋”的主动放弃，更属庄子式的“消解知性”，然而，胸怀汤火、足履薄冰的意象，则表明诗人内心冲突之剧烈，以及对自身存在之重视，此又更多属于屈子式的。肉体可以随时间之推移而“改平常”，而精神则难以如庄子般平静淡然、任化而返。精神之损消，与其说是时间所造成的客观必然，不如说是因内在情感的“汤火”相煎而自残，这也是屈子式的。一方面屈服于时间，另一方面又不放弃社会性的自我价值，其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无疑比古诗更为深刻。
上述陶诗中屈子式时间感，仅为陶之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属庄子式。亦可以说，汉魏诗人时间感受中的悲哀调子，到了陶渊明方有了某种转换。庄学由魏而晋的普遍研习与长久浸渍，以及陶潜本人天性中一份哲人的睿智，使庄子的深层意蕴在他那里得到了最佳诗化表现。此种转换反映在陶诗中，犹如一部复调乐曲，第一声部仍旧为汉魏哀音：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拟古九首》之七）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拟古九首》之四）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饮酒二十首》之三）
第二声部，则是庄子的乐观调子：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二十首》之二）
陶诗中不少作品，即是上述结构之完整凝缩：由第一声部的渐弱，到第二声部的渐强：如《饮酒二十首》之七即由“草木零落之哀”，到“酒”到“归鸟”。后两类意象，乃是陶潜最具个人独创性的诗化哲学意象：
秋菊本佳色，裛露掇其英。沮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人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时间之流逝，被轻视地辑化为一觞一觞美酒频倾的生命形式，哀转化为乐；而一天之中时间的终结，则被精致地凝固成一幅万物安息的画面，置于诗人掌中玩抚不己，悲慨转化而为冲淡。陶真正理解了庄学精神。苏东坡云：“靖节以无事为得此生；以今日一日无事，便得今日之生。故为物所役者，即终日碌碌，岂非失此生也？”（《东坡题跋·题渊明诗》）。东坡亦理解了渊明，透出时间感上一种“任化”，得到生命之大真大全，即陶诗精神。
陶渊明将时间流逝化为酒杯频倾，这一意象，亦与屈子的草木零落意象一样，成为中国诗人时间评化感受的一个共通心理原型。如唐代诗人李颀《送陈章甫》云：东门沽酒饮我曹，心轻万事皆鸿毛，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白云高。
唐大以其普遍的时代乐观主义，灿烂的生命情调，又转换了陶潜式宁静的理智和冲淡的心境。心同样为乐观，这里不再是陶诗式的深观洞化，而是生命浪漫意识的高扬：“善恶死生齐一贯，只应斗酒任苍苍”；“人生不得恒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酒仙李白更大量用酒来取代对时间的敏感：一双醉眠轻慢不屑地瞥向时间那匆促的步态。诗人曾如此高唱：
将进酒，杯莫停，……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将进酒》）
百年三万六千日，日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
生命的欢乐征服了时间的恐惧，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的永恒时间，全被淹没在酒杯之中。陶渊明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荀辞。”（《形赠影》）“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酒，作为对生命流逝的自我麻木，由此取得一种时间幻觉，而在李白，酒意中的时间感，是符合自然本性的，是真实的。所谓“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所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亦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他甚至要劝时间也饮上一杯：
吾欲搅六龙，四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颜光。屈子令龙弭节，望崦嵫无迫，为实现社会性的价值。李白劝六龙觞饮，为延长感性生命。酒在李白眼中，已不仅为个人之一种“忘忧物”，乃是普天同醉、万古同醉之物。
有时，时间真的“醉”了：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人对酌》）
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待酒不至》）
对饮的节奏，似乎与花开的节奏同步相应。所以，诗人一旦敏感到时间，即刻便会想到酒。时间与酒在诗人那里有一种微妙的神奇联系。如云：
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前者有酒樽引》）
由春风到酒波，由落红到醉酡，隐然有一种时间与酒之间的感应：落花由极易使人叹逝之物，转化为酒的灿烂生命色彩，春风引起酒杯中优美细小之涟漪，不正是时间的长度转化为生命的密度的极妙象征么？借助酒力，以消解那一种经验的时间知觉，以消解时间所造成的真实痛感，“忘”便是酒与诗与对间的最基本联系。
时间所造成的真实痛感，在中国诗人最喜表现题材“咏古”之中，亦是极普遍的情感基调。在咏古诗，诗人有一个共通的时间感受模式：着眼于天地自然的“不变”与人世社会的“变”之间的对比。换言之，似乎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这样一个真相：宇宙自然了无时间伤害的痕迹，而人世社会却往往被时间践踏得遍体鳞伤。如下引诗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
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陆游《楚城》）
浮世已随尘劫换，空江仍入大荒流。（戎昱《登黄鹤楼》）
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咏古诗代代相承的典型音调。山色依旧青青，河水依旧长流，英雄当年之事业，则一去不复返。“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许浑《全陵怀古》）；“升平旧事无人说，万叠青山但一川”（吴融《过几成口》）。柳色照样青，山花照样开，明月照常有，而昔日那美好的人、事，如今安在？“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台城》）；“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岑参《山房即事》）。自然山川千秋永在，而人世价值转瞬即逝，无论是人间至宏大、至精微之创造，到头来：“弦管变成山鸟弄，绮罗留作野花开，金舆玉辇无踪迹，风雨惟知长碧苔”（李远《听人话丛台》），永远敌不过青春永在、生命常存的大自然。
既然如此，为何人偏要有如此痛苦的时间感呢？无时间感即无痛苦感。“争得便如岩下水，从他兴废自潺潺”（吴融《武关》）：“不管兴亡城下水，稳浮渔艇入淮天”（贺铸《登戏马台》）。象自然那样去对待一切，岂不是一种幸福？于是，人世与自然、有限与永恒的鲜明对照中，中国诗人大多懂得一种自然观照方式，放弃前者，皈依后者，勘破知性时间，进入无时空的逍遥。这便是庄学精神在中国诗歌中深深打下的印痕。
生生之证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这样一段：
“风雨如晦，鸡鸡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
这里拈出的一种诗境，实即以屈骚为典型的时间诗化体验一大传统，此一种传统，从表面上看，只见风雨、冬雪、秋云、日暮，为时间的向下沉落，为时间之压力感，为时间之边缘状态。然而从精神、“气象”看，则为壮心不已之志士情怀，为九死不悔的生命意志，为独立苍茫之一种圣贤境界。人的生存性即时间性。然而，倘若没有时间的边缘状态（落晖、日暮），则亦不会有生命的边缘状态；而没有生命的边缘状态，人就无法真切本验生命。因而，这里的时间，作为诗之审美触觉，已深入生命价值的底蕴，呈示时间与生命此在的澄明，显出中国人文精神之一种至高境界。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亦有一段话，代表另一种时间体验，语云：
唐子西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堦，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初汲山泉，拾松枝，煮苦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麋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清泉，漱齿灌足……归而倚仗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盖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忽忽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卷十六）
这不仅是传统田园山水情趣意境的典型表现，而且是中国文化关于时间体验的生动标本。这里，时间的一维性已由山静日长的细腻感受所代替；过去、现在、将来的人为抽象时间概念在永恒自然的领悟中层层剥落，自然化的人只是进入当下、此时、瞬息。
“顷刻”可以体味“万状”，心境可以容留大化。生命的长度，亦由时间的密度所替代，由此得以充分地品尝人生、消受人生，从而由另一面提升生命存在的价值。这是以老庄为主体的传统所真实体验到的生命的诗情。
中国诗之时间感，与中国文化的生命态度紧紧相关，无论其为烈士的勉励生命，或为高士的纵浪大化，皆归于生生之道的证悟。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