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落木君
电影《迦百农》可以算是上影节展映单元中的第一部爆款了。在一个月前的戛纳电影节上，这部电影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了评审团奖，甚至有人断言它已经锁定了来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因此，上影节展映中，这部电影在开售当日，两场展映票就秒没，而且连戛纳电影节选片会主席福茂本茂都亲自飞到上海，现场对这部爱片赞不绝口，疯狂安利，甚至打包票说“我敢打赌你们看完影片一定会留下眼泪。”
显然，福茂说中了。电影放到一半，落木君前后左右的啜泣声就开始此起彼伏，放到结尾，哭成狗的观众的“哭声大合唱”也达到了高潮。
用一种略带恶意的思路想，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戳中福茂等“欧美白左”的点。非法移民题材，又是赚人眼泪的悲惨故事，大大满足了欧美白左圣母心和窥私欲。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真正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是一部卖惨的电影。在催泪的移民议题外壳之外，是导演对贫困，对人生存在意义的反思。
《迦百农》这个名字听上去十分拗口，是啥意思呢？导演纳迪·拉巴基也现场解释了。“‘迦百农’是耶稣的城，可是这个词拼法是非常远古的拼法，在现代法文和英文中都解释为“乱”。
圣经中的上帝迁居之城，显示神迹之地，在现实中又是混乱的代名词，贫穷、毒品、人口贩卖严重的地狱。这个片名，已经让电影有了一种哲学之思。
电影以一场法庭诉讼开始。小男主，戴着手铐的少年犯赞恩，把亲生父母告上了法庭，而状告的原因，是没有条件养育孩子的贫穷父母生下了他。
这个开场就足够戏剧性。的确，每个人的出生都是未经允许的，最需要考核的父母确实是无证上岗，但在传统思维中，给你生命就是父母之恩，那赞恩的父母是如何犯下原罪的呢？
赞恩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贫民窟建筑中长大，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大概知道自己十一二岁。作为长子，赞恩甚少为自己争取权益，本该上学的年纪，他承担起了照顾自己和兄弟姐妹的义务。为了生存，赞恩只能不择手段，贩毒，偷窃，直到他发现父母打算把11岁的妹妹卖给商贩做新娘，赞恩崩溃了，在想尽办法让妹妹逃离悲惨命运仍失败后，赞恩愤而离家。
在路上，他遇到了“蟑螂侠”老伯，贫困中的人连崇拜的超级英雄都低人一等。随着“蟑螂侠”老伯，赞恩来到了一个海边游乐场，而游乐场成了他短暂的乌托邦。
从小负担生存压力，让他的一举一动都成熟得不像一个孩子。游乐园让他短暂恢复了童真。他恶作剧地扒掉了雕塑的上衣，露出她的乳房。在家里，赞恩虽有母亲，但没有得到母爱。餐厅工作的哈瑞get到了这个笑点。
哈瑞是埃塞俄比亚的非法移民，她的生活比赞恩稍稍好一点点，但也只是一点点。哈瑞有个一岁的儿子约纳斯，为了逃避雇主和政府部门的监视，她不得不隐瞒约纳斯的存在，在工作时一直把孩子放在厕所的购物车上。她住在一间用塑料和碎石搭成的小棚子里，正努力攒钱试图买一张伪造的身份证。哈瑞接受了赞恩，他有了暂栖之所，而赞恩成了约纳斯的保姆。
但好景不长，情况在哈瑞失业被捕后急转直下，赞恩的生活又一次回到了地狱。
耐人寻味的是，哈瑞被捕后不久，赞恩就成了自己最痛恨的人，为了抚养哈瑞的孩子约纳斯，他不惜去偷去抢去骗，但是当一切努力都落空之后，两个孩子失去了住所，他不得不亲手把约纳斯卖给了一直不怀好意的婴儿商贩。
没有住处不得不回家后，赞恩知道了妹妹的噩耗。
父母真的不爱孩子吗？从小男孩的视角中，我们无从知晓，在法庭上赞恩的父母崩溃了。也出身于贫穷破碎家庭的父亲大声抱怨说“不该给自己找麻烦”，曾经孩子是他的指望。赞恩的母亲也如自己的女儿一样，在幼年时期嫁人，因为贫困，她没有办法给孩子办身份证，赞恩和弟弟妹妹都是没有资格获得护照的黑户，无法去学校上学，甚至在紧急情况下也无法在医院获得救助。
哈瑞被捕前流泪打的电话也似乎回答了贫困的结构性困境，在最后一刻，她强忍着眼泪对自己的母亲说，“抱歉我不能寄钱回去了。”在贫困线挣扎的哈瑞，年轻时也可能是赞恩。
被捕后，她一边偷偷挤着乳汁一边流泪说着对不起。这声对不起是给约纳斯说的，也是给赞恩说的，但他们听不见。她已经用尽全力去爱自己的孩子，但同样没有身份证的约纳斯长大后，未必不会对母亲产生怨怼。他未必不会像赞恩一样，问出直击灵魂的一问——“既然养不起我，为什么要生下我？”
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贫困的悲剧就这样在一代代轮回中传递下去。因此，当赞恩的母亲告诉赞恩，她又怀孕了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和赞恩一起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要让没有能力被抚养的孩子出生！”电影里赞恩的呼吁撕扯着观众的心，“上帝在夺走一件东西的时候又会赐予你一件。”这是母亲的逻辑，孰是孰非，我们无从回答。
很多人看过影片之后都觉得要给黎巴嫩人民普及一下计划生育。但靠不生育这样的方式来“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否就是万全之策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样条件的人才有权利成为父母呢？难道只有富人才有资格生下孩子吗？更重要的是，人生而为人的权利是由谁来决定的？是一纸身份证明吗？还是政府？世代贫穷的死结谁能来打破？
对于这些问题，影片没有给出答案，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全人类用几代人的努力去探索。影片中多次用上帝视角俯视着贫民窟千疮百孔的地狱图景。
而面对这样不断轮回的惨景，不管是上帝还是政府，还是贫穷到只配做“蟑螂侠”的贫民，都始终沉默。
最让人无力的是，电影与现实有着令人心碎的相似性和互文性。电影中贡献了惊人演技的赞恩，在现实生活中也真的经历了那一切，他从10岁开始就当上了送报员，而他的妹妹则是一名叙利亚难民，曾在贝鲁特街头卖口香糖。片中一岁的儿子约拿斯，由一个非常可爱的非裔小女孩扮演，而她的亲生父母正是在拍摄期间被临时驱逐出境。
我必须承认，影片最后20分钟矛盾死结的突然解开，确实有过度煽情之嫌，最后一幕的多次巧合和长期处在苦闷中的赞恩对新生活的牵强笑容也确实削弱了电影的思辨性。（也许最后一个镜头能够像《毕业生》一点会更好些？）尽管这样，电影中触目惊心的流民图景仍有千钧之重。
不管是赞恩、哈瑞、约纳斯还是他们的父辈，他们对世界脆弱的存在感正如李沧东电影《燃烧》中破败的塑料大棚，烧掉大棚，或者不产生新的塑料大棚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也许很困难，但无疑，要先从让世界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和价值开始，而这部沉重的电影，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