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

只服务于独立思考的人群

打开APP

“那么严肃干嘛”:英国喜剧小说奖颁不出来是因为文学越来越无趣了吗?

Sam Leith 2018/06/14 11:30 A
英国唯一一个旨在奖励喜剧小说创作的文学奖项“伍德豪斯奖”的评委表示,自奖项创办18年以来,今年是喜剧写作最不景气的一年。那么严肃干嘛?本文作者、《观察家》杂志文学编辑Sam Leith将带我们一起探索小说中的有趣一面。

“难道喜剧小说已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今年的波灵格大众伍德豪斯奖(Bollinger Everyman Wodehouse prize)却没有颁给任何一部喜剧小说作品。这个奖项的奖品——传统奖励:奖一头以获奖书籍命名的猪——也没能成功送出去,因为评审认为参评的62本小说都不够有趣。这则新闻倒是让许多人,都觉得有趣得很。后面的故事就更有趣了:如果讨论通过,今年的奖品就将累计到明年,明年的得主将会得到一头更肥的猪。

也许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我们讨论:喜剧小说真的存在过吗?“喜剧小说”具备什么特质,让它独立于其他文学类型之外?还有,我刚刚究竟是提出了两个问题,还是只不过把一个问题用两种表达方式提了出来呢?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于今年5月逝世,他的作品之幽默是大家公认的,英国喜剧演员David Baddiel称他的幽默是“脱口秀式的幽默”,但没有一则讣告在他的名字前面冠上“喜剧小说家”的称谓。同样,英国作家爱德华·圣·奥宾(Edward St Aubyn)的作品《梅尔罗斯》(Patrick Melrose)系列很有意思,但你可能也不会称它们为“喜剧小说”。苏格兰女作家AL Kennedy的文字相当有趣,但她似乎也不适合被贴上“喜剧小说家”的标签。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貌似离所谓的“喜剧小说”更近一些,但这些作品是否达到其“标准”还未有定论。这些作家包括英国作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罗纳德·菲尔班克(Ronald Firbank)、马尔科姆·布莱伯利(Malcolm Bradbury)、斯特拉·吉本斯(Stella Gibbons),以及美国作家纳博科夫,他们可以被称作“喜剧小说家”吗?

这个话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定论,关键在于这么一个问题:“喜剧小说”所要求具备的幽默元素与单纯的“有趣”是不一样的。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以某本小说为例,在略显轻蔑的评论中形象地对“喜剧小说”的界定作出了解释:

喜剧与喜剧小说的关系可以跟年鉴与袖珍日记本的关系相类比——两者的内核是一样的,但后者比前者更灵动、齐整且简省。喜剧代表了我们大多数人看世界的角度,我们过滤掉黑暗的内容,留下光明的部分。这本小说大体上采用了世俗的、喜剧的表现形式:但仅限于表现形式而已,论起其趣味性,读者倒可能会认为此书作者会是某位最严肃的、看起来与喜剧完全绝缘的小说家呢。在这部“喜剧小说”中,喜剧已被磨合成了含有“笑料”的条形码——寄希望于读者一刷便会发笑。这本所谓的“喜剧小说”或许会认为自己颇有《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和“英国小说之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作品的韵味,但事实上,它最多只能算是伊夫林·沃和伍德豪斯发育不良的后代,没能吸取两位伟大作家中任何一人作品的魔力。

作家对“喜剧小说家”这个头衔的嫌弃可谓一点都不罕见:“喜剧小说”只能算是“小说”脖子上的一个旋转领结,或者说像它身上一件新奇的圣诞毛衣。没有几个作家会毫不犹豫地自称“喜剧小说家”。“我不会成天去想自己被贴上‘喜剧小说家’标签的这件事,”英国作家蒂伯·费舍尔(Tibor Fischer)说,“但大家似乎会因为这事儿嘲笑我。”作家玛琳娜·柳薇卡(Marina Lewycka)说:“这个标签从此就跟着我了,根本没人在乎我喜不喜欢它。”大卫·诺布斯(David Nobbs,《雷金纳德·佩兰的沉与浮》作者)让他的出版商把自己名字前面“大概是最优秀的战后喜剧小说家”这几个字删掉,冒犯他的并不是“大概”这个词,而是“喜剧”。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伍德话语中的重点是,“喜剧小说”中的“喜剧”和“小说”两个词其实传达的是同一种信息,这也正是这种体裁的特殊卖点。普通小说本来就带有喜剧元素,因为小说本身就拥有引人发笑的机制。大部分与幽默有关的理论都着重强调利用出其不意,以及意料之外的元素排列方式来营造戏剧效果。对于小说而言,最重要的也是这两者:出其不意,与意料之外的元素排列。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根基就是喜剧——它不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巧合,而且在基本的小说思想中,你可以从内外两面解读作品中的角色。小说会为读者提供二重角度理解故事的发展,这种多重视角的表现形式在另一种艺术类型中也屡见不鲜——引人发笑的喜剧。伍德说过,喜剧能够“为我们过滤留下光明的部分”。小说的世界观是喜剧性的,如果换一种说法——对它而言,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它的世界观也是讽刺性的。当你投入地阅读一部作品时,你会为里面的角色而揪心;但当你换一个角度看,你又会发现他们本质上原来如此荒唐可笑。

亚当·德赖弗(左)与乔纳森·普雷斯​在《谁杀死了堂吉诃德》(2018)中饰演主要角色 图片来源:Allstar/Amazon Studios

在过去,喜剧与悲剧的定义是这样的:喜剧是发生在小人物身上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悲剧则是发生在大人物身上生死攸关的大事。小说的范围一直限定在前者,即使它沾到了后者的边,本质上却还是喜剧性的。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悲喜剧定义:我切到了自己的手指,这是个悲剧;你掉进下水道淹死了,这便是个喜剧了(出自美国喜剧大师梅尔·布鲁克斯)。小说完全可以二者兼得。小说家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几年前曾对我说,大师级的小说家与优秀的小说家有一个区别,就是大师级小说家的作品都是充满趣味性的。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我们尽可以去探讨那些大师的本质。塞缪尔·贝克特是虚无主义者还是开心果?契诃夫是悲剧作家还是喜剧作家呢(插一个趣闻:当乔治和威登·格罗史密斯的《小人物日记》在革命前的俄国风行的时候,俄国人都把它看做是契诃夫式的悲剧故事。)?众所周知,小说的起源是喜剧性的:回望查尔斯·狄更斯、简·奥斯丁、劳伦斯·斯特恩、托比亚斯·史摩立特(Tobias Smollett)、亨利·菲尔丁、乔纳森·斯威夫特以及丹尼尔·笛福——笛福作品中对流浪汉题材的运用,与《堂吉诃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再看中世纪的杰佛利·乔叟,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喜剧性的(塞缪尔·理查森能否与上述几位并列依然存疑,我认为他非常有意思,但他毕竟是某类非喜剧性英语小说的开创者,所以把他算进去估计会打破队形)。

但无论幽默在这种文学形式机制中的潜在位置是什么,可以说,由于题材的不同,幽默在作品中的显著程度也会有变化。英国作家蒂伯·费舍尔说:“读小说是一种轻娱乐活动,一直到19世纪后期,法国和俄国文学风靡起来,让小说成为了表达作者心灵所想的头号工具,情况才有所改变。小说本来一向都不能算是严肃文学,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福楼拜的时代,才遇到转折。”而每次文学发生变革时,小说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除非有一天小说彻底归入严肃文学的行列,否则在这一天来临之前,“喜剧小说”也许完全没有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分支。

伊恩·卡迈克尔在1957年版的电影《幸运的吉姆》中……金斯利·艾米斯​的原著小说设定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文学模式 图片来源:Ronald Grant Archive

但它还是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学分支。数年前,英国小说家乔纳森·科伊(Jonathan Coe)坚称现代喜剧小说诞生于1954年,诞生的标志是金斯利·艾米斯​《幸运的吉姆》(Lucky Jim)的出版——自此,一种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文学模式就此设定。科伊特别指出了这本书表现出来的大男子主义:书中的人物对“追女孩遇到的麻烦”很上心,对“女孩遇到的麻烦”则视若无睹。这的确值得注意。与“喜剧小说”这个话题有关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男性。海伦·费尔丁和玛琳娜·柳薇卡是伍德豪斯奖创立18年以来,唯二单独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作家(汉娜·罗斯柴尔德在2016年与一位男性作家分享了这个奖项,女性作家的获奖总人数姑且算两个半吧),而且,虽然2003年的提名名单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女性,但当年这个奖最终颁给了一个男人:DBC·皮埃尔(DBC Pierre)。爱尔兰小说家玛丽安·凯斯(Marian Keyes)在上周末的威尔士干草文学节上表示:“唯一一件让我心怀不满的事就是伍德豪斯的喜剧小说奖。我从来没有被提名过。随便你怎么说我,但我的书就是很有趣,它们可有喜剧性了。我究竟还得做什么才能让自己入选呢?”

当你想到喜剧小说时,你也许会想到玛丽安·凯斯、诺拉·艾芙隆(Nora Ephron)、博伊尔·本布里奇(Beryl Bainbridge)、苏·汤森(Sue Townsend)、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里奇马尔·康普顿(Richmal Crompton)、爱丽丝·托马斯·埃利斯(Alice Thomas Ellis)、尼古拉·巴克(Nicola Barker)以及妮娜·丝黛比(Nina Stibbe)等女性作家。但一直以来,在这个文学领域,男性作家却被援引得更多:包括马克·吐温、格罗史密斯兄弟、保罗·比蒂、斯蒂芬·弗雷、霍华德·雅各布森、道格拉斯·亚当斯、迈克尔·弗莱恩、詹姆斯·瑟伯、卡尔·希尔森、萨基、史蒂夫·托尔茨(Steve Toltz)、保罗·穆雷(Pauls Murray)、约瑟夫·康诺利(Joseph Connolly)、克里斯托弗·布鲁克迈尔(Christopher Brookmyre)、汤姆·夏普(Tom Sharpe)、本·艾尔顿(Ben Elton)、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以及乔纳森·埃姆斯(Jonathan Ames)等等。

“长期由男性以及男性观点所主导的文坛(谢天谢地)很快就要过时了,”乔纳森·科伊说,“而且我认为,这是导致‘喜剧小说’走向衰退的原因之一:这个名词总带着一丝酒吧间和绅士俱乐部的气息——它含有严重的性别偏向性,已经与时代脱节了。但我确信,小说中的喜剧元素将会——也许已经开始——得到重塑,而且女性作家会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

除了性别偏向性问题,许多主流喜剧小说讲述的故事都与社会性焦虑有关。英国小说家、评论家DJ·泰勒(DJ Taylor)把这类作品中的角色称作“理查德·霍加特式人物”,而《幸运的吉姆》是这类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这些角色希望用自己的智慧闯出一片天地,但却很快发现,以他们的地位,仅凭智慧是不够的”——智慧出众但身份低微的他们因此十分恼怒,喜剧效果也由此产生了。在这些作品中,文法学校的一代青年才俊最终泯然于愚蠢的老混混之中……多么有趣的年轻人啊。此外,20世纪中晚期——这个能给这一代人注入大量活力的时代设定也发生了改变。当然,亨利·菲尔丁、简·奥斯丁、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安东尼·特罗洛普和查尔斯·狄更斯——虽然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喜剧小说”的概念——在创作时,也把社会性焦虑和阶级野心用作了喜剧效果的发动机。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电视剧《梅尔罗斯》中饰演男主角 图片来源:Patrick Melrose Photograph: Justin Downing/SHOWTIME

我们又回到了为“喜剧小说”下定义的这个难题。喜剧小说就像一种极其活跃的、几乎不可能提纯的化学元素,你无法把它单独择出来分析——但你在其他混合物的每个边角都能探测到它。伍德也许认为,自己评论的那篇小说远逊于伊夫林·沃和伍德豪斯的作品,但他言语中也间接承认,这些作者是有值得仿效的共同点的——如果仿效得当,便可称之为“魔力”。所以喜剧小说必备的元素是什么?我认为,在词句层面上,喜剧小说的笑料需向前推进一分;在情节层面上,多加入一些令人脸红兴奋的内容;在角色塑造层面上,多采用偏向卡通人物的塑造方式,或是至少有意愿——就像狄更斯一样——把一些单薄的人物通过其他形象更加丰满的角色联系到一起。

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能看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精心设计和周到心思,作者在这方面的功力之深厚,或多或少决定了作品的质量。如果把文学的一极看作是极端的自然主义——即作品中的角色和情景都是作者根据自己头脑中幻想的场景如实描述出来的,而不是凭空的写作创造——那么喜剧小说则与这一极正好完全相反。作者笔下的文字能让你会心一笑(除非你是詹姆斯·伍德,只会对人家的作品咬牙切齿):内容包括各种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各种人工雕琢的华丽辞藻和花式炫技。在提及喜剧小说时,科伊谈到了它“浓重的人为设计感”;DJ·泰勒谈到了它与“舞台监督”一样精雕细琢、注重细节的特点。这些元素要是把握不好,作品会显得荒唐可笑且不自然;要是把握得好,便能释放非凡的魔力。

今年的普利策文学奖颁给了安德鲁·西恩·格利尔的《莱斯》,这相当于直接打了伍德豪斯奖的脸。“终于,一部喜剧小说获得了普利策奖。”《华盛顿邮报》宣布。

但它是个例外吗?还是说如今的时代过于黑暗和荒谬,喜剧小说已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亦或是在新闻已经变成恶俗笑话的年代,作家也已无心再创作恶俗的笑料了?对于我们不受待见的喜剧小说,还有一个谣传:喜剧小说都是“仅供消遣”或者“逃避主义”的。这可大大低估了喜剧小说。托马斯·品钦写过一部关于二战时期伦敦遭V-2导弹轰炸的喜剧小说,库尔特·冯内古特写过一部关于德累斯顿空袭的喜剧小说,约瑟夫·海勒写过一部抨击战争之无益的喜剧小说,汤姆·夏普因在作品中探讨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而声名鹊起,费舍尔关注的则是匈牙利的极权主义,柳薇卡的作品触及乌克兰大饥荒事件,沙罗姆·奥斯兰达(Shalom Auslander)则提到了二战期间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遭遇,伊恩·麦克尤恩在其最高调的喜剧小说《太阳能》中,以地球灭亡的预言作为叙述背景。当然,每次大萧条和经济危机都为喜剧小说提供了肥沃的创作土壤。科伊的突破性小说《如此瓜分!》(What a Carve Up!)对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黑暗面极尽调侃。1929-1933年间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和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等优秀作家带到了大家面前。加拿大作家米丽亚姆·托斯(Miriam Toews)在喜剧小说《我所有的琐碎忧伤》(All My Puny Sorrows)讲述了姐姐的自杀,这部作品狂放不羁,读来令人笑中带泪。我们已然可以看到,喜剧小说在我们的时代将会涉及哪些话题——霍华德·雅格布森的《猫咪》一书已经出版,在书中,他把唐纳德·特朗普领入了一个童话世界,科伊也在创作名为《无赖俱乐部》(Rotters'Club)的系列当代小说。

当然,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不要把各具特色的不同事物放在一起比较。而最独辟蹊径的大概莫过于伍德豪斯本人。作为英语喜剧小说领域的杰出作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喜剧小说奖项再正常不过了——但在喜剧写作的历程中,他总显得有些喜欢顾左右而言他。他的作品几乎可谓自成一派,他不喜欢在作品中特意安插大多数喜剧小说偏爱的政治讽刺和社会性焦虑等内容,至多只是偶尔粗略带过。伍德豪斯的作品拥有纯粹的阳光,DJ·泰勒认为他独一无二:“他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科伊说他是“我在喜剧小说领域一直忽视的大家伙”。费舍尔对他颇为赞赏:“伍德豪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轻喜剧小说家——他的喜剧笑料都是充满善意的——我想不到当今还有哪位作家也会这么做;特里·普拉切特大概算一个,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道格拉斯·亚当斯也许可以算一个。大部分作家都会在喜剧小说中运用更加黑暗和残忍的笑话。”他继续道:“你有能力引人发笑,并不意味着你不严肃。”

因此,把喜剧小说看作是逃避主义的展现——或者大部分都是“伍德豪斯式”的作品——这种说法让绝大部分喜剧小说都背了黑锅。这种文学形式更多是在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来剖析严肃的事情。“喜剧小说”或许是一个有争议的文学分支,但要说喜剧小说已死?别逗了。

(翻译:黄婧思)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卫报 查看原文

广告等商务合作,请点击这里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展开全文
打开界面新闻,查看更多专业报道

点赞(7)

分享

打开界面新闻,查看更多专业报道

全部评论(0)

打开界面新闻,查看全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