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超 于博 陈兴
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力数量决定经济增长。但随着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在2013年前后见顶下滑，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人口数量红利正趋于消失，意味着工业经济步入尾声。而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质量决定经济增长。
我国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上升至23%，每年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也已突破1200万人，高素质劳动力总量持续扩张，表明知识经济时代正在到来。
中国人口质量红利有多高？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本已居全球领先。OECD将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力资源定义为“科技人力资源”。经过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2016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突破8000万人，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45%。
早在2009年，我国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就已超越美国，2015年突破3400万人，同期美国仅为中国的70%。2015年我国R&D研究人员全时当量160万人年，也同样居全球首位。
未来我国科技人力投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目前我国人力投入强度依然偏低，2016年万名就业人员中R&D研究人员数仅仅21人年/万人，而发达国家普遍高于90人年/万人，日韩则超过100人年/万人。我国科技人力投入强度偏低，主要和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有关。2015年我国18岁以上人口中，高中以下学历占比高达68%，而美国仅为4%，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我国仅为15%，而美国高达58%，日本也同样远高于我们。
中国人口质量红利来自何方？
一是自主培养。2000年以来我国教育经费年均增速约为15%，2016年已达到3.9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2%，在OECD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而美、英等国也未超过7%，说明差距并不显著。虽然2004年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数量缩减了1/4，但教师数量增长了20%。教育支出持续高增长、教师队伍不断扩大，为人口质量红利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本科生、研究生的在校生、毕业生规模均已是日本的5倍以上，虽然与美国仍有差距，仅为其60-70%，但差距在不断缩小。
二是人才引进。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54万人，学成归国43万人，两者比值已降至1.3以下，海外留学人才的回流为国内建设提供强大助力。更重要的是高层次专家的引进。中央在2008年推出千人计划项目，为海外人才引进提供便捷通道。截至2017年12月第14批，千人计划的青年项目专家人数累计已超过3500人，学科领域以生物、信息、工程材料为主，均属于当前我国着力发展的高新产业。高层次专家的引进，无疑将在发展新经济中起到重要的领航作用。
人口质量红利带来了什么？
一是中间产出，包括基础领域的论文和应用领域的专利。2016年我国共发表SCI论文32.4万篇，过去十年共被引用1935万次，均排在世界第二。虽然篇均被引用次数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差距正在不断缩短。2017年我国共申请PCT专利4.9万件，较20年前增长了300倍，同样也位居全球第二。而其中2/3的PCT专利属于装备制造业，后者也是我国研发支出的重点行业。
二是最终产出，体现为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新技术方面，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组、量子通信和卫星、深海探测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在去年批量涌现。新产品方面，2017年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民用无人机产量增速均在50%以上，远超传统工业品个位数的增速。新模式方面，分享经济、共享经济还有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均在迅速成长，2017年淘宝、京东APP用户增速均在50%以上，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速更是达到163%。新产业方面，2016、2017年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基本均在10%以上，远高于工业整体6%的增速。新业态方面，2017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28%，而社消零售总额增速仅在1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