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信仰自由vs同志平权:多元价值下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蛋糕案”的宣判,以及考古学界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的争议。

张之琪 2018/06/11 13:00 | 评论(2)A+
来源:界面新闻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蛋糕案”的宣判,以及考古学界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的争议。

6月4日,历时近6年,从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分会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的“蛋糕案”终于宣判。案件的起因是一对同性伴侣来到一家蛋糕店定制婚礼蛋糕,而店主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案件由于涉及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同性恋平权等众多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而备受关注,甚至还在热门律政剧《傲骨贤妻》中被搬上银幕。有趣的是,虽然最高法院判决蛋糕店店主胜诉,但在判决书中,却巧妙地回避掉了LGBT平权运动与宗教势力的冲突这一核心问题,体现出愈加撕裂的美国政局中,最高法院“大事化小”的无奈策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阶段性成果的对外发布让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夏朝是否存在、中华文明究竟在何时起源问题的争议再次浮出水面。最新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实地走访了被认为是夏朝王都的二里头遗址,并采访了许多考古专家,试图厘清这一争议始末。这其中,不仅涉及针对一个具体考古学问题的学术探讨和交锋,还涉及到中国考古学长期以来形成的方法、倾向问题,以及更为复杂的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辩。

美国最高法院对“蛋糕案”宣判:判决书为何避重就轻?

6月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以七比二的比例对著名的科罗拉多州“蛋糕案”做出了判决。在这起宗教信仰自由vs同性恋平权的案件中,宗教信仰自由最终获得了胜利。

案件缘起于2012年7月,一对男同性伴侣来到科罗拉多州的Masterpiece蛋糕店为他们即将举行的婚礼订做蛋糕,蛋糕店店主以自己信仰天主教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随后,这对已经获得了合法婚姻关系的配偶(当时科罗拉多州还没有合法化同性婚姻,他们是在其他州登记结婚的)向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提交了诉状,他们认为Masterpiece蛋糕店的行为违反了《科罗拉多州反歧视法案》中“禁止对外营业的经营商基于种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而歧视顾客”的规定。科罗拉多州的民权委员会和上诉法院都认定蛋糕店店主违反了《反歧视法案》。

蛋糕店的店主随后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案件从去年12月开始在最高法院审理,审理过程异常艰难,也因其政治敏感度受到了极大关注。最终最高法院支持蛋糕店店主的上诉,认为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没有中立、公平地对待店主的宗教信仰,这起历时六年之久的案件终于画上句号。

蛋糕店店主(左)和被他拒绝的同性伴侣(右)

耶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泰苏认为,从判决书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对这一举世瞩目的重量级案件采取了十分消极的态度。判决书回避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平权和政府管辖范围等几乎全部的核心问题,而是基于科罗拉多州政府官员在处理案件时的一些反宗教自由言论,而认定蛋糕店店主没有被州政府官员中立、公平地对待,换言之,最高法院是抓住了案件初级阶段的一些程序正义问题,并以此判决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败诉,这样的判决理由,可以说是一种“避重就轻”。

因此,在张泰苏看来,这是一份源于政治考量的判决书,大法官实际上打了一场太极,以最低的政治成本将这个烫手山芋抛掉了。张泰苏指出,同性恋权利和宗教势力的冲突是美国当下最敏感的政治和社会话题之一,涉及主流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自我认知,即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边界和计量单位是什么?“价值多元化”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区别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自我身份认知是可以被接受的等等问题。美国几乎所有的核心政治冲突,从左右之争到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对立,都能与本案扯上一定关系。越是这样,最高法院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会选择尽量大事化小,以避免陷入价值观冲突的泥潭。

张泰苏还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坛的两极化程度越来越严重,民众对体制的信任也每况愈下,这都使得最高法院这一常年处于夹缝之中的半司法、半政治机构越来越难做平衡,面临的政治困境也越来越微妙。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程序审查这一技术手段回避掉争议更大、政治能量也更大的权利问题,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同样对这一判决结果感到“失望”的,还有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左亦鲁。在他看来,这一判决基本回避了案件中最具张力的部分。

在左亦鲁看来,谈论本案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何为言论自由”,具体来说,订制蛋糕算不算是一种“言论”(speech)。左亦鲁指出,美国法律一直试图给“言论”下定义,来确立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早期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时候的案件涉及的都是非常传统、常规的言论——街头演讲、发放传单、出版作品等等。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言论”的边界开始扩大到烧国旗、烧十字架、烧征兵卡、脱衣舞、行为艺术、商业广告、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和政治捐款等等。而最近几年,被最高法院当做“言论”处理的还包括斗狗等动物暴力视频、电子游戏、在烈士葬礼上进行反同性恋抗议,以及谎称自己曾获得军队荣誉勋章等等。可以说,“言论”的内容和形式都被极大地拓展甚至颠覆了,传统或经典的“言论”定义开始hold不住了。

在这起案件中,问题变成了婚礼蛋糕:做蛋糕是不是蛋糕师的言论?蛋糕上写不写字有区别吗?去订做蛋糕的新人会将其当作是蛋糕师的作品或者言论吗?参加婚礼的宾客会将蛋糕视作新人的言论还是蛋糕师的言论?如果婚礼蛋糕是言论的话,那婚礼酒席的菜单设计、菜品制作和摆盘是言论吗?左亦鲁认为,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是难以回答的,因此,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来规定什么是言论,而什么不是言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托马斯大法官试图以“表达性”(expressive)为切入点,将做蛋糕装进“言论”的范围内。他甚至考察了维多利亚时期和美国内战前后婚礼蛋糕在英美文化中兴起的历史,并且认为婚礼蛋糕和切蛋糕仪式构成了整个婚礼的焦点。在左亦鲁看来,这种讨论虽然很有意思,但也不免给人一种“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之感。

LGBT示威人群手举“这不是关于蛋糕的”标语

除了对言论自由的定义之外,本案的另一个重要角度就是言论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和嬉皮士运动等社会运动,言论自由经历了一个从“大一统”走向分裂的过程。对言论自由问题的讨论,让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的关键就在于“平等”问题的介入。

这种分裂和冲突体现在: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保护色情作品不是保护言论自由,而是保护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和压迫;对种族平等斗士来说,保护种族主义言论同样不是保护言论自由,而是保护白人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也就是说,平等问题的介入,使得当代的言论自由争议不再是简单的“自由”问题,而变成了“自由vs平等”的问题。

“蛋糕案”中体现的就是不同性取向人群的平等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在这两种价值和两种“政治正确”之间,要自由还是要平等,这是本案争议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同样被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回避掉了。左亦鲁认为,在具体案件的操作中,当然可以以各种方式回避掉这一问题,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是结构性和根本性的,今天可以避而不谈,但明天,它还是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夏都溯源:中华文明到底从何时、何处开始?

2018年5月,国家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证实了中华大地的五千年文明,确定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早期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围绕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主题制作了封面故事,从河南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及其引发的争议谈起,试图厘清困扰了中国考古和历史学界近一个世纪的问题——夏朝是否真实存在,中华文明到底从何时、何处开始?

在《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一文中,作者刘岩周回溯了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往事。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来到河南,开始了考察夏墟之旅。一个月之后,徐旭生和他的团队已经初步圈定了十余处可能与夏人活动有关的遗址地点,在返回洛阳的途中,徐旭生决定“节外生枝”地去考察一处商代遗址,即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的商代第一个王都“西亳”。就是在寻找商代王都的过程中,徐旭生误打误撞来到了二里头村。第二年,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展开,出土的宫殿、文物都说明,二里头的确曾是一代王都,但问题在于,它究竟是谁的都城,是商代王都“西亳”,还是夏墟?

徐旭生

在整整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胡适在北大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将此前讲义中涉及的夏、商及更早年代的内容全部抛弃,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对此,他给出的理由是:夏、商在历史上属于“不可考”的时代,夏、商之前的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对当时的北大学生来说,此举是颠覆性的,这意味着中华民族所谓的“五千年”文明,直接被砍掉了一半。后来,胡适和他的学生、历史学家顾颉刚成为了“疑古运动”的领军人物,对中国的古史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清算”。当时同在北大工作的徐旭生,则认为顾颉刚的观点有些矫枉过正,他无法接受他们如此轻易地就将史书上关于夏朝的记载当做是东汉人的伪造。

尽管一直致力于寻找能够证明夏朝存在的考古证据,但终其一生,徐旭生都认为二里头更可能是商代都城“西亳”。直到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关于二里头是夏都的观点才首次被提出。在1977年举办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会”上,北大学者邹衡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即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这一观点引发了考古学界旷日持久的论战。刘岩周在文中指出,二里头这一关键遗址,究竟姓夏姓周,长久以来是夏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测年技术和王朝年表的精度都不够,这一争议很难通过技术手段一锤定音地解决。就好像,你要找的是一件你从未见过,甚至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的东西,即便找到了,又怎么能知道它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界有了新发现。考古学家不仅在距二里头只有几公里远的偃师县发现了真正的“西亳”,还认定了二里头比偃师商城遗址早一个时期,这意味着,二里头的确是夏朝晚期的都城,这一看法也是今天中国考古学界的基本共识,“如果中国一共有100个考古学家,95个应该这样想。”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王巍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

剩下的五个人里就包括社科院考古所研究院、二里河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他对二里头姓夏姓商的问题,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许宏表示,从时段上来讲,二里头文化属于“原史”时代(proto-history),史前、原史和历史的划分,着眼点是是否使用文字,以及文字的使用程度,按照这一标准,二里头并不属于“历史”时代。二里头很有可能是夏朝,并且二里头和偃师商都的兴废也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但在缺少如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文字证据出土的情况下,还不能就认为二里头是夏都。

对于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的问题,徐宏表示,这是一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是东周到汉晋时期人们的追述,透过这些文献,我们能了解到当时的人是如何描述和看待“夏”的,但这却不能作为夏王朝存在证据,它们只是文本而不是史实本身。

《最早的中国》
许宏 著
科学出版社  2009年8月

作为“信古派”的代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则认为,对于古书,他的态度是“疑罪从无”,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一记载是错误的或者伪造的,那么就应该认为它是可信的。事实上,彻头彻尾伪造的古书也是极其罕见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献不可靠”,很多时候是在说文献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让我们很难选择。对于这种情况,历史研究者需要的是鉴别和选择的“慧眼”,而不是一味的怀疑。

对于西方学者对夏朝普遍持有的怀疑态度,以及中西方学界的不同倾向,孙庆伟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是中国本身丰富的历史资源决定的。而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理论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是文献史学相对薄弱的地区,比如史料相对匮乏的北欧和北美地区。另一方面,孙庆伟认为,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西方的汉学家对陶器本位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进行过深入的系统研究,因此,不需要因为西方学者对夏朝信史地位的质疑而感到焦虑,因为最终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还是中国学者自己。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
孙庆伟 著
三联书店  2018年3月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新闻报料

商务合作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更多专业报道,请点击下载“界面新闻”APP

分享 评论 (2)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