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Engenics）是科学和社会运动的混合体，旨在提高人类后代的种群品质。优良的品种可以生育更多的小孩，而不良的品种只能生育较少的小孩或干脆不许生育。英国博学者弗朗西斯·嘉通（Francis Galton）在1883年的《论人类官能及其发展》（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一书中首先使用了“优生学”这个英文单字，到了20世纪早期，优生学运动已经风靡于北大西洋两岸。
由于纳粹德国这一极端案例，如今的流行文化界以及学界一般认为优生学是一种早已过时的、1945年后就迅速绝迹了的东西。纳粹对优生学的狂热导向了集中营、非自愿安乐死和种族灭绝。一旦世人能明白这点，那么优生学——不仅作为受国家支持的社会运动，也作为一种值得称赞的社会政策指导——就不再有市场了。
但这个看法没有把握到优生学在过去的20年中，在我（指本文作者Robert A. Wilson，乐卓博大学哲学教授）所生活的地方所展现出的样貌。
在过去2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住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该地实行法定的优生绝育（eugenic sterilization）。1928年通过的《性绝育法案》（Sexual Sterilization Act）一直得到政府的大力贯彻，直到1972年被废止才结束。法案规定，须成立一个四人组成的优生委员会，该委员会被授权批准对居住于特定国家机构中——通常包括精神病院等——的人群实施绝育。当时参与这项实践的还有美国32个州中的一小部分，它们在1939年之前就通过了与优生绝育有关的一系列法规，这几个州是：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俄勒冈。它们以上述法规为凭据，持续对公民实施绝育，一直到1960-1970年代。
令我感到类似举动之中所含的浓厚优生学意味的，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理由。我发现自己所在的大学系所的第一任一把手——与我一样，是受到大学正式聘用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哲学工作者——于1928-1965年间担任过阿尔伯塔省优生委员会的主席，这差不多占据了他人生时光的三分之一。约翰·麦凯克伦（John MacEachran）在阿尔伯塔大学担任教务长多年，是学校里最受尊敬的行政领导之一。在供职于优生委员会期间，麦凯克伦总共签署了2832份绝育令。其中有一半左右的绝育许可都来自所谓的后优生学时代，亦即一般人认为的纳粹覆灭之后。
1990年代，我去到阿尔伯塔省之后不久，便透过与该省的优生政策幸存者相关的一系列诉讼案件，了解到了这段历史以及麦凯克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工作中，我还见到过一些人，他们曾经在这些法律诉讼中担任过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最重要的是，我与一小群涉入上述争讼的优生政策幸存者相见并且成为了朋友。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李兰妮·穆尔（Leilani Muir，1944-2016），她的故事因国家电影委员会1996年的纪录片《李兰妮·穆尔的绝育》（The Sterilization of Leilani Muir）而得到了公众的关注。李兰妮10岁时曾经被送到针对“精神缺陷者”的培训学校进行矫治，后来又因阿尔伯塔省的优生政策而被绝育，但她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缺陷”。事实上，对推荐并授权对李兰妮实施绝育的决策者们而言，当时是有证据表明她是个“正常人”的。她的亲生父母比较狠心，原本是不打算要她的。“当时我母亲把我从车里扔了出去，就像扔掉她不想要的垃圾一样，”李兰妮说，“这才是我被精神病矫治机构收留的原因。”
李兰妮受到优生政策的“热情照顾”，不是什么奇怪的事。阿尔伯特省的优生学计划就是以优生优育之名来针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的。她在1990年代中期成功打赢了官司，为当年的不当拘禁和绝育拨乱反正，且为后续800余桩类似的胜诉奠定了基础。“我将走遍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确保这类事情不会再次发生在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儿童身上，”她说。
这一决定背后的关切——亦即“优生学之类的东西，不单单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一类，抑或是别人所经历过的那一类，它极有可能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再度对人们实施绝育”——并非一席空谈。最近曝出的多个国家仍在实行优生政策的状况，令人们感到优生学大有卷土重来之势：2012年，澳大利亚被曝对患有智力障碍的女性和女孩实施绝育；2013年，美国加州监狱系统也被曝出对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拉丁裔女性实施类似的举措。
李兰妮对所有人尤其是儿童免于虐待与制度性不正义的权利的呼吁，在法律领域之外同样激励了阿尔伯塔省的其他人采取行动并为此组织起来。我成为了这群人当中的一员，并与其它有类似意向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优生学。这些年来，我们在幸存者、积极分子、学者和常态化的社区成员之间建立起了在地化的网络，以便深入探究加拿大西部以及其它地方的优生学实践，并考察它今天在更广的范围内究竟有何种意义。
从这一立场出发，优生学看上去就不是什么远在天边的东西了。阿尔伯塔省的《性绝育法案》在1972年的新一届省政府上台以后很快就被废止了。蒙受法案之害的人中有许多已经去世多年，但也有不少人仍然在世并且与我们相伴相随。这当中的某些人为李兰妮的勇敢和坚持所鼓舞，打算彻底将自己受优生学戕害的过往大白于天下。
格林·乔治·辛克莱尔（Gleen George Sinclair）生于1944年，当年刚过完七岁生日不久就被送到了阿尔伯塔省的培训学校接受管教。档案显示他是个“混血儿”，一个“杂种”（Metis person，对有一定比例黑人血统之人的歧视性称谓——译注），父母当中有一人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格林在年少无知的时候就被绝育了。在回忆培训学校的生活状况时，他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一条狗一样被使唤，跟动物没区别，就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你懂的。你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个人。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存在似的。接近于一种麻木无感的状态。”
朱迪·丽顿（Judy Lytton）也是在1951年7岁时被送到培训学校的，理由是“我患有严重的斜视，这给我带来很大麻烦……我有些吓人，因为我的外貌和行为跟其他人很不一样，我几乎没法用另一只眼睛看东西。也正是因为这一视力缺陷、近乎半盲的状态，我被贴上了发育不良的标签。”与格林和李兰妮不同，朱迪是知道她自己被绝育了的。她后来回忆说，“我失去了原本可以拥有的孩子……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要是我能有孩子的话，我一定会加倍爱护他们，他们也会有相应的回报，进而会成长为支持系统和一个家庭……我很想念那一切。非常想念。”签字批准对朱迪·丽顿实施绝育的，正是我大学系所里的上司麦凯克伦。
多年以来，优生政策幸存者的故事伴着随时间不断变迁的诸多情感，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自己的叙事中。我起初只是对阿尔伯塔在地的优生政策历史感到一种不带情绪的困惑，这是多年哲学训练所给予我的，但后来却被一种刻骨铭心的、摧毁性的恶心感取代了，不敢相信竟然发生了这一切。一个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必须设法把强烈的情绪放在一边，但我实在做不到。
优生学干预通常始于把人划定为不完整的人
所谓幸存者（survivor），是指一个挺过了某一次或一系列创伤性经验的人。这些经验或许来自于战争、性侵，或者目击了诸如种族灭绝之类的巨大灾难。由此留有创伤痕迹的个体，不单单是由他们受到的待遇所定义的“受害者（victim）。他们是幸存者群体，也就是一群业已走出或者正在设法化解过去的创伤的人，如精神病学家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在其1992年的著作《创伤与恢复：暴力的余波，从家暴到政治恐怖》（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所强调的一般。
优生政策的幸存者，则是那些经历过优生学干预——它通常始于把人划定为不完整的人——诸如打成“低能儿”，或认其为某个下等族群的成员，或具有遗传性的身体疾患（如癫痫等）。将人打入另册之后，他们便能名正言顺地对他们实施优生学干预了。
每一种干预套路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在阿尔伯塔省，“低能儿”或精神障碍者将被送往培训学校，某一医学权威继而会推荐对其实施绝育，经由优生委员会批准后执行，毋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阿尔伯塔省所引入的指导诊所（guidance clinics，20世纪早期兴起于美国，主要负责儿童心理矫治等——译注）同样也获准对那些没被关进培训学校的人群实施优生学绝育，首当其冲的便是在校学生群体。
在理解优生学时，优生政策幸存者的故事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大部分时候以及直到最近，这些第一人称叙事在针对优生学的历史学研究中基本是缺位的。依照传统的观点来看——即优生学在1945年前后就绝迹了——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时间流逝，幸存者数目日益减少，仍然在世的也大多选择淡忘而非重新唤起自己的过往回忆，这样的人在阿尔伯塔省就有许多。此外，幸存者叙事在优生学研究中的低亮相率也来自于一项与之相关的局限，那就是可靠且能接受这类叙事的受众群体仍然十分狭窄。
与阿尔伯塔省类似，北欧地区出于优生考量的绝育也相当活跃，直到1970年代中叶才告终止。此事曾于1990年代曝光并引起轰动，当时的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政府都花了不小的力气，来推进与优生学相关的历史学工作，随后产出的一系列规范化的学术成果揭露了许多先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秘闻。
英语学术作品里目前可得的专著，有1996年的《优生学与福利国家：丹麦、瑞典、挪威与芬兰的绝育政策》（Eugen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Sterilization Policy in Denmark, Sweden, Norway, and Finland）这本论文集，编者为贡纳尔·布鲁伯格（Gunnar Broberg）与尼尔斯·罗尔-汉森（Nils Roll-Hanson）。我曾与其中一名编者交流过我们在有关阿尔伯塔省优生学历史方面的研究发现，至今记忆犹新。他起先对我们以幸存者自述为核心的研究方法感到有些困惑，后来又提到，尽管北欧地区也有很多幸存者，但参与相关研究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股脑地依靠传统的文献记录与档案。他表示，尽管有关记录显示北欧四国仍有许多优生政策幸存者在世，但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在探究北欧地区优生学实践的过往时，却很少去跟幸存者们沟通。
批准绝育的命令上写着：这些人“无法明智地履行为人父母的职责”
在阿尔伯塔省，1990年代后期仍然在世的数百名优生政策幸存者接连不断地起诉省政府，以这种方式令他们的故事传播开来。之后又有一小批幸存者打算以更为公开的方式讲述其故事，它是我所发起的计划的组成部分，牵涉面更广，也更加用心。这些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幸存者们为我们的集体工作引入了一个之前未曾想到的维度，它拓展了我们对优生政策幸存者身份的认识。在公开且公共的论坛中，幸存者可以亲自出面作证，听众也可以结合其个人生活史——例如听众中患有残疾者——更为深刻地与这些故事产生共鸣。听众听到的故事既来自李兰妮、朱迪和格林等人，也包括阿尔伯塔省培训学校的幸存者同辈，如罗伊·斯柯雷柯（Roy Skoreyko）以及肯·尼尔森（Ken Nelson），透过这些故事唤起的认同感，比单纯的同情要强烈许多。
听众们生活于其中的年代，同样是所谓的后优生学时代。可以想见的是，他们读到的是经过娱乐化改编的假想：“假如我生在优生学盛行的年代……”将优生政策幸存者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两相比对也会引发不少共鸣。他们或他们的孩子曾经分离且被非人化，有时他们会被人告知“无法明智地履行为人父母的职责”，这个说法经常出现在当年批准对老一辈的优生政策幸存者实施绝育的命令上。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迫与自己的孩子分开，理由则是他们身为父母却带有残疾，以及缺乏充足的社会支持。
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起第二类优生政策幸存者。这群人并未生活在战后依旧实施着优生政策的阿尔伯塔省，他们同样身有残疾，但生活在更为久远的、优生学大行其道的年代。这群人直接就生活在优生学的氛围中，被有关亲族的政策禁止或限制生育，且蒙受着相应的非人化对待。对这群人而言，优生学乃是切肤之痛。这第二类优生政策幸存者的故事，正是我们试图重构的集体记忆之一部分。
拒斥“优生学早已离我们远去”这一正统观点的最强理由，或许要诉诸于第三类优生政策幸存者：这些人是最近十年以来受到性绝育戕害并且得以幸存下来的，但这部分人的故事目前还没有人出来讲述。
2012年，澳大利亚参议院启动了一项调查，主要针对发生在当下的、且经常是非自愿性的针对残疾女孩与女性的绝育措施。与加拿大和美国不同，澳大利亚从未通过优生学性质的绝育法规。但即便如此，澳大利亚的上述现状与以往实施优生绝育的经历，仍然引起了参议院的高度关注。尽管国家没有公开确立相关政策，但仍有不少观点以优生学名义支持针对残疾女性与女孩的绝育措施，美其名曰“为她们着想”。这一现象与澳大利亚对人权的正式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问题不在于澳大利亚之前没有设立专门的优生学渠道。优生学在这里主要借助文化的潜移默化，而非外在的显见渠道来传播。澳大利亚以往的优生学实践主要针对原住民，例如让其小孩与父母分开，另一方面则是透过移民政策调控未来人口的种族成分，俗称“白澳大利亚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这是一种文化优生学。目前，优生绝育的曝光也震惊了整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并非个例。2013年夏天，在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加州，来自“调查报道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科瑞·约翰逊（Corey Johnson）曝出，州监狱系统中有女性近来在没有同意或仅有模糊同意的情况下被迫做了绝育手术，有时甚至对此完全不知情。约翰逊的报道还显示，约有150名拉丁裔与非洲裔美国女性在2006-2010年间遭到绝育。
许多加州议员一向对认识本地优生学实践的过往历史予以高度重视。2000年代早期，时任州长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对加州优生政策受害者正式道歉，州参议院第20号决议也对本州历史上的优生学运动“深表歉意”，盼望“受过更好教育且更具容忍心的人民，将拒斥一切可能发生于未来的类似之骇人的、伪科学的运动”。不过，面对眼下发生的绝育，要做的不只是让加州公民去认识过往的优生学实践。加州尚需面对优生学顽固依旧的当下，州内公务员的不轨之举令这一需要显得尤为突出。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印度有37%的女性曾接受过绝育处置
2014年底，印度中部的查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有至少12名女性死于性绝育手术，该手术是以控制人口来减轻贫困的政策的一部分，付给女性一定的酬金以换取其绝育。这些一般属于较低阶层的女性在术后可能死于血液中毒或失血性休克。此事当即引发全球舆论关注，因为印度之外极少有人知道此绝育计划的广泛性与日常性。据联合国2006年的统计数据，高达37%的印度女性曾做过性绝育手术。其中许多人参与的正是查蒂斯加尔邦这样的付费绝育计划——免费为妇女做绝育，付给她们10-20美元不等的酬金，在印度，这个数额比她们一周的工资略高一点。
甚至于这类案例也并非只有印度才有。世纪之交前后，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领导的政府就曾批准过针对原住民的性绝育措施，意在削减其人口规模，其后果是大约30万人为此做了绝育手术。另外，屡有报道称前东欧国家的不少吉普赛女性也曾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做了绝育手术。2015年底至2016年初，加拿大国家媒体网、加拿大广播委员会（Canad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推出了一系列深度案例报道，涉及到近来被绝育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特指加拿大非混血的原住民群体——译注）女性，她们来自阿尔伯塔省邻近的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也是在未经同意或仅有模糊同意的情况下就做了绝育手术。
眼下仍在持续的、针对残疾人、罪犯、穷人以及来自特定族群的成员或原住民（尤其是女性）的优生绝育措施，所影响到的人群与1945年以前的优生学对象并无二致。这些举措决不只是过往优生学实践的回光返照。它们是正在进行中的、新型的优生学产物，令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优生学的阴魂不散。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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