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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愿处男”运动中的厌女思想来自文学经典?

Erin Spampinato 2018/06/11 15:00 A
“非自愿处男”并不是互联网文化的怪物,而是长期浪漫化男性性挫折的英美文学经典的产物。

我们的文化一直把狂暴和侵犯当作白人男性的属性特征

一个月前,Alek Minassian驾驶着自己租来的汽车(横冲直撞)驶过多伦多商业区,造成了10人死亡和至少16人受伤。警方通过分析Minassian的上网行为——在他加入的一个“非自愿处男”(即involuntarily celibate,指身不由己的单身或禁欲者,网上一群厌女团体常用这个短语指代自己)交流论坛里——很快挖掘出了他发动袭击的动机:他是在报复那些曾经拒绝过他的女性(表面上是袭击所有人)。他通过这次恐怖袭击公然宣布:“非自愿处男运动”开始了——尽管他并不是第一个声称自己是非自愿处男并把没有性生活当作制造大规模暴行借口的人。

“非自愿处男”并不是新晋名词——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1993年,一位加拿大同性恋女子建立了一个网站,让非自愿处男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今,Reddit、4chan和Incel.me网站均出现了非自愿处男社区。如果再深挖下去,就会发现,如今非自愿处男的派系已经发展得颇为复杂——例如,Minassian传承于具有强烈厌女情绪的“把妹达人”团体,此外,也有稍具怜悯心的“love-shy”团体。团体里的成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总是深深地厌恶女性)分享的当然都是他们被女性疏远的感受以及这种疏远对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论坛里宣泄出来的情绪,既有厌恶女性的标准陈词滥调,也有对女性的强烈仇恨,乃至对人类性事所有方面深深的矛盾和困惑。最好的情况是,这些团体都处在绝望悲伤之中,而最坏的情况——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处于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是非自愿处男和与之相关的论坛竟然为强奸和谋杀女性寻找合理托词甚至庆祝,甚至主张由国家来规定“女性性再分配”——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这个理论最近竟然得到某几个杰出右翼思想家的附和。

今年5月23日,正是艾略特·罗杰(Elliot Rodger)发动伊斯拉维斯塔镇大屠杀(Isla Vista spree killing)4周年的纪念日,犯罪者将自己极度讨厌的女性和他认为性能力强过自己的男性作为谋杀的目标。4年之后,incel.me网站的首页上出现了大量贴子,将罗杰赞誉为英雄。网友发帖讨论罗杰会喜欢什么口味的香草拿铁(是热的还是冷的),互相庆贺这个纪念日(他们称之为“超级绅士日”和“最后审判日”),还把罗杰最喜欢的歌曲制成一张歌单(他们把这80首流行歌曲称做“艾略特核心”)。这些年轻男性为何觉得男性悲痛(他们称之为性挫折)是如此令人同情、值得致敬的呢?这个问题或许有一个答案——虽然没有经过太多讨论——那就是我们的文学历史。非自愿处男不仅是我们残酷的匿名网络文化的怪异产物,同时也是英美文学文化的产物。

回想一下你在高中时期读过的文学作品。导致哈姆雷特发疯——他身边的人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奥菲利亚那里遭受过性挫折。故事里很多角色都策划着让他俩走到一起,希望奥菲利亚能让哈姆雷特冷静下来,以免他杀掉每个人。大量经典小说的情节,从《远大前程》到《双城记》再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是由一个白人男性角色对女性的欲望受挫来推动的。霍尔顿·考尔菲德在纽约的漫步时不时被他对简·加拉格尔痴迷的回忆打断,那是他非常尊重而且想要推倒的女生。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的《士兵的重负》也描述了Jimmy Cross和他痴迷的女子Martha之间的故事。Cross被描绘成了一个真正悲情的人物——一个原本爱说爱笑的正常男人陷入了可怕的境地,他通过幻想来控制自己对那段战争经历的恐惧。他有天晚上碰到了Martha的膝盖,而她立刻收了回去。每当回忆起这个场景,他就会幻想自己“原本该做件勇敢的事”。“他原本应该,”他想着,“把她带到楼上的房间里,把她绑在床上,然后一整夜都摸着她的左膝。”他对她的幻想属于暴力幻想,后来显露出了双重意义。据后面的情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不仅是他受到拒绝而产生的愤恨心理,更证明了他凭着直觉知道了在她分裂的外表背后曾受过性创伤的经历,她的眼睛总是“大大地睁开,并不害怕,这不是一双处女的眼睛,她很平淡,也很冷漠”。

我之所以选择从《士兵的重负》开始讲起,是因为它是我的最爱。我认为这本书非常不错,但它却已成为我们的文学文化把狂暴和侵犯当作白人男性正常特征的“好例子”。我们让孩子们学习这些文学作品,证明了我们丝毫没有被这些令人不安的叙述所困扰,而对强奸的痴迷,成为了男性在性方面的特征。当然,这仅仅只是奥布莱恩这本好书中的一个观点,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读到以女性视角描述强奸甚至是自愿性行为的文学作品前,我已经在青少年时期读过很多描述男性强奸的幻想。我已经被驯化,接受了男性遭受性挫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在20岁以前读过很多这样的文章和小说,远远超过我所读到的更加严重的真正的社会问题,比如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女性和有色人种被边缘化的问题、殖民主义中的暴力问题。或许,这些小说想要通过可怕的教育来引导我们严肃看待男性性挫折:看看当男人求而不得时都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还只是我在高中时期读过的书,更别提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毛姆、欧内斯特·海明威、哈罗德·品特、亨利·米勒、索尔·贝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约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以及男人废话守护神: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尽管这些作家都赫赫有名,但他们都认为男性性挫折值得在生活中存在的大型问题之中占据首位。《洛丽塔》甚至因为给恋童癖者乞求同情而大获成功。(格雷戈尔·冯·雷佐利在《名利场》里称它为“本世纪唯一使人信服的爱情故事”,这句话长时间被引用,就印在这本小说旧版本的封面上)。相反,描写女性在社会上遭遇挫折的小说——不是性方面——就像伊迪丝·华顿和凯特·肖邦的作品那样,却被划分为异类:被称为女权主义小说或者女性小说,而不是伟大的小说。

当我们回顾历史,这就变得更加讽刺了——不是文学方面,而是现实方面——因为(历史上)女性遭遇性挫折往往会导致心理疾病。几百年来,男性医生把某些“疾病”归因于一系列性方面的原因: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性往往是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性生活,或者和错误的人发生了/想要发生性关系,又或者,仅仅是想要更多的性生活。如今,最显而易见的厌女论调与女性性生活的传统阐述截然相反,即女性不该为了自己进行更多性生活,而是要为了这个国家的男性,那些因不堪寂寞而犯下大规模枪杀等罪行的男性,这种厌女论调已经径直越过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我们最饱受赞誉和最具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同样说明了这一论调。我发现,许多“伟大的小说”都认同男性性挫折(通常是指性功能丧失)是一个公众关心的问题,而女性遭受的性挫折(通常是心理创伤)则是个人的心理问题。在文学作品里面,男性——包括作家和角色——通过一次次地揭示他们遭受的性挫折来强调他们的痛苦。相反,描述女性创伤标志着这个文本就像一个壁龛、一个忏悔——是一件非常次的作品。

丽贝卡·索尔尼特就此评价:“一本没有女性的书通常会被称作是关于人的,而一本女性处于突出位置的书则是真正的女性书籍。”这和我们轻率地给青少年推荐《麦田里的守望者》而不是《钟形罩》是一个逻辑,塞林格的小说似乎更加老少皆宜,而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小说是对一种异常病理的叙述(事实上这两本书都描述了主角的心理疾病)。直到上大学,我才接触到艾丽斯·沃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玛丽莲·罗宾逊和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文学长时间充当着强调“男性应该值得更多关注,这样才更人性化”这种言论的帮凶。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我们都把遭受过性挫折和危险的女性锁了起来,(所谓的)为了她们自己,也为了整个社会,而我们却同时让整个社会去关注和接受男性的性挫折问题。我们经常让青春期的女孩阅读那些贬低女性的书,还期望她们能够明白这些书的其他优点比书中所传达的厌女思想更加重要。我们应该反思这些作品支持的观点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遭受性挫折的女性是在为她们自己找麻烦,而同样遭遇的男性却是在给全世界找麻烦……

最近,我们被告知美国出现了男性危机,而且,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担忧。我们总是过度担忧男性性挫折,我们总是认为男性被边缘化需要成千上万页纸来进行分析,或许是因为我们害怕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让我们所有人都处于危险之中——正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名句:“男人担心女人会嘲笑他们,而女人则担心男人会杀了她们”。重新回溯这些经典,我们发现,正因为我们长期浪漫化男性孤立,“他是一个孤独的处男”似乎成了他大肆杀戮的合理理由。如果我们的文学不支持那个观点,或许像乔丹·彼得森和罗斯·多赛特——他们两位近期娱乐化地分析了整个社会从“性再分配”中受益的可能性——这样的作家就会认为男性孤立并不是一个应该享受特权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个人心理问题。如果美国不是一个总在担心白人男性在想什么的国家,或许唐纳德·特朗普也就不会赢得总统大选了。

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彻底抛弃中世纪以来的作家,比如品特、贝娄、厄普代克和罗斯,他们都是塑造美国文学史的人(尽管我个人也不介意让海明威、埃利斯和华莱士逐渐淡去)。但我认为,是时候结束视白人男性的愤怒为兴趣来源的特别阶段了。或许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只有那些非自愿处男哥们儿接受不了现实,并非整代人的男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会将他们的恐怖袭击(甚至包括以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对公民权利的公开侮辱)看作他们崛起的开始,而是将其视为一支败军所做的最后挣扎。

我并不会那么天真地认为厌女思想会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彻底消失,但是我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男性)能够更广泛地阅读,能够把《美国杀人魔》和克里斯·克劳士同样讽刺美国生活的《我爱迪克》(I Love Dick)之类题材平衡一下。如果我是对的,即在主流文学的厌女倾向和非自愿处男那样的暴力亚文化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也许能决定我们的生死。

(翻译:汪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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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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