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Wendy Ewald/Courtesy Steven Kasher Gallery
每个摄影师都与她的拍摄对象之间存在一种施受关系。而Wendy Ewald施与拍摄对象的东西则比绝大部分摄影师多得多。自1975年以来，这位来自美国的摄影艺术家便一直把摄影、行动主义，以及教育相互融合贯通，颠覆着大众心目中关于创作和权威的观念。这些年来，她曾搬到世界各地的农村社区小住，一住便是数月，甚至数年——墨西哥、摩洛哥、印度，以及荷兰等国的农村她都去过——她奔波的目的就是教会当地的孩子使用相机。这些拍出来的黑白照片版权归Ewald和她的学生共有，每个人的姓名也会出现在照片的标题中（这比“社会参与式艺术”这个概念的出现早了20年）。
这些照片通常都很有意思，同时也十分直白，但其中没有一张是多愁善感的。Ewald鼓励孩子们深入挖掘自己的梦境，于是，当孩子从睡梦中醒来时，眼前便浮现出了如格林童话般黑暗的幻象：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或是看着兄弟被掩埋于柴堆之下。然而，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些奇思怪想中透露的现实。一个来自南非的白人小女孩在1992年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的主角是一位人行道旁的黑人男子。她给这张照片的批注是“我住的地方就这点不好”。正是由于这种不经意间的种族主义，以及其他严酷的现实，让Ewald的项目免于被扣上美国作家Teju Cole口中“白人救世主行业情结”的大帽子。相反，主题同样是教授孩子摄影的纪录片《生于红灯区：加尔各答红灯下的孩子们（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则被认为体现了这种情结。
《我是一个脖子上缠着蛇的女孩》是美国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女孩Denise Dixon于1980年拍摄的一张别具一格的自拍照片——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木质装潢的房内，一个小女孩顶着一头蓬乱的金色假发，噘着嘴，脖子上围着一条花纹蟒蛇——这张照片不难让人联想到美国著名女摄影师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她的作品常以自己为主角（其实这张照片曾于1997年在惠特尼博物馆的双年展上展出）。荷兰女孩Miranda Plooij于1996年的摄影作品《圩田中的白天鹅》与美国女摄影师黛安娜·阿伯斯（Diane Arbus）《迪士尼乐园的城堡》里的天鹅有着如出一辙的诡谲。照片中，向来是“白毛浮绿水”的天鹅竟漂浮在黑色的草丛之中，一排轮廓成细圆齿状的树木分隔开天空和大地，使照片一分为二。
Ewald的童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的格罗斯波因特度过，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开始摄影了。在她11岁时，她的妈妈为她买了人生中第一部照相机。1969年夏天，她高中毕业，来到加拿大的拉布拉多省，在当地因纽特族和米克迈克族孩子的一个日间夏令营做帮手，这些孩子本生在半游牧家庭，但从这一年开始却得住在保护区里。这次经历在Ewald心里种下了日后让摄影与其他元素相互融合的种子。她此行给孩子带了一部拍立得，为自己带了一部大画幅相机。在此之前，她的梦想是成为美国纪实摄影女摄影师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式的人物，成为民权时代的摄影艺术家，但这段经历让这个梦想变得复杂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这些孩子（有一些比她小不了几岁）拍的照片“比我的作品更有力量，也更加深刻”，她后来如是说。
在大学期间，Ewald学的是摄影专业，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不仅仅成为一名纪实摄影师，她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两年，师从美国现代主义艺术家迈纳·怀特（Minor White）。1975年，她搬到肯塔基州怀茨堡，拍摄自己的照片，同时，她在当地一个成立于1969年的电影艺术中心里给学生办讲习班，期间还在乡镇上最后一个单室学校里短暂地上了一段时间的课（艺术中心名叫Appalshop，Appal意为阿巴拉契亚，到现在还红红火火呢）。Ewald在肯塔基州住了6年，她在这里得出了以同情心为出发点的概念主义摄影理念。正如她在自己博物馆回顾展的专著中所写：“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伪装成教师，为的是拍到我想要的作品。”
（翻译：黄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