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都有谁？爱因斯坦、伊朗国王、玛琳·黛德丽。然而要想说出一个移民、难民或者寻求庇护者的名字，就要困难得多。流亡者有名有姓，且为人们所熟知。而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只是存在于意象、感知或政策中的一个集体——一直以来，他们几乎只是一群人而已。
丹尼尔·特里林（Daniel Trilling）花费五年时间在欧洲边界调研和游历，写成了《远处的灯光》（Lights in the Distance）这本书，他尝试颠覆这种虚假差异（难民或寻求庇护者与流亡者一样选择或者被迫背井离乡）。这本书在娓娓道来的同时也震撼人心：它冷静地描绘了难民努力在欧洲寻求庇护的真实处境，然而大部分欧洲国家并不想接纳他们。从程度和时间来看，这一事实极其残忍。作者细致入微地讲述了这些人的故事和经历，这一点又可谓打动人心。他们是人，不单单是一个群体。
贾马尔（Jamal）是一个来自苏丹的小伙子，他常年住在加来的丛林（jungles）难民营，想要通过卡车逃离此处。和他怀抱着同样念头，想要借此穿过英吉利海峡的难民会在卡车司机停车的地方提前挖好洞，以便藏身。这种做法不禁让人回想起近一个世纪之前，战场上类似这样的掩洞多达数百万个。
宰纳卜（Zainab）是一位来自伊拉克的中产阶层妇女，丈夫被绑架之后，她逃走了。宰纳卜原本在舒适的房子里过着优渥的生活，现在却只能在加来市外的矮灌木丛里搭个帐篷栖身。枪支团伙的头目把毒品藏在她的帐篷里，她和孩子们差点在冷藏车里窒息而亡，因为即便缺氧，司机也不会开门。宰纳卜说，冷藏车里全是小孩。
特里林自己选择了几个欧洲边界点作为考察的目的地：加来、卡塔尼亚、锡拉库萨、雅典、锡迪罗（Sidiro）。当然了，边界会根据欧洲的界定者（申根或欧洲歌唱大赛）发生变化。
难民系统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有人的行踪通常由精英阶层来掌控。对于背井离乡并且打算穿过边界的人来说，边界似乎一直在变。最具敌意的障碍，是自然还是人类，这点似乎常常难以分辨。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马里查河（the Evros river）险象环生，锡迪罗的希腊穆斯林村庄旁边的山上有一块移民墓地，现在已经埋葬了一千多人。
当然，地中海也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这些所谓的“船”耗尽了燃料，船上的人要么死于冷酷无情，要么死于无能为力。法蒂玛（Fatima）是一位从尼日利亚逃出来的妇女，现在她决定成为一名倡导妇女权利的积极分子，一位文化组织者，而非被人忽略的移民者。法蒂玛了解到，黑人在上下班途中是最容易遭受袭击的群体。“一天早上，我在上班途中看到一个女孩被强奸了，连喉咙都被割破了。她被扔在路上等死。如果人们看到一对黑人夫妻，他们就会过来，要求‘借用’一下这个妇女。”
从西非去往欧洲的移民路线穿过撒哈拉沙漠。2015年，国际移民组织断定，在穿越沙漠的途中丧命的移民人数和在地中海淹死的移民人数一样多。无家可归的难民通过各种系统性、有组织的方式向欧洲涌来，欧洲的很多国家曾经承诺遵守《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中的原则，即把难民当成有权利的个体来对待，不得强迫他们回到危险当中。现在，他们却都极力逃避曾经的诺言。所有的证据都反映出来自各国当局接连不断的敌意，任何与英国内政部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承认，混乱无序与麻木不仁意味着抵制。
而今，各国会因“行政便利”监禁难民。他们提供的难民接待中心环境恶劣，十分危险：为了逃离这些难民营，被收容者不惜冒死喝下洗发水。他们建议移民迁往另一个城镇，但却不会提醒他们这意味着必须重新开始申请政治避难。欧洲在花费20亿欧元来维护边界安全的同时，估计只花了不值一提的7亿欧元接收难民，特里林写道。但是，很多欧洲人都会问：为什么欧洲要花费更多的钱在难民身上呢？一些在意大利南部度假的西非人说，这是因为“我们不曾忘记过去，我们记得奴隶制；我们记得欧洲发动了世界大战，我们与之抵抗。”
贩毒者也会对他们施暴。某些迁移是偶然进行的，更多是有组织的：走私者向搭乘货车的每位移民按单程收取2000英镑，而汽车里的贵宾座位则要收取两倍的价格。奥古斯塔西西里港收容的是地中海的幸存者，这里的常见病有：“殴打导致的割伤和擦伤，晒伤或船里的机油导致的烧伤，过度拥挤和卫生条件恶劣导致的疥疮、呼吸道感染和胃病，怀孕或性侵引起的并发症，从建筑物上被扔下导致的腿脚受伤，以及严重的精神创伤。”
暴力与善良在这里同时上演。特里林关注的是迁移的人，而不是提供援助的人。但是，后者也随处可见，穿着便服的人为贾马尔组织募捐，他才得以搭上去米兰的火车。在书中，我们还会看到“一群莱斯沃斯岛上的西班牙救生员，靠近意大利边界的一位法国农民让移民睡在他田里的大篷车里，一位争取儿童权利的丹麦活动家让一个叙利亚家庭搭便车”。
在这本书里，让你心生怜悯的正是这群移民。法蒂玛要求搭特里林的车，她告诉特里林，年轻的女性被贩卖后用于性交易。“她们都还是小女孩。”她说。2015年，5633个尼日利亚妇女中有80%通过海运被贩卖到欧洲。雅典的阿富汗人受到难以形容的憎恨，但他们仍然开玩笑说：“美国人登月后，惊讶地发现月球上的人也在迁移。他们就是阿富汗的难民啊——我们无处不在。”
我喜欢凯撒（Caesar），他是一个带有正义之怒的年轻马里人，你猜猜他对特里林说的话：“他们怎么能就这样把我们分开？仿佛一个人的额头上印着‘难民’，另一个人的额头上却印着‘经济移民’，不是这样的。”谁来断定哪个人能移民？气候变化，贫穷等原因难道不足以让你收拾行李，迁往更好的地方？
特里林看不出他见到的人和普通小报记者或决策者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他无法断定。但是那些因为气候变化或贫穷而背井离乡的人不受《难民公约》的保护。“对难民的界定是政治性的，它的含义从属于公约具体包括哪些人，这一争议尚未解决。”特里林说。
怎么办呢？记者们来了一批又一批，阿富汗人哈基马（Hakima）不屑地说。“他们想听我们的故事，但是却问我们，你们要怎么办？什么都改变不了。”特里林承认，记者的影响力远没有他们想的那样大。即便如此，他呼吁更多人起来抵制：“你们没有必要接受这一点。”如果知识是行动的根本所在，那么他已经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把这个大群体变成了我们喜欢的人，他让我们看到这些人和我们没有区别。
（翻译：陈艺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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