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两名警官遇伏击遭枪杀的事件唤醒了纽约警察队伍某些成员对过去的黑色记忆：1970年代，街头的暴乱和针对警察的怒火最终爆发，演变成了针对部分警察的蓄意谋杀。
今昔之间还存在其他相似之处——公众抗议震动了纽约乃至美国全国；警方指责政界在煽动反警察的情绪；而纽约市的政府高层则在手忙脚乱地弥合执法人员和他们所服务社区之间的危险鸿沟。
如今，以毒品交易和犯罪猖獗为特色的那个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但周六警员刘文健（Wenjian Liu）和拉斐尔·拉莫斯（Rafael Ramos）突然遭遇射杀使得警察局转换成被动防御的姿态，更多地让人联想起了过去的几十年。
现在，尽管来自布鲁克林的持枪歹徒伊斯马伊尔·布林斯利（Ismaaiyl Brinsley）的威胁至少有一部分原因似乎源自于他的精神病史和最近的绝望情绪，但纽约警察们仍然被告知要采取防御措施来应对风险。
1970年代，46名警察值勤时被害；1980年代，又有41人遇害。周六的枪击之前，上一次有警察因公殉职是在2011年。
1970年代初，部分暗杀警察的事件是受到了黑人解放运动中激进分子的推动，包括1972年造成罗科·劳里（Rocco Laurie）和格雷戈里·福斯特（Gregory Foster）两名警官遇难的爆炸案。
22岁的福斯特来自布朗克斯区，23岁的劳里来自斯塔顿岛，两人曾作为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越南并肩作战。1972年1月27日晚上临近11点，福斯特和劳里在吃完晚饭后的途中被枪杀。因为犯罪频发，他们之前主动要求分配到东村一带巡逻。
杀害警察的事件已经少了，这个城市一直在试图擦去毒品和暴力犯罪的污点，但执法部门的人们说，上周六的致命枪击案又撕开了旧日的伤疤。
“他们开车到了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当时一片混乱，大量穿着警服的人不断进进出出。”劳里的妻子阿德莱德·劳里（Adelaide Laurie）回忆。
“请不要让我们倒退到可怕的70年代。”劳里上周日接受采访时说。她补充说：“眼下人们的想法跟当时一样。没有人信任警察，人们叫警察猪。我几乎像是重新体验了一遍那场悲剧。”
许多在上世纪警察遇害案余波中长大的警察，或者当时有亲戚在警察队伍的人们与那段惨痛过往之间的联系既伤感、又真切。上周六遇害的拉莫斯就曾经在斯塔顿岛上的罗科·劳里学校（Rocco Laurie School，学校以罗科·劳里警官的名字命名）担任保安。
此外，黑人解放军（the Black Liberation Army）身上还背着1971年的一场枪击案。当时，约瑟夫A.皮亚根提尼（Joseph A.Piagentini）和韦弗利M.琼斯（Waverly M.Jones）在黑人住宅区哈林的殖民公园别墅（the Colonial Park Houses）外被两名袭击者射击致死。
纽约警察局长威廉·布拉顿J.（William J. Bratton）在一条发送给全体警员的信息里说，刘和拉莫斯“加入了一条长长的队伍，这条队伍太长了，队伍中的伙伴们一起服役，又一起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他在信息中提到了皮亚根提尼、琼斯、福斯特和劳里，以及其他4对遇害的搭档。
布林斯利去世前不久在Instagram发布过一条简短的状态，誓言要给“猪插上翅膀”。这条信息让人想起1960年代末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 Party，美国黑人组织）的一句口头禅：“警察猪猡滚蛋！”。当时，反政府情绪正在向针对警方的暴力行为中渗透。相形之下，最新的这起枪杀警察事件发生的背景却是，纽约正处于有史以来犯罪率最低的时期。
但是现在和当时一样，政治两极化的尖锐性和警察队伍对纽约市长的愤怒甚至有可能把一个完全孤立的警察遇害事件转变成一个引爆点。
巡警慈善协会（The Patrolme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近日流传着一封信，允许警察有权要求市长不出席警察因公殉职后的葬礼，让人想起1972年警察遇害系列事件后时任市长约翰·林赛（John V.Lindsay）面临的敌意。
阿德莱德·劳里说，她表达过意愿，希望林赛不要出席她丈夫的葬礼。但他还是出席了，结果遭到哀悼者们的嘘声。人们高喊，让他滚回去。
劳里说：“当时的警察们都觉得，他不是在帮他们，而是在跟他们作对。”
当年，林赛试图加强平民申诉审查委员会（Civilian Complaint Review Board），之后，他同警察的关系就一直如履薄冰。另一名警察牺牲后，这道鸿沟变得更宽了。当时，菲利普·卡迪罗（Phillip Cardillo）被一通911报警电话诱骗到了哈林区的一座清真寺内，随后遭到射杀。外界指责这位市长的政治抱负和他与一些黑人领袖的联盟影响了纽约官方对这起案件的处理。他没有出席随后的那场葬礼，相反，他选择了去度假。
文森特·E·亨利（Vincent E. Henry）曾经也是一位警察，2002年退休的时候是警察学校的一名指挥官。他说，上周六的致命伏击发生时正值纽约市民抗议警察暴力之际，而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并没有表态谴责抗议活动，这同样威胁到了这位现任市长在警察队伍中的政治地位。
“眼下就是白思豪的卡迪罗时刻，”亨利说，“是他的卡迪罗时刻。”
这种不稳定的政治形势还让人们想起1978年在贝德福德-斯泰森特（Bedford-Stuyvesant）被杀害的两名警察，诺曼·赛鲁罗（Norman Cerullo）和克里斯蒂·马索内（Christie Masone）。起初，警方称这起事件是两名有前科、曾经参与过阿提卡监狱（纽约市内监狱）暴动的男子制造的伏击。其中一名袭击者在枪战中被打死。另外一名男子，克利夫兰·戴维斯（Cleveland Davis）在几条街之外撞了车，之后受伤被捕。他被指控谋杀这两名警官，但最终被判无罪。
当时的纽约市长爱德华·I.科赫（Edward I.Koch）在参加这两名警官的葬礼时呼吁恢复死刑法案，借此震慑杀害警察的行为。这个措施得到了巡警联盟的支持，但却遭到时任州长休·L.凯里（Hugh L.Carey）的反对。此后，双方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凯里曾经赦免戴维斯1976年杀害阿提卡狱友的指控，借此来平息针对警察和狱警们的阿提卡风波。
那时爆发的其他一些暴力事件最初也被视为政治驱动的攻击行为，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1973年，一名年轻男子在曼哈顿一处住宅使用随身携带的0.22口径左轮手枪打伤了几名警官，之后被警方的密集火力击毙。当时，警方称，这起枪击案背后有政治动机。但后来，侦探描述称，这只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男人干出来的事情”。
亨利说，20世纪70年代杀害警察的一系列事件让警察们形成了一种四面楚歌的心态。警察们提前四小时到达警察局，巡逻结束后再推迟四小时离开，目的是为了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跟在巡逻的警车后面，手里握着猎枪，提供额外的掩护。亨利说，那个时代的警察还开始携带私人猎枪。
译者：杨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