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优雅、奢华似乎就是法国的代名词，这里时尚产业高度发达，人才辈出。拥有百年历史的巴黎时装周，更是奠定了巴黎作为世界时装之都的显赫地位，作为巴黎时装周的唯一主办方，法国高级定制及时尚联合会（Fédération de la Haute Couture et de la Mode，简称 FHCM）堪称全球时尚界最具代表性的权威机构之一。
将巴黎世界时装之都的地位打造得坚如磐石，是法国高级定制及时尚联合会（FHCM）的使命，而只有不断输送新鲜血液，才能保证法国时尚产业长盛不衰——同时肩负培育新晋设计师重任的 FHCM，业务还包括促进新兴品牌发展和时尚教育，其创办的巴黎服装公会学院和法国时装研究所，是全球时尚界的两大知名学府。它还管理着Designer’s Apartment的陈列室，并为此开发了数字平台New Now。
视线转向东方，中国的时尚产业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独立设计师都在创立自己的品牌，深耕中国市场的同时，他们也与欧洲时尚界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求学、办秀还是国际市场的拓展。刚刚发布的6月巴黎男装周官方日程中，就出现了三位中国设计师的身影
2018年3月的上海时装周期间，FHCM执行总裁 Pascal Morand 先生与华丽志创始人、橙湾大学校长余燕女士展开了一场深入细致的对话，分享了他对于时尚产业演化，新一代设计师成长，以及品牌国际化的宝贵思考和独到见解，相信对于中国的时尚创业者和企业家们会有不少有益的启发。
Pascal Morand先生自2015年起担任FHCM的执行总裁，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知名经济学家，担任法国欧洲商学院（ESCP）教授和法国工程学院院士，这让他能以更加开阔和全面的视角来分析时尚产业，在时尚界和学术界都享有盛名。多年来他还致力于促进时尚、商业和教育之间的深度合作，对全球经济及文化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独树一帜的见地。
余燕：担任法国高级定制和时尚联合会（FHCM）执行总裁以来的几年里，您认为全球时尚产业发生的最大变化有哪些？
Morand: 综合过去几年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发展和运动，时尚产业有四个最重要的变化因素——
第一是数字化，它超越了我们的想象，是一个全球性的变化，影响了时尚产业的方方面面。有些技术并不是全新的，比如RFID (射频识别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智能制造，但（当应用到时尚产业时）导致了合理化的流程与创意工作之间的冲突。
创造性设计的基本原则就是远离理性，这和数字合理化的过程存在一定冲突。
第二个变化因素是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含 CSR（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等。在某种程度上, 这似乎与时尚相抵触, 因为时尚通常被认为是短周期的。但是可持续发展对于时尚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与新的制度、新的态度和具有包容性的创造性过程合作。
第三, 情感因素日益重要，而“情感”是不容易被操纵。在西方文化中, 情感可以是张扬的, 在中国文化中, 情感相对克制。创意产业的理念 (艺术、电影、时装等)与进入情感和感官息息相关。除了讲述故事和传统的营销方法之外，数字创新还创造了情感和感官交流的新方法。
第四个变化因素——“4S”（Street 街头文化，Sports运动休闲，Sound音乐、Screen 电子屏幕）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但如今越来越被放大了。奢侈品/高端时尚与4S文化有更强的交流合作。4S的影响力非常大，奢侈品/创意品牌和4S文化有了更新的合作平台和商业模式。
早在80年代，设计师 Jean-Paul Gaultier 就在高端时尚中借鉴了街头元素，但那时只是大胆的尝试。现在这个趋势更加普及化，比如 Louis Vuitton 和 Supreme的合作。品牌的概念更加国际化，也发生了更深层的变化。
余燕：您在时尚商业教育领域耕耘了很多年。您认为设计和商业学院的毕业生进入真实的时尚产业会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Morand: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了解如何管理创意和设计。高端时尚永远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包括管理者，设计师等。管理者和设计师之间需要对话和沟通，就像“阴阳”，两者缺一不可。在品牌创立之初，可能是从设计师开始，建立粉丝。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品牌不仅需要设计师，还需要管理者。此外，品牌还需要考虑数字化因素，科技发展和社会运动风潮。
法国在设计学术化与英国或美国不同，其他国家更注重设计的学术课程，我们则侧重设计师从很朴素的学徒开始做起。我知道中国的学校也有很多讨论，现在更偏向于学术化。学生们可以在学校学习艺术和文化，在职业生涯中学习技术。两者的平衡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大项目，合并从职业学校到博士学位，保证在设计、技术、管理和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
巴黎是一座拥有巨大时尚技术和雇主资源的城市。我们除了发展大的学校，也会给其他法国时尚学校开设论坛会议，帮助他们发展。我非常欣慰看到年轻人绽放，成长地更加自信、强壮、开放并富有创意。自信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余燕：您认为现今的时尚产业，年轻的设计师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是更容易还是更难于获得成功？市场是否有足够空间留给年轻设计师来发展？
Morand：我认为是更难了。在上世纪70年代，特许经营的模式使商业成功相对容易，尤其在日本市场的特许经营。在现今的数字时代，品牌更容易得到传播，但是传播的成本很高。年轻的品牌可能在国际上得到认知，但是相关知识产权，供应链等等非常复杂。如今的品牌更容易显山露水，但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却变得更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平衡，以支持这些新生品牌。
对于创意品牌，他们需要考虑消费者，但正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所说的，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的需求，直到我们展现给他们。创意设计的过程是一个交流和想象的对话。对于市场的反馈，大品牌可以通过组合系列来保持品牌标识。在社交媒体充斥的当下，品牌很难保持自己的特质。品牌和设计师需要拥有自信。这也是我们在教育上面临的挑战。
余燕：FHCM 在支持巴黎时装周和法国时尚产业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Morand: 巴黎时装周的政策和团队力量非常强大，并能够不断自我革新。
我们支持新兴品牌和中型品牌开发和整合数字技术。在过去，无论是法国还是其他国家，科技和时尚的是两群截然不同的人群。但现在的千禧一代中，科技和时尚的人群趋同化，他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聚会交流。
对于时装周，除了基础的数据库等，我们还在进行活动的数字化。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化的时装周。社交媒体方面，我们直到两年前才开设了Instagram账号，现在我们有13万粉丝。我们希望保持初衷，专注于创意，把具体的数字化方案留给品牌方自己去落实。
巴黎拥有很好的传统和历史，拥有很多艺术，文化的资源和创意人才。巴黎时装周非常国际化，有一半非法国品牌参与。我们的名字“高级定制及时尚联合会”中也没有法国两个字。我们非常开放，非常国际化。
巴黎时装周有很多大型的品牌和集团参与。他们在时尚的前沿，并且拥有非常好的设计和管理的组织结构，以及对科技的开发和应用。在展现这些大型品牌和集团的同时，我们也会支持新兴品牌的发展 ，在2014年成立了遴选委员会。（FHCM）执行委员会成员由100个国际品牌选举形成，致力于时尚的创意和国际化。
余燕：《华丽志》最近采访了很多中国的时尚企业，他们也有开拓国际市场的计划，但是会遇到企业文化和人才方面的困难。您认为（那些成功拓展国际市场的）法国品牌是如何在法国文化和各国本地文化之间保持平衡的？
Morand: 对于奢侈品牌，法国市场太小了（所以必须国际化）。也有很多法国轻奢品牌并没有在巴黎时装周展示，但是获得了国际市场的成功。当我们谈到品牌，很多人会说“国际化的思维，贴近当地市场的行动”。但是在创意驱动的时尚市场营销中，需要具有“当地市场的思维，和国际化的行动”。
品牌的标识由一系列元素组成。比如中国设计师李阳，他也是FHCM的一员。他来自中国，居住在澳大利亚和伦敦，在巴黎走秀。他是一个多元化背景的国际公民，这是他作为设计师和他的品牌“Yang Li”的标识。在很多其他艺术领域也一样，比如音乐和电影。印度的宝莱坞电影有些在国际上非常成功，有些在国内市场很成功。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人口众多。品牌可能在国际上很成功，也可能只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
如果是创意品牌，他们需要和全球市场进行交流，千禧一代非常国际化。上世纪70年代，品牌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与世界交流。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品牌花了很多精力来整合特许经营，解决品牌标识和供应链等问题。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国际村”，如果是商业品牌，可以自己发展获得商业的成功，而创意品牌需要和全球市场进行交流和合作。时装周是很有效的交流手段，创意品牌可以通过参与时装周获得来自世界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