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眼癌女童王凤雅之死与爱尔兰公投废除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
河南眼癌女童王凤雅之死的罗生门持续了一周，到周日为止，事件经历了180度的反转，真相基本浮出水面，所谓的爱心人士和自媒体对女童家属“重男轻女，用女儿的救命钱给儿子治兔唇”的指控与事实并不相符；女童的奶奶也对媒体表示，将对最先“曝出”这一事件的大V陈岚等人的诽谤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王凤雅事件引发的媒体风暴让我们联想到2016年奥运会期间自媒体和网友对体操运动员商春松家庭的恶意揣测，他们同样将商春松想象为“樊胜美”式的、被原生家庭敲骨吸髓的女儿，要省吃俭用为残疾的兄长买房。商春松与王凤雅的事件都说明，看似政治正确的性别平等议题在很多时候其实充当了非常傲慢、充满歧视与偏见的阶级话语的挡箭牌。通过性别的政治正确，中产的意识形态以启蒙者、救世主，或者说是“圣母”的方式无碍地干涉甚至毁掉本就十分脆弱的底层生活。
而在世界的另一边，爱尔兰的女性这周达成了了不起的成就，在周末刚刚结束的全民公投中，爱尔兰以64%的压倒性优势，废除了198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爱尔兰的女性终于获得了（有条件的）堕胎权。爱尔兰是今天欧洲为数不多的天主教势力依然强大的国家，在过去的35年内，爱尔兰法律严禁堕胎，即便在女性被强奸受孕或者胎儿存在畸形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许多女性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次的公投结果，不仅展现了爱尔兰女性在争取生育自主权问题上的空前团结，也说明教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爱尔兰人与宗教、教会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眼癌女童之死：圣母与底层的遭遇战
上周，一篇题为《王凤雅小朋友之死》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文章称河南省太康县的一个名叫王凤雅的两岁半女童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癌，其母杨美芹在众筹平台筹得15万元善款之后，却将钱用于给儿子治疗唇腭裂，而置女儿生死于不顾，导致王凤雅于今年5月4日不幸离世。
文章将王凤雅之死归咎为“罪恶的父母”，认为王凤雅的父母重男轻女，对女儿的病采取消极治疗的态度，才导致了本来有治愈希望的王凤雅含恨离世。后来，随着媒体的跟进报道，事件发生了反转。根据“界面新闻”报道，王凤雅的父母在众筹平台上共筹集了3.8万余元善款，而非网传的15万元，善款全部用于给王凤雅治病，孩子去世是因为医治无效，并非消极治疗。众筹平台“水滴筹”公布的数据印证了家属的这一说法。而王凤雅弟弟的唇腭裂，是另一家慈善机构嫣然天使基金资助治疗的。
“腾讯大家”作者姚遥将王凤雅事件描述为“圣母与底层社会的一场遭遇战”，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关乎何为真正的志愿、真正的慈善。
文章指出，孩子的恶疾，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一夜之间接触到一波又一波的陌生人，以志愿者的名义要帮助他们。开始，孩子的家长对志愿者还是信任的，并跟着他们去了大城市求医，求医的过程双方说法不一，但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那就是，住院的事情并没有真正落实，志愿者也退出了。之后，新来的志愿者也并没有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能力和资源，切实地帮助到这家人。最终，双方的关系彻底闹僵，家人甚至拿出孩子已经去世的说法，来拒绝志愿者的进一步介入。
不能否认志愿者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没有争取到家属的信任，这也并不是家属的责任。在姚瑶看来，对于一个拖着病儿、心力交瘁的家庭来说，外界不到位的帮助，只是消耗了家人的经历和耐心。
姚遥认为，帮助人这件事并不容易，而打着助人的旗号占领道德高地，对他人的生活和选择颐指气使却很容易。在慈善事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缺的不是有善心的人，缺的是对每个个体生命平等的尊重。因为自恃有资源、有知识的人，一旦不自觉地滋生出优越感，滋生出一种救世主情节，往往会带来更坏的结果。圣母所谓的“改变世界”，只是希望他人服从于自己，世界按照自己的想法运行。王凤雅事件的结局，就好像许多失败的扶贫项目一样，援助者悻悻离去，然后对外界说：这群人太懒了，烂泥扶不上墙。
姚遥提醒，不要让顺手做个好事的道德冲动，演变为对受助者尊严的随意践踏，这是慈善精神成长背后，需要警惕的道德陷阱。
专栏作家张丰则在《三岁女童王凤雅之死：城市精英对乡村的一次侮辱？》中指出，事态之所以发展到“网络暴力”的程度，是因为所谓的爱心人士在事实还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对王凤雅母亲的医疗选择先入为主地做出了“农村人重男轻女”的道德判断。但让这些“城里人”正义感爆棚的，恐怕不是爱心，而是社会上普遍的正义缺失所带来的一种焦虑，这份焦虑使得他们急于去寻找一个承担罪责的具体对象，很不幸的是，杨美芹成了这个替罪羊。
时评人陈迪通过王凤雅事件，探讨了当前中国主流媒体、自媒体与新闻空间的困境。文章指出，随着真相逐渐水落石出，我们发现最初自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是严重失实的，面对这样看起来耸人听闻的事件，严谨的态度，是在记者到场之前，不转发不评论。陈迪在这里所说的“记者”，指的是“有强大采编能力的主流媒体”记者。
陈迪指出，媒体在我国具体国情下的特殊角色、任务与规则，决定了它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的市场竞争主体，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市场，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非常严重，份额与收益断崖式地下跌，富有经验的采编队伍大面积流失，调查记者仅存的规模无法覆盖全国上下的新闻热点事件，必然导致空余出大量空间，能够让自媒体抢到部分事件的第一落点，并影响舆情。
当然，并不是所有自媒体都是流量导向、罔顾事实的，但至少在采编能力和把关标准上，自媒体不会以传统新闻行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们也不需要这么做。这次的王凤雅事件暴露了当下中国媒体生态的一个困境：传统媒体规模萎缩、资源不足，导致对于新闻事实的采集与报道质量下降，挫伤了自身的公信力；遗留下来的空间被自媒体占据，但自媒体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动机去坚持传统媒体的新闻操守。这种困境所导致的结果是，热点新闻事件常常在谣言与反转中来回反复，最终让公众陷入什么都不敢相信或者认为一切都是阴谋、套路的愤世嫉俗之中。
废除堕胎禁令背后：爱尔兰的世俗化之路
1983年以来，在非自愿的情况下怀孕，或者腹内胎儿发育不健全的爱尔兰女性，不得不面对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要么独自一人花上巨资去国外（通常是既邻近又可以合法堕胎的英国）寻求安全的堕胎手术；要么留在爱尔兰，冒着生命和刑事诉讼的危险自己动手堕胎；不然就只能将孩子生下来，不论这个孩子是通过强奸受孕的，还是患有某种致命的先天异常。
但这一切在上周五正式成为了历史。在5月25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爱尔兰以压倒性多数优势废除了禁止堕胎的宪法第八修正案。
宪法第八修正案于1983年通过，修正案承认母亲与胎儿平等的生命权，这也就意味着，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堕胎都是违法的。第八修正案生效后的35年内，爱尔兰出现了无数起由于禁止堕胎而引发的悲剧。2012年，31岁的印度裔牙医Savita Halappanavar之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直接导致了这次公投。Halappanavar在孕程第四个月羊水破裂，出现先兆流产症状，但当时胎儿仍有心跳，医院拒绝为她实施堕胎手术，Halappanavar被迫在羊水破裂引发的高烧与感染中绝望地等待，3天后胎儿流产，她也因休克与器官衰竭而死。
在随后的听证会上，Halappanavar的主治医师表示，当她提出堕胎要求时，她自己的生命尚未受到威胁，但当她情况恶化时，堕胎对挽救她的生命已经于事无补。Halappanavar之死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爱尔兰女性打出“当时她也有心跳”（不只4个月大的胎儿有心跳）的标语，表达捍卫孕妇/女性生命权的立场。
爱尔兰总理Leo Varadkar称公投的结果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高潮”。成千上万生活、工作在海外的爱尔兰女性利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回国内参与公投，爱尔兰当地的女性在机场、火车站拉着条幅欢迎她们回家，为她们提供免费的顺风车；而一些因故不能归国的爱尔兰人甚至主动为陌生人购买机票，让她们有机会回国投票。在Twitter上，带有#HomeToVote（回家投票）标签的推文记录了一个个普通人改写历史的动人故事。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这次公投的结果巩固了爱尔兰的自由转向，在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重新抬头、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施加更为严格的堕胎限制的今天，这一结果格外鼓舞人心。就在过去三年内，爱尔兰产生了一位同性恋总理，并且在另一次全民公投中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公投的结果不仅让爱尔兰女性获得了生育自主权，还扫清了天主教会对政府最后一点残存的影响。事实上，在这次公投过程中，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几乎销声匿迹，反堕胎阵营也强烈要求教会回避，他们希望强调反堕胎的道德和人权理由，弱化宗教因素。同时，天主教牧师协会也要求其成员不在教堂里进行政治宣传，之所以下达这样的指令，是因为此前曾有一些牧师在弥撒期间威胁其教区的教众，称如果他们投了赞成票，将无法再领受圣餐。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政治学教授Gail McElroy表示，这次公投对于天主教会的特权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评论还指出，在过去35年，爱尔兰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周例行参加弥撒的爱尔兰人从80%-90%，下降到了20%-30%。科克大学政治学教授Theresa Reidy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在爱尔兰，堕胎曾经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话题，人们非常简单粗暴地将堕胎比作谋杀，但在最近几年，尖锐的对立逐渐融化了，女性也开始更多地在公开场合谈论堕胎，打破了长久以来关于堕胎的语言禁忌。但对于一些堕胎的反对者而言，即便他们已经放弃了堕胎等于谋杀的激进态度，但他们仍然担忧，爱尔兰会因此失去其天主教国家的身份认同。对此，爱尔兰总理Varadkar在公投后的演讲中表示：“爱尔兰还是从前那个爱尔兰，只是多了一些包容、开放和尊重。”
《纽约时报》的另一篇评论就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有了教会，爱尔兰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吗？（Can Ireland Be Catholic Without the Church?）文章指出，这次公投不仅是关于堕胎权的，更是关于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对女性的压迫。但同时，评论也认为，如果就此认为，天主教会在爱尔兰失去了道德权威和人民的效忠，或者说，天主教的爱尔兰就此终结了，那恐怕也有点言过其实。爱尔兰仍旧被其与天主教之间的深刻关系所定义，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还没有发展出任何可以取代这一关系的新型关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爱尔兰人主动选择成为牧师、修女和其他教职的人数就开始显著下降，这部分是由于教会曝出的丑闻，另一方面，爱尔兰也经历了其他欧洲国家同样的历程：公民的受教育率提高，收入提高，世俗化程度也随之提高，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盲目地接受由教会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对于外界而言，爱尔兰教会的权力在1980年代达到了巅峰，它先后赢得了两次全民公投，而这两次全民公投分别是关于离婚和堕胎的。然而，事实上，挑战教会霸权的社会运动早已开始暗流涌动，这批在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后来打赢了与教会的“道德内战”（moral civil war），在避孕、离婚、同性恋和堕胎等问题上，先后获得了胜利。
这并不意味着，爱尔兰已经转型成为另一个世俗的西欧国家。在社会学家Gladys Ganiel看来，“后天主教”（post-Catholic）指的并不是爱尔兰曾经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现在不是了。它指的是，传统的爱尔兰天主教已经逐渐失势，各种各样其他的精神出口（spiritual outlets）正在填补这一空白。它可能是其他形式的基督教，也可能是一切非建制性的宗教（extra-institutional religion），或者是与教会的一种新型关系。但无论如何，天主教对爱尔兰的影响不会轻易消除，当人们谈论自己的生活，他们无法不谈到天主教，他们甚至必须用“教会支持或反对”来定义自己的选择。
因此，文章认为，这次公投并不能改变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的现实，它只是区分了天主教徒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前者严格遵守教会的训导，并以此规训自己的生活，后者则有选择地接受一些教义，拒绝另一些教义。很显然，这是一个人们拥抱自由意志的时代，但同时，最近一个名叫“僵尸天主教”（Zombie Catholic）的政治势力在法国的死灰复燃也提醒我们，在一个全球右倾的政治环境中，一些我们觉得早已被抛弃的身份认同还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出人意料的时间地点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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