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商业报道 | 陈子京
一座城市从籍籍无名一跃成为全国皆知的地方，往往只需要一个理由，那就是炒房。最近半个多月以来，一座位于中朝边境的东北小城便实现了这个“大跃进”。
这座东北小城就是丹东，与朝鲜新义州市仅一江之隔，距离平壤仅200多公里。在朝鲜宣布弃核之后，这个消息牵动了中国炒房客敏感的神经，在海南楼市的余热尚未完全褪去之时，各地炒房团又纷纷涌进丹东，让这个原本无人问津的“鬼城”，直接陷入到下一个“深圳”的狂欢中。
空气中弥漫着兴奋、躁动与不安，这里的房价曾在两天内暴涨57%，市区每平方米日均上涨100元，丹东新区上涨二三百元，有炒房客用两亿元买下整栋楼···一个楼市的奇迹在东北大地上演着，而随着调控政策紧急出台以及朝韩关系陡变，炒房客们徘徊于狂欢与观望的边缘，继而把目标投向下一个中朝边境城市。
在这场集体狂欢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炒房团再次表露了凶猛无比的炒房作风，也创下了一个新的炒房高度，在中国炒房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部炒房史。自中国地产进入商业化以来，中国炒房史历经了几轮嬗变，中国炒房团的规模越炒越大，从当初的温州炒房团逐渐到山西煤老板、深圳客、北京客、东北客···同时，炒房的区域越来越大，从海南到温州、上海、深圳、雄安、丹东···从最初的少数城市到席卷全中国，从海南到温州、上海、深圳、雄安、丹东···从国内炒到海外，炒房团所到之处，房价飙升，入市转一圈又离开，在低买高卖的循环中，疯狂套现，留下了杠杆，以及无数焦虑的刚需客。
炒房30载的奇幻漂流：从海南到海南
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史中，炒房是不可或缺的一笔，也是最为魔幻的一笔。在中国房地产40年的发展历程中，炒房有着30年的历史。
追溯中国炒房史，始于房地产的商业化。中国房地产商业化的萌芽诞生于1978年，那一年一场关于中国住房的变革在悄然酝酿着。
1980年被称为中国房地产的元年，这一年，房子被赋予了商品的定义。4年后，作为一个行业，“房地产”正式被命名，国家计委、经委、统计局、标准局等批准颁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
在1987年即将过去之际，深圳举行了一次土地拍卖会。在这场持续了17分钟的拍卖会中，全国首块土地的50年使用权找到了主人。有人认为，这是为此后深圳“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础的17分钟，也是中国迎来土地真正成为“黄金”时代的17分钟。
这场土地拍卖会正式拉开了中国房地产商业化的序幕，中国炒房史也由这一刻正式开启。而在中国炒房史中，孤悬海外的海南是一个30年大循环。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南一夜之间从一个封闭岛屿，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改革开放“试验田”。在那个万物生长的时代，十万人才浩浩荡荡下海南淘金，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狂欢。
在这场狂欢中，房地产热潮无疑是最为疯狂的。“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房地产在不经意中成了点石成金的捷径，这是当时淘金者的口头禅。
在这批淘金者中，就有后来被人们称为“万通六君子”的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潘石屹、王启富，他们共同创立了万通地产，在海南开始了他们的地产生意，通过炒地产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如今在房地产业各自成为一方霸主。
彼时，这座总人口不足655.8万人的海岛上，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到处都挂着房地产公司的牌子。在击鼓传花的炒房热潮之下，海南的房价一日千里，在短短三年，房价增长超过4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海南房市泡沫巅峰时，在房屋产权大厅底楼买下的房子，走到6楼办另一个手续再下楼，价格已经涨了20%。
1993年，当泡沫破裂时，海南全省有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
一时之间，“天涯，海角，烂尾楼”成为海南的三大景观。海南的经济也瞬间跌入谷底，进入“三年低迷，两年调整期”。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30年的轮回中，房产泡沫终究也无法抵挡中国炒房客的野心，一场炒房热再度向海南袭来。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中央宣布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同时，还鼓励海南发展鼓励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赛马运动等项目，支持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这使得海南房地产的关注度急剧上升，一时之间，全国各地赶来的炒房客纷纷涌入海南，再度大肆买房。
不过，这一次留给炒房客的时间并不多，4月22日晚，海南省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通知》，实施海南岛全域限购，非海南省户籍居民家庭在新增限购区域购买住房的，须提供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在海南省累计24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此前已实施限购区域则需要提供60个月相关证明。
海南的这次限购令堪称史上最严，被外界认为具有与“中国传统式房地产”正式决裂的意义。不过，限购并不能限住炒房客的欲望。根据媒体报道，限购令之后，一些开发商使出了暗箱操作的伎俩，代缴挂靠社保等现象开始浮出水面。
30年，从疯狂到泡沫破裂再到新一轮狂欢，从明面炒房到暗箱操作，海南炒房的故事完成了一个大循环。在这个30年的炒房循环中，中国炒房团越来越强大，炒房手法越来越高明···
温州炒房团的城市图鉴：无处不在
在中国炒房史中，海南楼市的第一轮狂欢造就了中国第一批地产人，而在第二次狂欢中，已经成为了各地炒房团的主场。
谈及中国炒房团，不得不提及温州炒房团，作为中国第一个炒房团，温州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狂飙。
温州炒房团的神奇故事始于2001年，那年8月18月，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浩浩荡荡来到上海，三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
就这样，温州炒房团登上了中国房地产的历史舞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年春天，另一群温州人来到北京，一下子就花掉2000万元。
随后，“温州炒房团”迅速横扫中国各大城市，深圳、杭州、武汉、北京···每到一处都掀起购房狂潮。他们“走到哪儿，涨到哪儿”的名声开始流传，一些地方的领导为了迎接温州炒房团，甚至亲自布置接待方案，把他们奉为上宾。
在温州炒房团里，除了在上世纪90年代发迹的中小企业老板们，还有白领、村民，甚至还有赋闲在家的太太和老太太们，可以说，温州几乎陷入了“全民炒房”大时代。
根据华商韬略报道，2002年，某温州炒房人以120万的首付资金在上海狂买20套商住房，每套约20平方米。然后，他为每套房配齐家具后出租，以每月每套3000元的租金顶按揭，每个月还净赚2万。两年后，房价暴涨一倍，便将房子全部脱手，功成身退。这个炒房故事此后成为教科书般的经典，几乎被绝大多数炒房人所效仿。
温州人好抱团，炒房也一样，他们往往一群人共进退，在温州炒房团中，有由大小企业老板组合的炒房团，有农村里的“太太炒房团”，还有家族炒房团、同乡炒房团。在炒房团内部，还会订立“同盟条约”，谁也不许低价偷偷出手，否则立刻会被踢出炒房团。
温州炒房团的炒房方式堪称凶猛有效，一下手就是几个楼盘，他们看准房子，便会迅速出手，联手杀价后又联手提价，在一轮又一轮的低卖高卖的循环中，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房价高涨，温州炒房团也赚得钵满盆盈。
不过随着房价的一路狂飙，引起了各地百姓的不满，认为温州炒房团是罪魁祸首，不少地方甚至拉起横幅抵制温州炒房团。
为了打击炒房的现象，央行率先调整住房贷款利率，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也开始通过各种调控政策狙击炒房团，这其中，既包括征收二手房个人交易税，又包括各类专项打击炒楼花、炒期房的政策。
不过，这些都没能抵挡得住温州炒房团的攻势，面对各种狙击，温州炒房团总能找到各种应对之法，炒房的技巧也越来越高明，甚至是游离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有的炒房团与开发商合作套取银行资金，最后在房价上涨之下，双方都赚得盆满钵溢。
当然，温州炒房团并非所向披靡，也曾在政策的调控之下被高位套死，选择强行解套逃离市场，伤亡惨重。不过，这并不能真正阻挡炒房团的脚步，早已熟悉楼市规律的温州炒房团，往往在楼市利好时四处出击，调控时又隐匿躲藏。
温州炒房团几乎从未缺席过国内的每一次炒房热潮。就如在这次丹东炒房热潮中，一则“浙江炒房团在丹东买下整栋楼” 的消息也曾刷爆朋友圈，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温州炒房团，不过在浙江炒房团中，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温州炒房团。
中国炒房军团：煤老板、深圳客、北京客
在温州炒房团一路创造炒房神奇的同时，中国也冒出了多起实力雄厚的炒房军团：山西煤老板、深圳炒房团、北京炒房团····
在中国炒房团的江湖中，能够与温州炒房团抗衡的队伍并不多，而山西炒房团就是其中之一。
与温州炒房团不同的是，山西炒房团以煤老板为主力，虽然实力雄厚，却颇为低调，并不像温州炒房团那般轰轰烈烈，组团、拉横幅，全民皆上···山西炒房团经常开豪车在北京最高档的楼盘出没，远非常人得见。
山西炒房团主要通过山西商会和煤协牵线，成立了房产投资俱乐部，有的还联合组建了房产投资公司，组团奔赴北京、天津、青岛、成都等地投资买房。据说SOHO中国潘石屹旗下北京几个高档楼盘近60%便被山西人买走。
山西炒房团的“豪买”不仅体现在北京买豪宅，连已经被“温州炒房团”炒高的上海楼盘，也无所畏惧。而在成都，山西炒房团设有专门的联络处。
除了山西炒房团，在中国炒房江湖中，还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炒房团：深圳炒房团。不过深圳炒房团远比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房团复杂多样，其炒房主力并非单纯深圳人，而是以四川、湖南、湖北的成功人士为主，所以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中心省会城市成为他们“扫荡”的重点。
当然，深圳本地也是深圳炒房团的主要目标，央视财经曾曝光的一位深圳白领投资客2年用100万元炒到5000万元资产，他把父母名下的房子拿去做了转按揭，亲戚的指标也都借来买房，2015年反复操作了17次，2016年操作了4次。
和温州炒房团一样，在坊间还流传着深圳炒房客各种各样通过炒房暴富的故事，有人在两年内把260万变成4000万。
于此同时，深圳炒房团还把目标瞄准珠三角周边城市，在中山、惠州、东莞等城市都曾掀起一轮又一轮买房潮。
同样，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炒房客，活跃于北京以及周边的城市，通州也一度成为北京炒房客的乐园，而在雄安以及丹东的炒房热潮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中国炒房团不断崛起壮大的同时，他们的政治嗅觉越来越敏感，往往一旦哪座城市传出利好消息，炒房团便闻风而至，迅速下手。
炒房客的疯狂与刚需客的焦虑
在这两年的炒房高潮中，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雄安、海南，以及最近的是丹东。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成立雄安新区，主要包括河北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这个消息瞬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全国各地炒房客蜂拥而至。根据媒体报道，“雄安新区的炒房团，分三大门派：第一个是以北京为首的北方派，买房不看户型，拾到篮子里都是菜；第二个门派是南方派，通过民间私募募集大量资本北上扫楼；第三是本地派，通过自有资金和小额贷款公司借“高利贷”撬动市场。三股流派扫楼比扫街还干净，只要开发商敞开卖，他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悉数买下。”
雄安的买房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4月1日起，河北雄安新区雄县，全面叫停一手房，二手房房产交易，关停售楼部和房屋中介机构，冻结一切房屋过户手续。雄县住建、城管局派出人手，24小时值守售楼部、房产中介门口，劝离盲目前来的购房者。
中国炒房客对政策的敏感性，不仅是关乎国内的重大政策，还有国外的政策。据新华社4月21日报道，朝鲜全国要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牵动了中国炒房客敏感的神经，各地炒房团又纷纷涌进丹东，让这个原本无人问津的“鬼城”，直接陷入到下一个“深圳”的狂欢中。
空气中弥漫着兴奋、躁动与不安，这里的房价曾在两天内暴涨57%，市区每平方米日均上涨100元，丹东新区上涨二三百元，有炒房客用两亿元买下整栋楼···
“外地人就是有钱，买房子就像我们买菜一样，连眼睛都不眨。”对于这次炒房热潮，丹东当地人如是说。
根据媒体报道，前来丹东买房的还有不少外国炒房客，创下了一个新的炒房高度。
一个楼市的奇迹在东北大地上演着，而随着调控政策紧急出台以及朝韩关系陡变，炒房客们徘徊于狂欢与观望的边缘，继而把目标投向下一个中朝边境城市——珲春。
和丹东一样，珲春也是中国与朝鲜进行贸易的主要口岸城市，对面还有一个罗先经济特区。与丹东是同一逻辑，都是因为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影响，大量购房者涌入珲春，珲春市成交量与房价随之暴涨。
如今，这场发生了中朝边境的炒房热仍在持续发酵，即使朝鲜半岛局势阴晴不定，不过从炒房客的表现来看，这点风险似乎并不算什么，毕竟富贵险中求。
事实上，炒房团们一直以来都在楼市间铤而走险，即使在当前“房住不炒”的政策之下，也无法阻挡中国炒房客们的脚步，他们依旧不知疲倦地寻找着一城又一城的机会，入市转一圈又离开，在低买高卖的循环中，疯狂套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句名言：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在中国房地产发展这么多年中，炒房带来的利润究竟有多少倍，从炒房团表现出的疯狂，以及无数刚需客焦虑的社会心态中就可见一斑。
“俺们生气！”，在丹东掀起的这场炒房热中，有丹东大妈如此直言，这四个字也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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