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发生了多次戏剧性变化，跌宕起伏，吸引了世界关注。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短期局势的动荡其实脱离不了长期关系的轨道，那么，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界面新闻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第十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中方代表陈文玲女士，为大家解析中美关系。
美国的战略重点发生转向
界面新闻：今年以来，中美之间的摩擦加大，这是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吗？还是说，中美关系已到拐点，长期对抗趋势已经形成？
陈文玲：这不只是中期选举的问题，中期选举只是一个临时性议题。主要还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整体不适应、对中国未来成为强国的惧怕，再加上，美政府要保持美国利益至上、美国第一的根本出发点，由此，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马拉松，而不是短跑、不是百米赛。未来的走向，还得看双方的耐力，谁更有战略定力。我觉得，在这场马拉松中，中国可能开始慢一点，以后会越跑越快，美国开始会因为“块头大、营养丰富”，更快一些，但未来有可能会慢一下来。
界面新闻：美国的长期战略出现了什么变化？
陈文玲：美国把自己的对手分为三类，反恐降至第三类，朝鲜和伊朗降至第二类，中国和俄罗斯则排在第一类。
也就是说，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与中俄直接竞争与抗衡，而且中国排在俄罗斯的前面。
界面新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陈文玲：现在，美国社会相当多的人出现了战略疑虑、战略焦虑、战略过虑，由此自然容易产生战略误判。
这主要基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也就是说，中国正处于整体向上的大趋势中，美国则整体处于向下的趋势中。这原本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跨越的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特朗普及美国鹰派对此认识有误。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中国的比例竟然超过了美国。世界上一些国际组织、机构、智库和学者也为此立论。甚至中国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中国已远超美国。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社会民众，现在已经产生一种幻觉，他们觉得中国很强大、很可怕，中国发展起来后，未来前景不可预测。由此，整个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战略误判。
特朗普一直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第一、让美国优先，这给人一种感觉，美国早已不行、早不再是世界第一、不是那么强大了。这几乎是美国当前制定战略与决策、采取明智或不明智行动的源头。
西方的“中国第一”幻觉
界面新闻：怎么认识美国的世界地位的变化？
陈文玲：首先，在当前和今后几十年，美元在全球仍处于霸权地位。2008年以来，美元在全球资本流量中的比重不降反升，从2008年的60%升至75%，全球以美元为锚货币的国家占比从1950年的30%、1980年的50%已发展至目前的83%。尽管人民币已经开启国际化进程，但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仅为1.12%，和美国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其次，从经济总量来看，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会保持世界第一。2017年，按年均美元汇率计算的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3.2%。假如中国未来年均增长6%、美国年均增长2%，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才会与美国持平。即使到那个时候，按人均计算，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有13.7亿人，而美国目前仅为3.2亿人，中美之间仍有4倍多的差距。
再次，从科技和教育看，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美国总体上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也将继续位居世界第一。美国汇聚了全球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前沿的科学技术大约8成来自美国，在世界500强科学研究机构2015年度排名中，美国有198家大学和科研机构进入，排在前10名的有9家来自美国，全球十大科技顶尖级公司，美国占据了8家。
然后，从制造业发展水平来看，美国总体处于中高端，创新能力排在世界第一。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虽然在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居全球第一，但总体上仍处于产业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工信部部长苗圩曾将全球制造业分为四级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和日本，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第四梯队主要为资源输出国，中国目前仍在第三梯队。
最后，从军事实力看，美国还会在相当长时期处于世界第一。2018年美国军费超过7000亿美元，占全球三分之一强，而中国的军费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美国每年的军费支出规模比世界前十名国家中其他九个国家的总支出还要大，其每年出售军事武器数量占全球武器售卖量34%，销往98个国家和地区。
中美之间的差距在短期内是无法弥补的。特朗普现在的战略转向，过早地、过快地、过度地、过分地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和遏制对象，真的是选错了时代、选错了对手、选错了方向、选错了方法、选错了竞技场。
界面新闻：西方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第一”的幻觉？
陈文玲：我认为，这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2014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购买力平价(PPP)做了一个全球竞争力评估，中国被评为最大经济体。更早以前，美国五角大楼也做出过“中国经济世界第一”的评价。
二是中国这些年快速发展，过去40年年均增长9.5%，这样的持续时间与增幅，中国是唯一一个。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货物贸易规模增至世界第一、制造业总值也居世界第一，人民币又加入了IMF特别提款权(SDR)。
三是人员互相的大规模流动，但外国人由此获得的信息却较为片面。比如，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大多只看到高楼大厦、机场高铁等基础设施，却没有看到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中国人出国旅游及海外消费的暴涨，往往给人以中国人非常有钱、已经颇为发达的印象，虽然确实有有钱人，但外国人不知道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是用生命周期中的储蓄在支付一次性的旅费。
四是有的舆论宣传把握得不太好，没有那么内敛。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仍比较严峻。我们仍然有3000万贫困人口，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仍比较大，未来治理生态环境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很高。即便是中国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用13亿人一除，人均GDP仍在不发达国家行列，甚至排在了哈萨克斯坦之后。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自满，不能放大成就、报喜不报忧。我们得有忧虑感、危机感、责任感。我们仍需要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做事，要让我们内敛、含蓄的文化基因继续流淌在血液中。如此，面向未来的长远目标才能实现。
我曾经在德国和经济学家对话时说，“千万不要把我们描绘的2050年的蓝图，看成是今天已经实现了的，（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不能犯错误、不能被打断进程，也不能出现颠覆性变化。”
成长中的特朗普交易型政府
界面新闻：如何认识和把握美国当前的战略转向？
陈文玲：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特朗普与历届美国总统执政目标的实质是相同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也就是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打压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同时，也应看透特朗普总统的执政特征。
特朗普原本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政治素人。他执政一年多来，也在转型升级，他的行为、言论与上任初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正在向人们认为的“建制派政治家”转型，变得越来越“像”政治家。但是，他还不是一个政治家。我认为，他还没有完成从商人向政治家、向国家领袖的角色转变，仍在打磨中。
与历届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有三点比较大的区别。
第一、他把美国曾经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很多软的东西变得更软，甚至聊胜于无，他把美国对外输出所谓普世价值的传统手段，转向了在全世界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交易型政府。他强调硬实力，强调现得利益，强调美国利益至上。
第二、特朗普政府使美国转向封闭、孤立、保守、民粹和超保护主义。
第三、特朗普是典型的非传统政治家、非建制派、非主流派、非精英派，其个人经历和风格在执政中凸显。从他采取的行动来看，可以概括为五个主义，也就是绝对的重商主义、霸权主义、绝对的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
在全球政治中，他表面看似没有章法，实际上是用战略挑拨的手段，用杠杆撬动了国际上的矛盾点，并且把矛盾点放大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冲突面或者火药桶，放大成为对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中俄的遏制。
界面新闻：您刚刚提到交易型政府，怎么理解？
陈文玲：特朗普的劣势是商人，而优势恰恰也是他在市场博弈中的经验。他领导下的交易型政府，最直接的表现之一便是，扮演吃亏者、受损者，以此向更多国家要订单，借此获取利益。
比如，他访问沙特阿拉伯获得1000亿美元订单、访问中国拿到2500亿美元订单，印度则预定了300架、每架1亿美元的美国第五代战机，日本安倍晋三则是“送货上门”，在美投资1500亿美元，还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4500亿美元。即便是越南总理到访美国，特朗普也是在大谈美国和越南的贸易逆差，由此获得了80亿美元的越南订单。
他不仅仅针对中国，而是对世界几乎有所国家都在交易，包括对美国的盟国，也在交易。
必须重视原始创新
界面新闻：从这次摩擦中，我们可以总结哪些方面的经验？
陈文玲：此前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可以说经历了三波。第一波利用232条款对钢铁、铝等加征关税，第二波利用301条款，主要的攻击目标是中国制造2025、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第三波就是中兴通讯事件。
中兴事件虽然和公司本身操作不当有关，但也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转向有关，这其实是美国战略意图在经贸领域的表现。
这起事件给了我们两个深刻的教训。第一，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风险，除了投资风险、市场风险外，也不能忽视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核心零部件有必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一旦出现美国这种极端做法，我们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现代产业链的链接粘度都比较高，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影响的就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群企业，是处于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切断产业链，就等于切断了市场、切断了与全球的经济联系。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其实也算一件好事。它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一定要重视。一方面要在全球产业链中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加快在产业链中的升级，尽快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在迈向中高端的进程中，首先要把最短的短板补上。
界面新闻：如何才能推动核心技术的创新？
陈文玲：我们要提高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能都是引进消化吸收式创新。实际上，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是一个高级模仿道路，集成创新是在集中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其实也是拿来主义。
我们现在最薄弱的是原始性创新，也就是原创性研究。这样的研究即使是坐冷板凳，即使是几十年磨一剑，也是有价值的。
实际上，很多原始创新开始没有收益，还需要持续的投资，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从量变到质变，才能产生飞跃。这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克服浮躁心理，急功近利的想法。
美国对国际贸易的认识已经落后
界面新闻：本次中美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您觉得会有哪些措施？
陈文玲：如果美国能放开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单芯片年贸易规模就有可能从现在的不到千亿美元增长到2000亿美元。如果双方能够打通下一代数字贸易方式，那么中国通过E国际贸易平台进口的东西可能会更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再增长上千亿贸易额。如果美国不再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由此产生数百亿贸易额也不会有问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2013年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研究过中美推行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课题，他们有个量化的结论，如果中美能够构建FTA，可以增加5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和480万个就业岗位。
所谓E国际贸易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产物，简而言之，是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新贸易形态，也就是国际贸易的电子化，是高度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网络化的线下线上一体化的贸易方式，是当代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综合表现形态。
界面新闻：在国际贸易演变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国地位还会保持吗？
陈文玲：现在，贸易又在加快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由于中国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能源成本、环境成本等在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加快向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相关国家转移。
因此，从长周期来看，8年、10年以后，中国有可能成为贸易逆差国。现在顺差转移的进程已经开始了。今年1-4月份，我们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24%，4月份贸易顺差减少27%。
界面新闻：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的中美关系。
陈文玲：我认为，中美之间还是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但不是原来的轨道，有可能面向未来构建一种新型关系。现在看来，仍具备有利因素。
一是元首的引领性外交，最后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一年多来，和习近平总书记还是保持了比较顺畅的、友好的良性互动，总体基调正面，完全不同于下面的硝烟弥漫。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就有处理好的希望。
二是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只是特朗普的执政团队把它放大了。从总体上来说，中美经贸关系还是压舱石，直接影响到两国方方面面的关系，双方还是有意愿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我认为美国用落后于时代的单边的国内规则来处理国际贸易问题，不会产生好的结果，我们还是应该回到WTO框架下，在多边认可的规则下处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面向未来，认识到全球产业布局下，贸易的形态以及产业的形态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规则需要调整、完善。
另外，美国也应该尊重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尊重这些国家人民的选择和他们走过的道路，尊重他们现在取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