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尔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在中国传媒大学做了“做新时代记录者、讴歌者、建设者”的专场讲座，深入分析了题材选择、中国故事、媒体融合、政策制定等近几年来调控的热门话题，并对文艺创作如何抓住时代痛点进行了解读。
小编观看了相关内容，结合高司长的一些讲话，对当下文艺创作与产业政策写出了一些拙见，欢迎影视圈的朋友一起探讨。
文艺创作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问题，它深深地根植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深受时代影响，同时，也反作用于所处的时代，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深刻地影响着文艺的创作。
近年来，文艺创作与时代之间的互动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文艺政策的调整。近二十年来，对广大受众影响巨大的影视剧行业表现的尤为明显。由于政策的调整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一些行业乱象频发。
以抗战题材剧为例，被大家诟病的“手撕鬼子”等抗战神剧的层出不穷，既是与创作观念混乱有关，也与唯市场论有关。
就题材而言，抗战题材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度挖掘的丰富“矿藏”，但由于缺少正确的创作观念、成熟的制作模式和恰当的政策支持，仅仅依靠经济驱动，一切向收视率看，带来的结果就是消解和消费历史，制造了一大批文化“垃圾”。
那么，文化产业政策会对文艺作品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回顾近几年来的文化产业政策，国家广电总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娱令，对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从播出渠道、制作方式、制作内容以及播放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广电总局加强上星综合频道管理，限制明星片酬以及限制引入节目数量，加强原创节目引导等方面都下了大力气。从效果看，近年来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综艺节目都相较于以前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观，陆陆续续出现了一大批精品节目。
比如近年来火爆荧屏的《伪装者》《琅琊榜》《人民的名义》等电视剧，《极限挑战》《明星大侦探》《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本土化或原创内容的综艺节目等。这些作品的出现也与政策的调整息息相关。
梳理这些年的政策，我们不难发现，当下政策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从经济驱动往创意驱动转变，从包装炒作向内容创作转变的大方向来引导的。换句话说，这些政策是对过去几年产业的纠偏，是排毒，更是不断完善产业政策的自我修复能力。
但是，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都要困难。产业政策的调整意味着旧有模式的转变，也是对旧有利益关系的调整。一些大的内容生产商能够与时俱进的话，就能够实现转型升级，在当前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的话，一大批内容生产商真的会在大变革中掉队。
目前来看，对文艺作品和文化政策的调整，已经逐渐进入了行业的深水区。产业政策在此刻已经由形式到内容，再到理念的调整，这也是文艺创作最为艰难的部分。
当下的文艺作品乱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创作理念的混乱。一些制作精良、演员阵容强大的影视剧作品，之所会扑街，很大程度上与创作理念混乱有关。相当一部分作品无论是打着职场剧还是古装剧，其作品内核仍摆脱不了“才子佳人”式的或者说玛丽苏式的剧情，其背后创作理念之陈旧与十几年前的作品几乎无异。
那么，为何会出现制作经费大涨、作品呈现方式不断更新，但创作理念却为何没能跟上呢？
一方面，创作理念的变化，本身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创作者与受众本应该有一个较为良好的平等的互动，但我们却看到的是，创作者从未改变对受众高高在上的心理优势，一直将受众放在被启蒙者的位置。
换句话说，缺少对观众足够的尊重。文艺作品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特殊的产品，那么产品的价值只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才能体现，如果能把受众真正的当做“上帝”来看，那么相对应的“服务理念”也会随之提升吧。
另一方面，从创作者和决策者的角度来讲，是否真正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呢？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家领导人曾强调：“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已经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了深刻地认识。而下一步如何落实则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创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