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Claudia Eller 编译：Issac
译者按
有人认为去年是悲痛的一年，因为以韦恩斯坦为首的众多大亨、大腕被指控犯下无数性骚扰和性侵案件。同时，去年也是女性平权取得重大进步的一年，因为前面的各种指控获得大量曝光，加之接连而来的#metoo和#timesup运动，让“女权”成为大家争相讨论的议题。这的确讽刺，可能有时候就是需要事情坏到不能再坏，才会有变好的可能。
然而，也有一种观点是，现在的各种言论甚嚣尘上，但从本质上来说，平权之路真的有向前迈步吗？选择曝光各种性侵案的媒体心里真的是只是为了平权而奋斗，还是说是因为案件的主人公的特殊身份，能够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所有的“努力”是否只是嘴上功夫？这个产业、整个世界会有多大的改变？这不，曾深陷“纳粹门”和性侵指控的拉斯·冯·提尔都回到了戛纳。
今年的戛纳评审团主席由凯特·布兰切特担任，她也成为戛纳历史上第十二位女性评审，戛纳似乎在以此向大家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它从始至终只有唯一的一次，将金棕榈赐给了女性导演——简·坎皮恩（《钢琴课》）。戛纳五十周年典礼的时候，有一张照片里都是把金棕榈抱回家的导演，上面只有坎皮恩一个女人，其余全是男性，将她包围住。这时候该想起福茂对戛纳忽视女性的回应，他强调他们在乎的是作品。看似正义的解释，仔细想想却也觉得是一种软弱。
所以，女性的平权之路是否会走回原点？现在做的一切又有何意义？这群斗士走到了哪一步？让我们听听在面对《综艺》专访时，凯特·布兰切特怎么说。
Q：你关心政治吗？
A：人们现在怎么可能不关心。我认为政治对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真的，而很多时下发生的事情都并非只跟政党有关，而是与我们的文明礼仪、道德品行有关。
有时候，我们的文化糟糕透顶，而又要等到它真的跌到谷底的时候，才会发生改变。平权面临着很多困境与担忧，但我认为这方面是一定会进步的。
Q：说到平等——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不够平等——女性可能在几乎全由男性领导的职场上得到平等对待吗？
A：人们需要打开窗子，才会知道室内的空气有多么糟糕，如今的女性已经知道了窗户打开后外面的空气是多么芬芳。我感觉（性别偏见的）大坝已经碎了。很长时间以来，大坝上面都有着裂纹，人们就努力地想要用胶水来掩盖、修补这些裂纹。
但是除了女性，平权跟男性以及各种不同性向的人也紧密相关。我们缺少族群的多元化。我们艺术家的确需要充满创造力，但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无所畏惧。而我认为我们正在无所畏惧地审查电影工业中的性别议题。
Q：你认为在2020年前实现好莱坞50/50的性别平等的倡议可能吗？还是说只是白日做梦？
A：我认为这不是白日梦，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和组织都感受到了窗内的空气很糟糕。至于我们能否真得实现男女对半分（50/50）这个比例，我不知道。
Q：随着《蓝色茉莉》《神奇女侠》《地心引力》《降临》和其他一些电影的大热，好莱坞会更青睐那些有着女性主人公的电影吗？
A：好莱坞在做决策方面非常保守、胆怯又墨守成规。只要他们认为短期内，这条路很多人都走过了安全了，那他们就会拍这些电影。正在发生改变的事情是女性集体已经开始在创作以及票房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我们现在不需要传统的好莱坞的允许就可以一起合作——我们如今拥有各色各样的平台，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如果好莱坞不跟上时代脚步，不拥抱真切的未来，它就会失去创造力以及被抛弃。
Q：一些超级女星的薪酬不平等的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作为全球最大牌的明星之一，你有觉得自己曾经在酬劳上遭遇不公平对待吗？
A：当然有。最近我拒绝了一部电影，我说“很抱歉，但我知道海报会做成什么样子。”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带有隐喻的海报上，会有我和男主肩并肩的画面，我们名字的字号大小都会一样，因此我也知道在这所谓的“创意等式”里，我拥有怎样的价值。
其实这部电影会很有趣，也会卖座，但是，如果我会被当做商品“卖掉”，价值与男主相当，而我又会和他一样努力工作，最后我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这一点我无法接受。他们也不愿意让步。所以我就拒绝了。
这里就是很艰难的部分了，我们常常因为自己不愁衣食而受到攻击：“你怎么敢跟我谈钱？”当詹妮弗·劳伦斯站出来说到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立刻因为自己的“傲慢”和“贪婪”受到了攻击。
如果我们是在石油产业——谢天谢地我不在石油产业或者银行业——很多利益都要被瓜分走的。如果一个演员做出了重大、关键的贡献，那他/她就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仅仅因为性别而区别对待的话，这就非常荒唐了。薪酬能够体现你的价值。而你想要用自己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Q：你觉得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
A：是的，我绝对是。我没想过其他有的没的，也不理解做女权主义者有什么羞耻的，因为女权主义只是为了实现平等。女权主义不是想要构建一个母权社会，尽管我们已经忍受了数千年的父权社会，要真在某个角落有一点母权社会的影子，我也不在乎。
Q：像哈维·韦恩斯坦、马特·劳厄尔和查理·罗斯这样的媒体大亨已经被各种性侵指控弄得一败涂地了。这样做是否足够扳倒所有的犯罪者呢？
A：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现在也正在做。当然，总会有些愤世嫉俗的人。每次产生改变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批评，说什么“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对的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阴谋？”然而，电影产业中的这种改变是积极且不可阻挡的，这不仅有利于女性，整个产业的人都会从中受益。
Q：你有遭受过性骚扰吗？
A：这个产业中有很多性骚扰。当然，也有人纠缠过我。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有过一些状况。
Q：你和韦恩斯坦合作过一些电影，比如《天才瑞普利》。他有性骚扰过你或者做出什么不当举措吗？
A：有过。我觉得他真的像大多数肉食动物一样，会掠夺弱者。我是说我对他感觉不太好。……他过去经常跟我说，“我们不是朋友。”
Q：这是什么意思？
A：意思是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当问到具体是去做什么的时候，布兰切特没有细说）我很在意那些行为越界了的人，比如韦恩斯坦这样的，他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只是冒犯了，做了那些事的人有些是横跨多个领域的。韦恩斯坦被当作特例，是因为他很不幸地成为了这类人的代表。我也在意那些被起诉的人。我们必须得找个人在法律上来开先例。
Time’s Up的部分使命在于帮助那些缺乏资金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无法在职场上得到平等对待以及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人。有人受到刑罚后，也就开了法律上的先例，那其他人也会从中受益。让我谈有关的八卦传闻的话，其他人已经说得足够多了。
Q：你觉得哈维会进监狱吗？
A：我希望如此。性侵未成年人是犯罪。（韦恩斯坦已经否认了所有的性侵及性骚扰指控，但洛杉矶警局、比弗利警局、纽约警局以及伦敦警察厅都在推进犯罪调查。）
我觉得这些人该接受司法系统的审判，这很重要。司法是民主不可或缺的武器，我们必须维护，因为它会受到来自各个领域的威胁。
Q：迪伦·法罗指控她的父亲伍迪·艾伦性侵自己，你也曾经和艾伦共事过，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A：显然，迪伦·法罗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里，如果这个案件没有得到合适的审判，那就需要重新开庭，因为在法庭上上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Q：你还会和韦恩斯坦或者艾伦合作吗？
A：我认为不会再有人和哈维一起拍电影了。他作为制片人，带来了很多我绝对无可指摘的作品。但我和他没有创作上或经济上的联系。
我会不会再和伍迪合作？我曾经和他共事过，效率很高，他也为女性写过一些精彩非凡的角色。但是在我和他共事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后来这些事情才浮现出来。
如果艾伦的案子还没有解决的话，比起各种热门报道和交相指责更为重要的是让法律来处理，因为只有在法庭上才有解决方案。
我曾听过很多男性导演的传闻，以及我与他们很多人都合作得不是那么愉快，因此以后也不会再继续与之合作了，尽管他们压根儿就没碰过我。你不继续和一个人共事的原因有很多。
Q：比如说？
A：我曾经和一些对团队成员态度很恶劣、很不尊重的导演一起合作过，这些成员并不自由。当团队无法受到尊敬的时候，我就不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因为大家并不是协心齐力地一起拍电影。
我来自澳大利亚，那里的电影文化没有浓厚的阶级色彩。所以我初来美国的时候，经常觉得有阶级结构，这对我冲击很大，我很讨厌这样。当团队成员——无论男女——没有受到尊重或者付出没有得到珍惜的时候，我就没办法顺利工作。
我以前都是在团队里大家一起奋斗。我希望有个充满创造力而不是人人都要小心翼翼的环境，因为我认为大家都要无所畏惧才能做好事。但为了得到这样的勇气，我们也需要信任。当你感觉到权力文化的时候，你就会基于社会或职业上的偏见来对待一个人：“我的地位让我有权力这么做，有权力这么对待你。”
Q：关于性行为不检点的讨论的核心难道不正是这种权力文化以及职权滥用吗？
A：这么说不是为了维护那些性侵、精神上侵害他人的人——我对维护他们可不感兴趣。但的确有些事情必须得走司法程序。不能让嘈杂的讨论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而忽略真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已经开了先例。也不能对把手放在别人的膝盖上这样的事过于敏感。社交媒体会使我们的观察力钝化，让我们分不清冒犯、讨厌之举和犯罪之间的区别。
我认为最终被曝光以及经过讨论的这些事情，所形成的话语氛围在十年内不会消失为零，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爆发会如此猛烈、波及范围如此广以及受到那么多关注的原因。我们正在向前行进。所以我觉得讨论中要有足够多的声音，这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挑战，我们要摸索过河，探索如何将这些声音、观点融入到有效而有机的前进方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