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云南:女诗人的成年礼

“我从小就特别渴望离开,我目前的生活,就是这种灼热信念选择的结果。”

仲伟志 2018/05/13 09:10 | 评论(1)A+

杨碧薇

有年冬天,她回故乡昭通。一天晚上,独自出去吃烧烤。

“昭通城在哪点?就在云南的北大门”(舌尖帮乐队:《来到昭通》),此地乌蒙磅礴,金沙拍岸。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后,昭通便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门户,云贵川三省物资都在此集散,可以说,它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到过重要作用。

在昭通,你常常能见到临街的烧烤铺:店面不大,要的就是氛围;卷帘门一开,整条街的景致便尽收眼底。那晚她去的,也是这样的一家烧烤铺。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店主便撮来一竹箕的煤块往炉芯里添,不一会儿,桌炉里的火旺起来了,切得极精细的小黄牛肉串也端上来了,生的熟的都有。有的昭通人就爱吃生牛肉串。

她坐的位置正对着大门,雪下起来。天气很冷,她一个人,好像缺点儿意思,就问老板有没有酒。老板说:“我们这里有大理啤酒、青岛啤酒……”她说:“你家有没有自酿的白酒,给我打一杯。”

酒上来,就是一小杯,也放在桌炉上温着,边喝边吃。

差不多了,她决定再来一支烟。烟是摸出来了,也在嘴边叼了半天,包里的打火机硬是找不到。她刚想买个火机,邻桌的一位小伙子突然箭步冲上来,单膝跪在她面前,“啪”的一声,燃起的火苗已送到她嘴边:“来,侠女!”

她就势点了个烟,吐出个烟圈说:“哥们,谢了。”那小伙子还跪在原地,用一种非常崇拜的眼神看着她,问:“侠女,你好像是南门老大的女朋友?我们感觉你就是!”

她往邻桌一瞟,那边还有几个哥们儿,齐刷刷地用同样的眼神望着她,都在等她回话。显然,他们把她错认成别人了。

她严肃而又淡定地说:“我不是南门老大的女朋友,我就是南门老大。”

他们很惊讶,面面相觑:“南门老大不是杨××吗?”

她面不改色:“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姓杨。我家在学生路住过好几年,南门老大就是我。”

在她看来,只有在昭通,人们才能如此本能又敞性地活着。“那是一个被遗忘的江湖。”她说。这是 2018年 4月,在北京东三环一扇阳光明媚的窗前,我想跟她聊聊昭通那个盛产诗人和作家的地方,她一口气给我讲了一堆她的小伙伴纵横江湖的故事,波谲云诡,倒也快意恩仇。

这个女孩儿的确姓杨,但并不是传说中的南门老大。她叫杨碧薇,1988年出生于昭通。都说云南人是“家乡宝”,但在25 岁前,她已跑过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只要有时间,就坐上绿皮火车穷游,看那些书本和图片无法还原的风景:呼伦贝尔大草原、腾格里沙漠、粤西稻田……各种渡口、码头、大海……无聊时,就和民工斗地主,听他们讲人生经历……”她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复合身份:女诗人,女博士,青年批评家,摇滚乐队主唱,模特,志愿者。她曾到朝鲜“探险”,写下五万字长文《我的朝鲜行记》。其实关于朝鲜,我不太相信一个女孩儿能告诉我们什么,但在年轻人聚集的旅行网站上,她是一位颇有人气的旅行家。

她说她常常想念家乡,但并没有回云南生活的念头。她小时候家境优裕,自幼熟读经典,可以娴熟地驾驭学术文字;但是她的诗歌,却用了另一种惊世骇俗的语言,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迂回穿越,一次又一次向我们的既定审美发起挑战。

开头那个故事的结尾是:

雪越下越大,小伙子们还在旁边嘀咕,“不可能,南门老大不是杨××吗?”而她已经起身结账离去,一头扎进了漫天风雪。

“我觉得你们都是文明社会的人。”杨碧薇对我说,“你们应该去一趟昭通,只有到了昭通,你才知道什么是江湖。”

她自己却告别了昭通,以及云南。

25岁前,她已独自跑过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土地
大学时开始玩乐队,她说如果当年考研不成,就会继续做乐队,去大理卖唱

仲伟志搜神记:你读博士多久了?

杨碧薇:现在是第三年。

仲伟志搜神记:什么专业?

杨碧薇:中国现当代文学。

仲伟志搜神记:怪不得你写那么多文学评论和诗歌评论,因为与所学专业有关。

杨碧薇:所以我的胡子越写越长,终于领教到学术不仅伤身,还有神奇的变性功能。

仲伟志搜神记:我看你还写了很多乐评。

杨碧薇:乐评是一种有效的制衡。一写乐评,我胡子就会变短,恢复正常。

仲伟志搜神记:未来有什么规划?

杨碧薇:自由地生活,虽然这很难,很难。

仲伟志搜神记:大家都希望自由地生活。我是问,你想留在北京,还是回南方?

杨碧薇:地球太无聊了,人类千百年来都这副德性。我想去火星。

仲伟志搜神记:好吧。我看你的经历有很强的纵横感,云南、广西、海南、陕西、北京……不同的地域,应该给了你不同的文化营养。昭通、昆明、百色、南宁、海口,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就是远离文化中心,有着与内地平原地区不同的文化逻辑。生态上更接近自然,民族文化里更具有酒神精神,很少被观念化,因此也更接近诗歌的本质。实际上在你来到北京读博士之前,一直生活在文化上保持着一定的诗性和巫性的地带,我觉得这有利于你创作中的那种超越性、感觉性。你觉得呢?

杨碧薇:以前我没有刻意想过这个问题。我素来认为,文学创作确实会受到地域特征的影响,但地域性并不能涵括文学的全部。不过,来到北方之后,再重想地域性议题,倒是有新的体会。不说别的,先说那种时空转换感,就足够强烈了。在我的故乡,星空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小时候我最爱看星星。那时我有一套关于宇宙知识的科普读物,我就对照着书上的图去找星座。我还常常想,在地球之外有没有别的文明,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我要怎样才能和他们碰面。越想,我就越惆怅。后来到了北京,你知道的,这里的星星太奢侈,如果是雾霾天,就什么都看不见。前年我和朋友去巴厘岛,晚上,十多个驴友聚在别墅的院子里打牌。但我说我要去看星星。他们说星星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有的星座在北半球看不到,只能在南半球看,我已经下载了一张南半球的星座图。他们开玩笑说学霸的世界果然不一样。那天晚上我如愿地与自己独处,对照着星座图,找到了南十字座。除此之外,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悬棺。在昭通盐津的豆沙关有古老的悬棺,悬棺放在高而险峻的悬崖上,下面是关河水(金沙江的支流)。按现代科学的解释,远古时期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先民们就划着船把棺材塞进峭壁的岩层里;后来水位下降了,悬棺就像是悬上去的一般。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科学家们还给出了其他几种解释。但我小时候听到的解释不是这样。我外公就是豆沙关人,他告诉我,悬棺里安葬的是僰人子(僰人)。僰人子是有翅膀的,能飞。每当族中死了人,他们就用翅膀托着棺材,把死人安葬在悬崖上。只有这样,人的灵魂才能自由。我外公是从小在私塾里读《四书》的,但他后来选择了跑江湖,儒家那套对他根本没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民间对悬棺的解释包含着真正的诗性。盐津诗人樊忠慰的《悬棺》里就这么写,“一个死去多年的人 / 他想飞”,而最后,“一切都会永恒 / 一切都会绝望”。

所以说,地域差异确实是存在。而在我目前的生活空间里,诗性和巫性在剧烈地减少,更多的时候,它们基本就是一种缺席的状态。但我也并不因此就感到焦虑,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挑战,焦虑亦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力。

仲伟志搜神记:你刚才说的都是云南。那么广西呢?海南呢?这两个地方都热,热带使人更自由。

杨碧薇:不能说只要是热带就自由吧,得看哪里是庙堂之高,哪里是江湖之远。吉隆坡自由吗?哈哈。我到过马来西亚两次,吉隆坡给我的感觉就是现代文明的特征更强烈,所以,它也比云顶、马六甲等地更为拘束一些。当然,广西、海南是不一样咯。你只需看看粤文化区丰富的茶点、遍街的大腿,就能体会到热带的魅力。曾经有北方女生给我说,她不敢尝试吊带,坎肩也很少穿,总觉得没有足够的勇气。但是,这个折磨她的问题,在热带根本不是个问题嘛。生命只有一次,自己设这么多条条框框干嘛?累!其实我刚到广西时也不适应,因为昭通是巴蜀文化区,与粤、桂、壮文化完全不同。但是渐渐地,我就爱上了粤文化。我甚至觉得,不了解粤文化,约等于不了解另一个中国。在北方,有的人北方中心主义思维很顽固,总是有莫名的优越感。其实如果去两广、港澳、南洋、北美走走,才会知道粤文化在这些地区还有密实的生存空间,它完全可以与这种啥啥啥的文化分庭抗礼。它有它自己的快乐、自由与价值。虽说我是成长在云贵高原的人,但是,我更认可海洋文明观。

仲伟志搜神记:有人说,云南诗人都有土司情结,当地诗人有文化内向情结,会把云南看作桃源世界,独特的地域风格、民族个性、个体经历会导致他们更多一些山水田园中的玄思。但你不同,你有一种对外部文化的向往。

杨碧薇:外界看云南诗人时,往往只有一种整体的印象。其实,我觉得云南诗人的诗歌面貌还是很丰富的。比如说陈衍强、祝立根、唐果、王单单、贾薇、影白、尹马、张翔武、芒原,你能说他们的写作一样吗?至于我呢,我确实是更倾向于捍卫文化的多元。但我不清楚你说的外部文化是指什么,西方吗?其实我是读西方书长大的,童话就不说了,那都是八岁前的入门书。从七八岁开始,我就迷上了西方文学。最早读的是小仲马。小学二三年级时,我把萨特《恭顺的妓女》、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卡夫卡《变形记》等囫囵吞枣了。接下来又读了《哈姆雷特》、《傲慢与偏见》等。四五年级时,我最迷的作家是雨果。我爸看我这样,就引导我读古典汉诗、唐宋八大家散文、中国现代作家散文等等。他觉得中国的东西才是根基,是基本功。但我显然对现代性更感兴趣,上中学后我又读波德莱尔、杜拉斯、昆德拉等,现代性美学与我没有隔膜感。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它们对我来说是内部的,而非外部。长大后离开云南,又读博士,才反观到:对我而言,真正的陌生之物、外部之物,反倒是曾经被我忽略的广阔的云南文化层落,以及中国的古典精华。

仲伟志搜神记:那么,云南是你从小就想离开的地方吗?

杨碧薇:是。我从小就特别渴望离开,我目前的生活,就是这种灼热信念选择的结果。在我小时候,我爸常说,如果你配得上更大的舞台,就应该出去,因为云南给不了你那么大的舞台。

仲伟志搜神记:嗯,那看来你长大后离开云南去异地求学,也算是你的成年礼了。你的父母是怎么教你的?

杨碧薇:五岁以前,我爸妈会给我讲故事。我爸不是照着故事书念,是自己编故事来讲。五岁时——我记得那年生日,我得到了一个白色的洋娃娃,还有一架直升飞机的模型。从那时起,我爸就不讲故事了,让我自己看书。那都是些没有插图的、纯文字的书。我说我看不懂,他说你试着看,不认识的字用铅笔圈起来问我。我读第一篇故事——叶圣陶的《稻草人》——时很吃力,圈了好多字。读第二篇,赵燕翼的《小燕子》,圈的字少了一些。后来就越圈越少,越读越顺利。可能是因为小孩子记忆力好,大概一周左右吧,我就学会独立阅读了。

我爸还带我做过不少好玩的事。我上学前班时,读了冰心的《小桔灯》,他就真的用桔子给我做了一盏灯;那时他还用小霸王学习机教会我双手打字。有一年海尔·波普彗星来了,但是肉眼看不见,他就找来个红外线军用望远镜,一连好几天,每晚带我到房顶上看彗星。1998年,他买了一台联想电脑,那时还没有宽带,他就教我用座机拨号上网、玩BBS,让我在网上自学。我装成外星人,给他的邮箱发了封邮件,其中插入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字符,题目是《来自水晶星球的问候》。他下班回来后,看到这封邮件,装作不知道是我发的,还回了邮件,诚邀水晶星球的朋友来地球做客。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几岁开始写诗的?

杨碧薇:我五岁那年,有一天,去外婆家玩。她给了我一碗木瓜凉粉,我端着凉粉来到窗边,趴在窗台上看远处的山。看着看着,我就想写一首诗。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格律,但我发现平时背的绝句里,都是第三句句末不押韵,一、二、四句句末押韵,就用这种格式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写好后,给大人看,他们问是谁教的,我说我自己想到的。写完这首诗后,我暂时对诗不感兴趣了。学前班时,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主角是居住在西双版纳竹林里的小卜哨。七八岁时,我在我爸的书柜里翻到了雪莱、拜伦、海涅的诗集,知道诗还可以写成这种长长短短的样子,于是就写下了我人生的第一首新诗。在诗里,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追忆青春时光的老人。

仲伟志搜神记:你什么时候开始学音乐?

杨碧薇:我爸会弹吉他,经常在家里弹唱。我小时候他教过我,但他的吉他对一个孩子来说太大了,我抱不稳。上初中后,我开始学钢琴,后来因为要中考,就被迫暂停了。上高中后,我迷上了摇滚,才后悔小时候没好好练吉他。所以高考一结束,我就开始学吉他了。进大学后,我一边学吉他,一边学钢琴,又在乐队里学了一点架子鼓。但是乐器这玩意儿,长期不练,手就会生。前年我去河南郏县,一天晚上,当地的朋友请我们去茶室玩。那里有一架钢琴,我去弹了段波尔卡扬卡,已经忘了许多;后来又乱弹一些,也弹得五音不全。当时森子老师他们在里间喝茶,出来后说:“原来是你在弹琴,不错呀。”只有我知道自己弹得有多低级。这怪啥?不都是学术给害的嘛,自从准备考研,我就走上了苦逼的不归路。

仲伟志搜神记: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摇滚的?

杨碧薇:高中一年级。当时我暗恋的男生天天在我面前装逼,说他在家里弹吉他啦,听郑钧啦,啥啥的。为了和他多有一点共同话题,我也去听摇滚,一听就爱上了。上大学后,有一次在昭通同学聚会,我又见到他,他已在装逼的路上飞得停不下来。我问他怎么又瘦了,有什么减肥秘方。他投来一个脉脉的眼神,说减肥其实很容易,就两个字。我问哪俩字,他说“忧愁”。哎,就这么一个男生,我越听摇滚越发现,我爱的是摇滚,不是他。哈哈哈哈哈哈哈。

仲伟志搜神记:你认为小时候做过的最牛的事是什么?

杨碧薇:我小学二年级时,发生了不少事。那一年我从爷爷奶奶家搬回去和爸妈住了。有时,我放了学,就去我爸办公室等他下班。等的时候,我会翻看他办公室的经济类报刊杂志,学会了许多高大上的装逼新词。不知怎的,我就冒出了开公司的想法。于是,我组建了一个“公司”,命名为“中国儿童公司”。我自己当然是一把手,任董事长啦。其他小孩想要加入的,就得给我入股。因为公司刚刚起步,需要运作资金。有的小孩入的股多,每天坚持交五毛八毛的,就是大股东;入的股少,就当普通员工,去给我销售货品。在由大股东组成的董事会里,我任人唯亲地安排了副董事长、经理、副经理;下面的员工也有各自的岗位;家属院里三四岁的小孩,没钱入股,啥也不会干,就当清洁工,来给我扫地。那时我们院里有一栋储物房,每家都有一间。我们家的储物房,以前我堂哥住过,所以留下了成套的桌椅板凳柜子书架,我爸妈就拨给我公司当办公室了。后来,邻居女孩家的储物房,也沦为我们公司的不动产。平时,我带小孩们去批发商店弄一些文具来卖,销售业绩好的有提成,给年终奖励,有升职机会。我们每个月都发工资,周末就去办公室开会,由秘书做会议记录。我还给公司的工会雕了一枚章,叫“小红花队”,自己兼任工会主席,每逢节假日,就带着职工们开展文艺活动。

有一次,大人们问我:“听说你开公司了,未来有什么目标吗?”我一本正经地说:“争取在新千年到来时让公司正式上市,到时你们要来买我的股票。”大人们笑成一团,我有点懵,因为我的计划是很严肃的,不是闹着玩的。后来公司倒闭,是因为班主任的干涉。有个周末,我和经理用白卡纸自制了许多彩票,又去批发了文具当奖品。到了周一,我们把彩票带到学校,先在班上兜售,然后在隔壁班兜售。彩票售价两元钱一张,一等奖的奖品才一元钱,是削笔刀;二等奖的奖品是五毛钱的作业本;三等奖奖品是三毛钱的2B绘图铅笔。而且我们预算好了中奖概率,稳赚不赔。由于动作太大,班主任知道了,把我和经理叫到他家,训了一个中午,明令我们取缔公司。就这样,我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在强权的干涉下失败了。那时我刚满十岁,是昭通市大关县笔山小学四年级学生。经过这次打击,我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又彻底回到了文艺上。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现在我每次回昭通,爸妈的一些朋友还是叫我杨董事长、杨总。

仲伟志搜神记:云南是边际地区,昭通那个地方又是云南的边际地区,实际上与云南还有一定疏离感。

杨碧薇:对,昭通是巴蜀文化区,你在外面看到的有关云南的宣传,几乎都与昭通无关。我老家(昭通大关县)的方言,严格说是属于川话系;饮食也是川菜系,以麻辣为主,与滇中的甜辣、滇南的酸辣口味很不一样。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昭通地方志,在历史上,昭通曾划给四川管。传说蜀帝杜宇就是昭通人,对,就是李商隐“望帝春心托杜鹃”里说的那位帅哥。按照地方志的说法,昭通的原住民是彝族,再往前还有僰人什么的。汉、回、苗、蒙古族等,都是后来移居过来的。我家的祖籍在江西抚州,清乾隆三十四年移居云南,家谱没有断过。我曾祖母说再往上是山西洪洞,可见大槐树的历史记忆在我们那里也有传承。小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地域身份认同比较模糊,我知道我们家是江西来的,填表格时籍贯又得填云南,但云南的本土文化与我们也比较隔,昭通以外的云南人把我们叫“三川半”,大概是说各方面都很接近四川了,只比四川少那么一丁点。而四川人呢,又从行政区划上把我们看成云南人。所以,昭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现在,比起“云南人”这个说法,我更乐意强调自己是昭通人。

仲伟志搜神记:昭通以文学而闻名,“昭通作家群”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般而言,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容易集中出现作家群落,因为机会少嘛。再加上这一地区有多种地缘文化碰撞,盛产作家、诗人就不难理解了。

杨碧薇:关于昭通文学,大家都谈得太多,我就不多说了。说点轻松的,有一次,我和作家杨昭在昭通街上溜达——他是彝族中的贵族,解放后,他的父母到昭通支边,所以他成了土生土长的昭通人。那天走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就陆续遇到了七八个写诗的,两三个写小说的,还有一个写评论的。你看看,这概率。

仲伟志搜神记:你小时候生活在一个优裕的环境中,那种区域发展上的落后,你并没有直接感受,显然没有那么苦大仇深,那为什么会写出《家庭背景》那么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杨碧薇:是的,我对贫困没有直接的体会,可是,旁观到的贫困不可能对我没有触动。至于《家庭背景》,那是另一个层面的话题。很多人都忽略了,或者说没发现我在诗中对中国文化结构的剖析、反讽与调戏。

仲伟志搜神记:你也有一些以昭通命名的诗歌。

杨碧薇:嗯,我写过。但是就我整个的诗歌写作来看,关于昭通的题材只是极少数。这可能与我的生活环境一直在变化有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地域写作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了,至今我没有把“地域”作为自己写作的重心。我更加关心另外的问题:情感、社会、现代性、人类文明、民族未来。

仲伟志搜神记:你还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旅行家。那篇五万字的《我的朝鲜行记》,在网上影响很大。我看到资料,你在马蜂窝做专栏作家,去年在他们的总部做了旅行分享会,并在那里拓下了自己的脚印。那么,你最难忘的地方是哪里?老挝?你写过在老挝的经历。

杨碧薇:你说对了,还真的是老挝。我是去年三月去的,当时并不觉得有多好,因为老挝的经济不够发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服务也较为滞后。而且老挝毕竟属于金三角地带,我在那里历了不少险。在老挝期间,我只对光西瀑布感触较深。但是离开后,我一点点地回忆起老挝的一切,发现很多细节里都充满了诗性。我为此感动,为人类文明在多样性中,在全球化的、碎片化的崩坏过程中依旧保存的朴素、丰盈与超越而深深感动。

仲伟志搜神记: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东南亚人?

杨碧薇:说的人不少,我倒是挺乐意的。这比说我像柳岩强多了。说我长得像柳岩的那才叫多,我去。第一,我从小就长这样,全身上下就没动过刀子,为啥不说她是整了容后才开始长得像我呢?第二,我读的书应该比她多吧!哈哈!

仲伟志搜神记:哦。你看你穿的服饰,在北京也会显得很扎眼。你喜欢红色?

杨碧薇:啥颜色我都喜欢,我从小就爱美,长大后变本加厉。我上学前班时,我妈在昆明,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要口红、红纱巾和高跟鞋。我妈回来时,真的买了口红和纱巾来送我。只有高跟鞋没买,因为市场上压根就没有儿童穿的高跟鞋卖。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有朋友说,“一想到你今后要当女学者,就感到很别扭”;另外有朋友说,“你不能穿得花枝招展,因为你是要搞学问的”。可是,搞学问就要穿成苦大仇深的女革命吗?就要穿成翠花式的穷矮矬?如果是那样,就不是搞学问,是被学问搞坏了。我当然没动摇过自己的信念:我不仅要继续花枝招展,还要花枝乱颤。

仲伟志搜神记:我发现在户外旅行者中,女性特别多,你觉得是为什么?

杨碧薇:我觉得是因为你桃花运好。你搞户外时,遇到都是女的。而我旅行时遇到的基本是男女对半。

仲伟志搜神记:……我不是调侃,我是觉得可能女人更喜欢看风景。

杨碧薇:这个说法挺有意思。女人喜欢看风景,男人喜欢看女人。男人不是不爱风景吧,古代的诗人都写风景。我觉得这与文明的规训有关。我这一代,男人们活得更社会性,他们需要获得认同,注意力自然就在世俗层面。所以他们很早就要操心工作、房、车、家庭。而女人们相对轻松一些,有更好的条件接受教育,去见世面。不过,当女人面临生育问题时,这种轻松就不复存在了,压力不会比男人小。

仲伟志搜神记:你好像也迷过摄影。

杨碧薇:我也曾对摄影很狂热,后来发现这只能算是个相对上心的爱好。摄影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别样的乐趣,我又多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仅此而已。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自己是摄影天才。

仲伟志搜神记:你不仅仅是为了看风景,你还是写了很多相关文章。你想成为一个旅行作家吗?

杨碧薇:Oh no,“旅行作家”这个说法有点low吧?这个职业是给那些只读三毛,不读帕斯捷尔纳克、不读乔治·奥威尔的人预备的。对,他们就是那样,写也写不过列维-施特劳斯,也很难超越毛姆。旅行确实是我写作的一个面向,但它不是我写作的全部。

仲伟志搜神记:很多作家都写过关于故乡的书。多元文化地区的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故乡带到世界面前,比如云南诗人于坚就写了《昆明记》、《建水记》,再比如帕慕克写的伊斯坦布尔。假如让你写这样一部书,你会写哪里,你会写昭通吗?

杨碧薇:我可能会写海口。

仲伟志搜神记:海口对你的影响很大?

杨碧薇:不是影响大,是我在那儿找到了契合,一种本真的共振。

仲伟志搜神记:除了你的专业,你还想做些什么事情?

杨碧薇:我小时候想当天文学家、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龙门客栈老板、手工艺人。后来开“中国儿童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托拉斯帝国。中学时我最想搞摇滚乐队,同时当一名摇滚乐评人,过流浪的生活。大学时我开始玩乐队,在等待考研成绩时,我就准备去大理卖唱。大学那几年我还在兼职做模特儿,想过开一家模特礼仪公司。还想做一个教育类的NGO,或是当记者、摄影师。这几年来,我想开一家酒店,或者做餐厅运营策划。半个月前,我突然想做DJ,就去看打碟的资料,想入手一套打碟设备。就在昨天,我突然开始想做乐队经纪人。另外,我也希望能学习一门中国乐器。我还想过将来我老了,也许会成为一名传教士,也可能专心于灵修……当然,如果你不让我去浮潜,以上说的这些,我就都没有兴致了。浮潜和潜水真的很好玩啊,也许我会去考一个潜水证。

仲伟志搜神记:……你写歌吗?

杨碧薇:不写。

仲伟志搜神记:你只是唱摇滚,而不去把自己的诗写成摇滚。

杨碧薇:如果不去读研,我可能会继续做乐队。人的精力实在是很有限,无法兼顾那么多。

另外我坚持认为,新诗越趋向于复杂,被谱曲演唱的难度就越大。关于新诗与音乐的关系,我写过几篇文章。在我的观察范围内,新诗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不断悖离音乐,它逐渐成为一种高纯度的语言的艺术,这种语言的艺术甚至不适合被朗诵,只适合默读。新诗与音乐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是新诗确立自身文体独立性的一个重要保证。与之相反的情况是,现在的民谣很喜欢寻找合适的新诗文本来谱曲。我认为民谣这样做,是由于它在发展中遭遇了瓶颈,人文素养不足是民谣的软肋,而在这个问题上,新诗恰好是一种最优资源。当然,为了能将新诗“套”进音乐里,民谣所能选择的诗歌还是极其有限的。至于摇滚呢,它与民谣有共通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摇滚是现代性的产物,从发生动力上来说,它明显与新诗更为亲近;民谣所面临的现代转型之难,在摇滚那里是不存在的。

仲伟志搜神记:说了这么多,反而不知怎么给你贴一个标签了。女博士?女学者?女歌手?青年女诗人?

杨碧薇:先说点别的,这几天我突然想和水手私奔,给他生一个哪吒。哪吒长大了,就和他爸开一条船出海,他们父子俩天天捕鱼给我吃。我呢,在院子里玩耍,水手还洗了一盘车厘子摆在秋千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也不错,不想说服他们去当海盗了。但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还是要说服一下。我想的就是这个。至于标签,那是该由你去想的……

有朋友说:“你不能穿得花枝招展,因为你是要搞学问的。”她问:“搞学问就要穿成苦大仇深的女革命吗?”

杨碧薇诗歌选读

《家庭背景》

我的父亲是荒诞的,

他年轻时杀人越货,

晚年一事无成。

我发育后,他看我的眼神,

让我想起他看他

初恋的那个女人。

我的母亲鬓插栀子花,

总是搞不清自己是否穿了衣服

就去逛集市。

如果有人摸她的左乳,

她会把右乳也转过来让他摸。

兄弟姐妹,一个比一个饥饿。

逢年过节,

总在争抢祖宗牌位下

涂满农药的供果。

哥哥加入了军队,

为推翻父亲,

他光荣地战死沙场。

姐姐只爱琴棋书画,

早就跟一名隐士远走高飞。

我弟弟,强奸犯,

后越狱而逃,落草为寇,

买了个三流明星当压寨夫人。

我的妹妹最后死于艾滋,

许多瓢虫妆点她的身体。

只有我善良而卓越。

那天我朝家门口扔了半截红塔山,

他们的一切就这样统统被点燃。

《夏日午后读诺查丹玛斯》

隐喻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对于星辰,上帝只准备了唯一的酒杯

千万别指望预见就能抵挡

哪一次大灾难,不是借着宏伟的描写

才使枯玫瑰错彩镂金

我一寒颤,回视窗外树叶,正向高原阳光

施加倾城绿意

这个宁静的午后

刚复活的宫殿,被盲视的幽灵挤满

知识分子在CT室照脊椎

布衣在尘世的幸福中自寻烦恼

匹夫在纸上谈兴亡

《彷徨奏》

恭喜!在我的黄金时代

我迎头撞上的,是猝不及防的冰川纪

瞧,沉默的山河一如既往

如含饴糖,将万物之命门抵在

牙床和舌尖中间

小隐隐于尘埃,大隐无处隐

我的虎爪在琴键上砸着凌乱的空音

《访刘基故里》

刘伯温早就预知到

六百多年后的今天

我站在这里,扬起头

迎向大厅内汹涌的暗光

他知道我的彩霞注定要诡谲地翻腾

晚钟不断消逝

我远离帝国的群鸦和它们

新染的毛色

他也知道我终将走近文字的秘密

尽管我已不再轻易为永恒泪涌

任它在我骨骼中栽花、扫雪

做一位寻常老邻居

身为读书人

我有底气在时光里慢慢变老

《枪》

在我的童年,

散发木头香的

螺旋秋千上,

一把枪跳出来,毙掉我耳垂的风!

六岁的太阳,

薨于丰乳肥臀的流线。

我站在路口抱着

结婚游戏中玩得脏兮兮的布娃娃。

幻想长成葵花少女,

穿棉布裙,

留挂面般的直头发。

重复着母亲们的命运,

在毒药的驯化中长大。

葵花少女被钉在故乡老屋

刀痕凌乱的墙上。

母亲眼角的皱纹告诉我:

你应该在裙摆下种植树阴。

可我多么想要一把枪,

将那蓬乱糟糟的爬山虎射杀。

终于我选择放逐了。

唱片架里是列侬,

T恤上印着格瓦拉;

林黛玉推开书柜,

直面吉列刀片上的胡茬;

红色的血力透纸背,书写白色年华;

烟圈穿过海浪,追寻长睫毛的葵花。

拥有美丽,不如拥有武器。

武器,比美丽更遥不可及。

母亲依然在老去,

面对菜篮她在做精确的算计。

但我要获得一把枪,

枪可以侮辱人类的生殖器,

让母亲对坚硬说“不”,

那时她会穿上玲珑的旗袍,

笑对子弹划过的野性东方。

除了与厨房里的桔子皮一起风干外,

时间留给女人什么?

而男人们说:我们有枪。

《牙买加雷鬼》

弹力背心裙,低胸的,我套上了

手工羊毛十束,五颜六色,刚好编脏辫十根

草莓,一万颗,珠光闪!我统统塞进身体

喔,还有海柳烟嘴,镶着我的一圈口红印

出发啦!我要和你骑上庄园里最健康的马

它来自加勒比出产银羽毛的岛

它御风奔跑你就搂紧我的腰

草莓部队在我体内飞行如霞光刷遍银河

突然的暴雨点燃雨林也让我们

突然简单

我抛下时钟和伟大我转头只为

亲吻你的嘴唇

第一家motel的烤鳕鱼再好不过了

我在镜前拧打湿的衣裙你看着我

从纯情少女变为女巫

星斗满天,适合来两杯朗姆酒

不要喝醉因为我们还要对着

散发胡椒味的新鲜空气比赛打喷嚏

我敢保证黄昏时听到的雷鬼还将在

明早的海浪中响起

是的你也说棒极了

我敢保证你今晚入睡时

会把脸轻轻贴上女巫的长发

是的,你也说棒极了

《渐次》

站在藏经阁围栏边

安福寺的一角房檐正翘指拈起黄昏

它前面几树繁花自顾潋滟

再往前是屋舍铺开

再往前是院落以旷寂对话世界

那院中有隐约风铃声向我拨来

它携手白鸽之缓步、风中之尘埃

于稳健深处发一声空响

当这一切的善意临到围栏外

我扣手直立,体内执念如春色堆积

《我爱飞机,我爱船》

我爱飞机,我爱船

我爱镶在远方帽檐上的,每一粒水钻

我爱你故乡的木瓜树

生气时皱起来的粗眉毛

爱亚马逊部落永不重复的纹面

还爱暮晚的手鼓声

它们用清贫的节日送走又一个白天

我爱手枪黑色的皮衣

更爱它体内含着泪水永久罢工的子弹

爱总在烧烤摊记账喝酒的吉他手

更准确说,是爱他那双对琴弦满怀情意的手

现在,我开始爱不可调和的侧面

爱参差不齐的痛苦

爱我们身上消失的往者、合法的情人、潜在的叛徒

我热爱这一切,不只是为了活下去

我知道,真正的幸福极其缺乏深度

它扁平的通道,会取消我复杂的迟疑

我的热爱,要确保与幸福

所褒奖的一切对立

我爱飞机,我爱船

我爱每一段行程,不可到达的彼岸

我爱它们给我的欲念,给我的炫目和高傲里

深埋的冷清

我爱的这些,都没有价钱

和这首诗一样,对这尘世而言

也无关紧要

《僧侣走过高棉大地》

穿行在暹粒的幽林间,整个午后

只剩一双被热土烤疼的赤足

我要去小吴哥,看一看残阳落幕

恐我此生,修炼不成合格的苦行僧

在假货琳琅的日常生活中

风不轻,云滞粘;操练佛法,约等于例行表演

而我丰富的情感还在疯长,沿着世俗的权杖

攀延到今生尽头,在那儿等我

捉弄我

据说,做我这行,就应该清心

若难做到,装,也得装出矜持与美德

以混成彼岸的一分子,舀上一碗粥

但我心中有魔,它常常令我

憎恨古寺的清净和纸上的修辞

使我感觉无处皈依

生养我的土地,也逃不开无所归的劫数

九个世纪前,伟大的帝王举一国之力

用万骨铺就血中含笑的吴哥窟

后来,华人来了,法国人来了

日本人掠夺宝石,见佛杀佛

数不清的佛像被切割成块,漂洋过海运往东瀛

战争结束后,这堆残肢断臂回到故国

人们又一块一块地,将它们重新拼成佛形

像是被下了诅咒,杀戮尝到了甜头

它将正义据为己有,将美打入常识的牢狱

当骷髅小山成为这个国家再普通不过的垃圾

当文字、知识和情操在高棉大地上一点点枯萎

当活体取脑机准确地抵住思想的头颅

佛还在从容微笑,伤口绚烂

再往后呢,就是我看到的这些

发达国家的代工厂调整着原初的风景

更多的褶皱、层落与幽黯占据了人们的心灵

身为僧人,我未免思虑过多

我的本分是诵经打坐,尽早让自己获得解脱

可我选择了散步林中,与黄昏独处

远离寺庙,我再一次问自己:更好的日子是什么

是否像斜穿榕树的光束,照亮空气里不断下沉的尘埃

有喇叭声鸣响,我顺势展眼

后车斗里站满孩子的卡车刚刚开过

装饰着彩钻的大象,驮着一名中国女孩走近

对她合掌致意的,是披单上插着无忧花的我

《去火星旅行》

那里一定有座巧克力做的小山,

我们不会饿。你甚至喜欢我微胖一些,

穿牛仔裙的样子。

每天清晨,戴软毡帽的乌鸦,

衔来新摘的小闲情、小痒痒,

它粉色的翅膀擦着我发梢,

它说:“小姐,你早。”

再没有其他人啦。

你尽管高兴时吻我,生气时也吻我。

电影院设在河流中,

并肩坐在河边,就能观看许多

宇宙的故事。宇宙的姑妈、小表弟、老舅的故事;

宇宙那位坏种同桌的故事。

看到相爱的情节,我们就羞啊羞,

变成两块小石头,钻进草丛说悄悄话。

那里呀,星空比爆米花甜,

树叶都是蓝花布。

我们还打跑了从黑洞来的海盗,破解了寻宝图。

拉钩起誓不挥霍宝藏。一切已够丰饶:

不吵架,不欺骗;不衰老,不厌倦;

不会生病,

偶尔会疼。

谁突然疼了,允许谁大哭一场。

……好吧,为了那一天,

我会努力活得更久一点儿。

《药店》

那年暑假,槐树叶绿得不要命

每天我都去霜子家药店和她玩耍

每天,总有青年们来买注射器

话不多,步履匆匆

除了注射器,他们的目光

不触碰其他东西

有时流浪儿替他们来买

最小的七岁,黑瘦的手臂上,针眼斑斑

霜子说他没有名字。她在抽屉旁找补零钱时

我别过头,专注于

三档式落地风扇,卷起的满屋子中药香

恍惚、迷人又清凉

一天清晨,在去药店的路上

半条街的人围堵在巷口

一位满头霜花的母亲跪在中央

泪和鼻涕糊了满脸

一双手,已在地上捶得血肉模糊

像两团捣得稀烂的柿子,滴着窒息的浆汁

别人拉她起来,她却挣扎着向下

仿佛要寻找疗伤的地缝

用额头将地表撞裂

咚……我的脚底震一下

咚咚……连震两下

咚咚咚……漫长的回声,盖过号啕和警笛

透过人群,我看见

她的儿子,昨天还出没于药店的瘾君子

尸体与流浪狗无异,僵硬的身姿

出卖着母亲最后的尊严

那天药店的风扇坏了,还好风吹起口哨预习秋天

门外的槐树叶沙沙作响

我和霜子下五子棋

我说:“那个眼睛像牛一样的人死了。”

“我早就晓得,”她拈出个双三,“一看他就活不长的。”

霜子比我大一个月,从小帮父母看药店

能分辨出瘾君子的样貌,预测其寿命

下午四点,我们用彩色塑料管编五角星

雷阵雨刚过,来了一副新面孔

“买一支注射器”,他说

……

霜子在她儿子满月时发来微信

城区改造,老槐树被砍了

她辛苦了半辈子的父母终于肯转让出药店

闲居颐养天年

嗯,陈氏安宁药店,满屋子的中药

可治郁、祛邪、安心、宁神,不可招魂

现在它们的香味都消散了

但我的记忆还在

它变成了一支一针见血的注射器

稍不留神想起九岁那年的夏天

它就又稳、又狠地扎向我

扎向我!无声无息,但它从未失手过

本文图片均由杨碧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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