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泪弹的悖论:为何在战场上明令禁止 却被用来对付示威群众?

催泪瓦斯在战争武器清单上被除名,却依然活跃在镇压抗议者的行动中,已然成为现代国家暴力冲突的缩影。

2017年10月26日的内罗毕,催泪瓦斯被用来驱散抗议者。摄影:Andrew Renneisen,图片来自Getty Images

5月1日,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举行了一场大罢工,上千人走上街头,抗议紧缩政策对这个岛国造成的严重破坏。结果是,警察们给枪上膛,装上橡胶子弹,对着抗议者开火,同时向人群投射令人窒息的催泪瓦斯,一时烟云四起。

波多黎各抗议者并不是催泪瓦斯的唯一受害者。近年来,催泪瓦斯的使用在世界范围内急速扩张。尽管在战争中已经禁用这种武器,催泪瓦斯作为一种人道的防暴手段,在国际上还是被广泛接受。然而,自从上世纪20年代,催泪瓦斯被用作镇压和平抗议的手段以来,正是这种“人道”的武器让成百上千的人丢了性命,更多人因此受伤。

《催泪弹:从一战战场到今日街头》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W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的作者安娜·费根鲍姆(Anna Feigenbaum),在书中将这种毒气的历史徐徐展开,讲述了催泪弹在镇压反殖民运动中起着何种作用、谁在商业性催泪瓦斯市场中坐收渔利,以及为什么直至今天它还能被用作镇压平民。本文是《雅各宾》对其进行的采访。

《催泪弹:从一战战场到今日街头》
安娜·费根鲍姆 著

对抗议者使用催泪弹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社会运动者指出1993年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就规定禁止催泪弹在战场上投放,它却被允许在针对街头抗议的防暴行动中使用。是什么历史条件造成了这样的矛盾呢?

安娜·费根鲍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催泪弹的用途主要是将敌方士兵赶出战壕,好让枪炮找到靶子。越南战争时期,催泪弹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催泪弹将越南士兵从地堡中赶出来,进而成为枪炮或炸弹的攻击目标。禁止催泪弹在战场上使用正是为了杜绝这种军事手段。

在一战的余波中,人们开始开发化学武器。正是在这段时间,也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南非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开始用催泪瓦斯对付劳资冲突以及工人罢工。

在催泪瓦斯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另一个主要用途是镇压殖民地骚乱和独立运动。英国第一次在殖民地使用催泪弹是1935年在巴勒斯坦,接下来是1969年在北爱尔兰。

不难看出,催泪弹的军事用途和执法需求下商业催泪弹的市场发展是并肩而行的,两者并不一定要产生交集。

在书中,你提到尽管殖民地当地官员努力镇压反抗者,英国政府最初依然拒绝在殖民地使用催泪瓦斯。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毫不留情地向北爱尔兰和平抗议者投放催泪弹,这一转变是逐渐合法化的吗?

安娜·费根鲍姆:一战后,美国竭力用最快速度,为催泪瓦斯创造一个单独的商业部门。由于种种原因,英国的态度更为保守。一方面,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深受其苦,他们也曾因为使用军用毒气而被戳脊梁骨。另一方面,德国人的形象也由于毒气的使用而变得野蛮、惨无人道。英国人对战争的不堪记忆让他们将催泪瓦斯和野蛮、未开化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并没有像美国人那般立刻转变态度,整个接受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英国殖民地当局费了许多口舌,才说服英国的决策者,允许他们使用催泪弹。

后来,催泪弹不再是一种野蛮的行径,而成了文明的手段,甚至是一种善良的选择。让英国人的看法产生改观的主要有两个转折点:一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二是政府官员们所说的女性问题。

先来说说第一个。全球掀起独立运动潮,以印度为首的一些英国殖民地接连开始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殖民地的行政长官并不想被扣上暴力和野蛮的帽子,这时就需要一种能替代射杀示威者的镇压手段,让他们对这些消极抵抗运动的回应显得友好一些。

第二个,女性问题,指的是尼日利亚妇女战争。1929年,殖民当局变革了尼日利亚的社会制度,但因此剥夺了妇女的政治权利。

在这场骚乱中,妇女冲锋在直接抗议的最前线,而英国管理者并不希望对女性使用武力。于是催泪弹再一次登上舞台,将英国人塑造成善良的殖民者。

经过这些斗争,英国的政策逐渐向放开催泪瓦斯禁令偏移,舆论的话语场域也出现了相同的转变,为使用催泪瓦斯正名。这时候的大英帝国不再把催泪瓦斯看作一种残忍的毒气,发布声明称其是一种对政治反抗的善意的、杀伤力较小的、人道的回应。

健康警报

各国政府坚称催泪瓦斯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对许多相关的医学报告、法庭判决熟视无睹。在书中,你提到了《希姆斯沃思调查报告》(Himsworth Inquiry Report),介绍了1969年北爱尔兰示威中,催泪弹对抗议者的健康造成的影响。这份报告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流通,为催泪瓦斯辩护。与此同时,民众的反对声甚嚣尘上,揭示其危害的医学报告层出不穷。政府是如何自处,继续推进催泪弹正当化的呢?

安娜·费根鲍姆:世界卫生组织出版过一些刊物,提到过催泪瓦斯,但在这个领域还鲜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当前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来自一些医疗机构的个人医疗报告。我认为土耳其在近几年起到了带头作用。委内瑞拉、英国和美国的医疗学会也都站出来反对催泪弹。但目前还没有生成一个国际性的医疗报告,能给制定国际法规提供参考。

《希姆斯沃思调查报告》把催泪瓦斯当作是一种药品,为其正名。这份报告分析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相关研究,提出,当使用量达到一定的剂量水平,催泪瓦斯才会变得具有毒性。也就是说,只要使用量在标准剂量以下,那么它就是无害、没有杀伤力的。然而,这个研究模型的问题在于,这份报告预设催泪瓦斯的使用量是精准可控的,这点在现实生活中很有问题。

我们能说,要合法化剂量标准内的催泪瓦斯使用,前提是抗议者中没有老人,也没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吗?他们即便只是吸入了少量的气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

安娜·费根鲍姆:这就涉及到人道主义了。如果我们认为,抗议者中都有哪些人我们不得而知,那么可能会有两种结果:要么政府当局会把责任推给抗议的组织者,让他们避免老人和身体不适者参与示威;或者抗议者将会被简单划分成好人和坏人。

这种人道主义论调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好/坏示威者的二元对立中:催泪瓦斯能应用于一类人,对另一类人则应避而远之。于是在新闻中,往往会出现棕色皮肤的年轻男子遭受催泪弹袭击的报道。他是有罪的,这一点已经预设好了,所以才会将催泪弹投向他。

防暴设备生产厂商和说客正引导着舆论,将人们的目光从这种空气层面的防暴手段移开,转向橡胶子弹这类更具杀伤力、更精准的防暴控制。所以当人们谈论人道主义时,需要更加留心其中的微妙差异。

2016年3月5日,土耳其警方对反警察腐败示威群众投掷催泪弹。图为示威者掩面逃离现场。

政府声明显示,催泪弹使用中产生的伤亡大多是由于使用不当,进而让读者以为,相关条款、实施办法及使用规范能彻底解决问题。更严格的规范和管理真的能防止致命性意外、降低催泪弹的杀伤力吗?有没有可能,这种能够致死的武器最终会完全合法化?

安娜·费根鲍姆:现在并不是没有相关的执行规范,但我们不能忽视历史因素。发明催泪弹的初衷就是制造混乱,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罄竹难书。它最早是作为一种化学武器被贩卖的,它会让受害者痛苦得厉声尖叫。早期,催泪弹被标榜“胜过子弹”,因为它能对大规模的反抗活动起到恫吓作用。所以,如果我们以为通过训练,能让我们的执法部门规避催泪弹以及其他防暴武器的这一核心设计理念,那完全是误导了。

另外,所有的催泪弹使用演练都是在条件可控的情境下进行的,这不是我们的真实世界。在演练中,它更像是警官之间的恶作剧,他们互相扔催泪弹,像是在开玩笑。但走上街头,现实远非如此。我们模拟情境下的演练和现实状况是脱节的。

另一方面,当示威活动发生时,现场部署的许多警察都没有接受过防暴训练。所以现场的执法人员要么是在大清早接受了疯狂的培训,要么对这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如果要将防暴培训合法化,以减轻催泪弹带来的伤害,就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演练过程,以及确定到底哪些人是经过了培训的。

便宜实用的“化学武器”

警官使用发射器瞄准示威人群,并向他们发射催泪弹的场景,让人很容易以为自己看到的不过是电子游戏。我们仍然能看见警官痛击示威者,只不过二者之间的距离更远,抗议活动中的这种改变也值得玩味。

安娜·费根鲍姆: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百年以来对执法力量的武装化一直在向前推进,这意味着警察不必与示威者近距离接触了。既然双方没有直接冲突,那么警察的安全就更有保障了。当然,他们的责任也相应减轻了,因为当远距离发射子弹或是烟雾时,我们很难获知谁是那个扣动扳机的人。然而,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同样也证明,使用催泪瓦斯并没有减少对警察的袭击事件。

其二,正如你说的“像是电子游戏”,仿真防暴演练往往会抹杀攻击目标的人性,这就导致演练情境和街道实操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示威者聚集的街道成为了电子游戏场景的一个延伸。给弗格森市警署提供打靶练习的公司使用示威者的真实图片作为射击靶,毋庸置疑,这将会改变警官在现实中看待示威者的态度。如果警察在训练中不把市民看作是市民,而是敌人或是士兵,他们在现实中也会采取相应的态度对待他们。

全世界范围内,抗议示威活动逐渐增多,催泪瓦斯产业也蓬勃发展。在十二年间,土耳其进口了628吨催泪瓦斯,价值2130万美元。正如你在书中介绍的,一些催泪弹的销售商和大型军火制造商也有联系,然而这一巨大的产业几乎完全不受管制,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安娜·费根鲍姆:人们现在知道,催泪瓦斯在战争中被禁用,但仍被用在国内的防暴行动中。但人们对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所知甚少。缺少这一要素,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催泪瓦斯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催泪弹的交易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很多交易合同甚至不需经过政府审核。警署能直接从制造厂家那里购买催泪弹。

这一行业也缺乏监管。催泪弹产业无须遵循联合国对武器和暴力的使用原则,这就意味着滥用和不当使用也变得无迹可循。另一方面,催泪瓦斯使用过量并不影响它的交易。出台法令、禁止催泪瓦斯的直接商业性交易,是改变现状最简单的第一步。

目前还有其他防暴手段,为什么一些政府偏爱催泪瓦斯?

安娜·费根鲍姆:催泪瓦斯便宜,它是一种非常经济的防暴手段。它是唯一一种“在空气中实施管制”的科技。诸如高压水枪、橡胶子弹这类装备没有这层效果。它们的作用路径是线性的,只能集中于一定范围内的目标人群,且范围小得多。所以,基本上说,催泪弹是成本最低的防暴手段,因为它能用最少的钱覆盖最大的人群范围。

那些不怎么使用催泪瓦斯的国家,大多数是对媒体对其使用催泪弹丑闻的持续揭露有所忌惮。在英国,1969北爱尔兰的伯格赛德之战后,掀起了一场政治骚乱,对政府产生了很大冲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黑人群体反抗警察的暴行,同样使用了催泪弹。媒体再一次强烈抨击,引得当时舆论一片哗然。

在你的书中有一件事情很有趣。抗议者找到了对抗警察暴力的新方式,催泪瓦斯产业也开发出压制抗议者的新技术,比如“芭蕾手榴弹”,它能弹跳以防止抗议者把催泪弹往回扔,还有能染色的水枪,这样就能在抗议者身上留下记号。这简直是一场产业的联欢了。

安娜·费根鲍姆:防暴武器生产商一定会密切关注抗议者的应对策略。我订阅了发布产业新闻的《催泪弹观察》(Tear Gas Watch)。在那里,催泪弹从业人员能获取最新的抗议者动态。他们也像警方监测一样,跟踪研究着抗议者的最新策略。这一点在更广泛的科技领域都适用:新的技术出现,人们开始接受并使用这种技术,了解它的周边应用,并且作出回应。在这一点上,催泪弹的更新迭代也不例外。

(本文受访者安娜·费根鲍姆是一位作家、研究学者、教育学家。她的新作《催泪弹:从一战战场到今日街头》业已出版。)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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