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十年，沧桑巨变。
地震发生后，各方力量众志成城，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中，但与此同时，救援力量也在技术设备、指挥协调等方面暴露出一些不足。
震后十年，我国地震应急机制在技术能力、规则制定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应急管理也由当初的缺乏经验转变为今天的有序发展。
“当时我们国家的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但由于缺乏应对大灾的经验，导致最开始的判断不够准确。”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教授陈安对界面新闻介绍，地震发生于14时28分，减灾委和民政部快速反应，在15时40分紧急启动了国家应急救灾二级响应，但却在当日22时15分才将响应等级提升为一级响应。
而在灾情信息的获取上，虽然当地有遥感飞机等设备，但由于没有及时启用，造成了延误。“由于震后气象条件恶化，开始了持续阴雨天气，所以遥感飞机无法使用，”陈安以这两个事情为例总结道，“主要原因是缺乏充分指挥体系和技术准备，无法做到针对大型灾害高效应急反应。”
虽然这不无遗憾，但他同时认为，汶川地震的发生，给了国家和人民一个深刻的警示，“提高了国家和民众对于防灾减灾的重视，也为应对后来的地震应急提供了经验。”
经验的效果应验在后来的数次地震中。陈安介绍，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灾害8点02分发生，9点18分已有直升飞机前去获取信息、勘察灾情，中午12点左右，人们就已经可以从电视和网络上看到航空遥感影像；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地震，灾害21时19分发生，22时39分中国地震局便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应急救援工作在72小时的“黄金时间”内顺利展开。
人民大学教授吕景胜以在汶川和雅安两次地震中受灾的宝兴县为例，说明了灾区防震救灾意识的加强和有序协调经验的积累。
他介绍说，地震发生时，宝兴县由于缺乏地震应急预案，救灾物资的储备、管理、分发出现种种问题。然而5年后地震再一次不幸降临时，“整个救灾过程沉着冷静、秩序井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汶川地震后，宝兴县高度重视灾害预防，不断完善地震应急预案。从公开信息可以看出来，当地职能部门积累经验，吸取教训，定期进行防震演练，在每年“5·12”防震减灾日时还会组织大型防震演练。雅安地震中，宝兴县虽然瞬间和外界中断了联系，但居民很快进入了明确的避难场所，政府部门组织发放物资，搭建临时食堂，整个过程有序进行。
“还有汶川救灾的一些经验，这次也都派上了用场。”吕景胜说，在汶川地震时初期，大批的志愿者前往灾区，电力、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从各方涌来，大家都想救灾，但缺乏统一协调和有序安排，甚至给救灾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而汶川地震在发生后3天才启动交通管制。因为有了经验，雅安地震发生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当地政府便启动了交通管制应急措施，保证了交通畅通。
回顾震后十年，陈安表示，我国地震应急管理在物质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
从技术设备来看。陈安举例说，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地的通讯信号一下子中断，灾区情况长时间传不出来，对救援造成很大困扰，“而现在，我们已经拥有快速重建一套新的通讯信号网络得能力。”另据资料显示，2010年以来，政府和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共投入100多亿元，配套了1万多套国际领先的新型救援装备；生命探测仪、边坡雷达等设备已被大量使用，无人机遥感系统和自动地震速报技术也应用到灾情研判和地震速报当中。
救援队伍也在规模和专业性上得到快速发展。据有关统计，汶川地震当时参与救援的专业队伍人数仅有5千多人，志愿者、解放军和武警人数也缺乏专业训练和设备，大多数人只能用最原始的铁镐铁铲施救，效率不高。而在2017年，中国地震局的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80多支、1.3万余人的省级搜救队伍，数10万人的市县级搜救队伍，3000多支、近30万人的地震志愿者队伍，救援能力大大增强。
针对灾害发生时尤为关键的医疗救援，计生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许树强曾介绍，震后十年间，我国建立起37支国家级紧急医疗救援队，各省级紧急医疗队共数百支，总结出集中资源、集中专家、集中伤员、集中救治的“四集中”救治经验。表示，汶川地震直接推动了中国的紧急医疗救援体系逐步建立并快速发展。
“对于技术能力，包括无人机航拍、地震监测、政情跟踪；地震应急体系建设，包括资源配置、人员输送、交通安排；医疗救助，包括医护人员素质、救助成效、灾民存活率等，”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总结：“尽管还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进步和提高。”
当然，“除了物质技术力量的不断增强，更需法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唐钧认为，地震应急管理应当是“技防“和”人防“的结合，在物质技术不断强化的状况下，我们的抗震防灾的真实水平就取决于制度体系建设和民众的防灾素养。
其中，防灾救灾社会动员机制意义显著。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宏伟对界面新闻表示，在“5·12”汶川地震救灾工作中，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大灾中，往往体现出我国举国体制下“全民动员、军地协同”的特点和优势。”
据共青团四川省委不完全统计，抗震救灾期间，团省委累计接受志愿者报名118万余人，有组织派遣志愿者18万余人，开展志愿者服务达178万人次。王宏伟也表示，震后十年，随着社会发展，大量社会组织等自发救灾力量产生，覆盖到风险防范、灾后心理干预等全过程。
从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也被确立为全国防灾减灾日。陈安认为，人们防震减灾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而就全国范围而言，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别。在地震多发区，防震演练已经成家常便饭，而地震较少的地区，则重视程度不够。“雅安地震中，成都学生有外地学生死亡的事件，原因就是没有经历过地震疏散演习，”陈安说，“防震减灾的全民参与，这也是地震应急管理的必要的一部分。”
针对地震应急的法制机制建设，唐钧表示，《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早已出台。“最重要的是严格地按照法律来执行”，将绩效考核、问责追责、风险防范等制度真正落地。他认为，震后救灾是应急管理的一个方面，而事前的抗震防震、区域性风险评估则更为重要。
“这需要大量非常细致、专业的工作，”唐钧表示，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举例来说，比如规避高位风险，整体搬迁，异地重建，又比如防范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另外，他还表示，应当由住建部牵头加快出台“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从而根本上解决建筑抗震问题。
“抗震的具体要求没有全面落实到位，法制机制建设还有很大空间，”唐钧说，“我们的工作从应当由原来的粗放式管理，迈入到规范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这样才能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感”，2018年应急管理部的成立，使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了一大步。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李京此前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应急管理部的成立，将整合各方应急力量，提高整个国家的应急反应速度和应急工作的效率，既有助于应急救援力量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也有利于民间力量的规范与协调。
“应急救援是非常专业的事情”，陈安对此解释道，资源的分配、救助的先后顺序都需要一定的安排，才能在有限时间和有限资源的条件下，最大化降低灾害损失。他认为，尽管各灾种存在差异，但仍需要统一形成响应快、专业性强的应急体系，才能更好满足人民对于灾害应急的需要。
展望未来地震应急管理，“地震的救援必须跟社会秩序维护紧密结合，这是问题的根本。”唐钧对界面新闻强调。
他认为社会秩序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治安秩序的维护，包括现场和网络，比如打击诈骗信息和网络谣言等；其次是生活秩序的维护，比如人员安置、食品和水的供给、市场秩序和物价稳定以及灾后疫情防范等；最后还要考虑，交通、地区金融、救援力量调配等一些秩序维护。“地震能够真正考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唐钧总结说。
“应对大灾需要统一的指挥，否则就会乱套“，陈安从救灾力量协调方面解释说，由于我国近几年社会救援组织发展迅速，灾害一发生，就会全部冲了上去，造成一些交通堵塞、延缓专业救助的问题。“我国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充足的物资供应，但是不是能够很迅速的响应，资源是否分配及时到位，这还需要更多的磨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