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洛丽·摩尔:不因特朗普感到慌乱 “这些我们都曾经历过”

在新短篇集出版之际,美国作家洛丽·摩尔在访谈中谈了谈保守的原生家庭对自己产生的影响,以及为何自己还能写作19年。

“我觉得一个作家直到80岁都能继续创作。而如果我是一个物理学家,现在这个年纪就江郎才尽了。他们的好点子总是在30岁之前闪现的。”——洛丽·摩尔。摄影:Zane Williams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洛丽·摩尔(Lorrie Moore)走进了纽约的一间餐厅。她鼻梁上架着墨镜,魅力四射。由于脚踝扭伤,她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这位短篇小说家已经61岁了,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如果你亲眼看到摩尔,可以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常驻的轻松与活力,在书页中,她的文字也散发着一种年轻的力量。摩尔现在暂居曼哈顿,正为写小说进行着为期数月的考察,在这之后,下半年她将在田纳西州首府那什维尔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之间奔波,在学术职位和家之间忙碌。“有时候我往外看看,竟不知道自己身处哪个城市,”摩尔笑着说,声音以她独有的方式颤动着,带着一丝刻意压抑的略带讽刺的幽默。

《还能做什么》(See What Can Be Done)一书收录了摩尔三十多年来创作的文章、文学批评和文化评论。内容包容万象,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文学评鉴到自传式叙述,再到对一本关于六岁的“美国小小姐”琼贝妮特·拉姆齐(JonBenét Ramsey)遇害案件的“令人摸不着头脑且没什么用处”的书近乎恶毒的攻击。

《还能做什么》(See What Can Be Done

摩尔对政治的评论十分有趣。“比尔·克林顿是一位如蚀刻画一般的男人,”她在1992年总统选举时写道,“他拥有着直击灵魂的学院派凝视、卷翘的嘴唇,脸上热血充盈,体内是西装革履也包裹不住的躁动,仿佛要撕裂外衣爆发出来。”而当她认真研究诸如《火线》(The Wire)和《真探》(True Detective)这样的电视剧时,知识智慧便渗透到了流行文化中。在捍卫真正的“垃圾”时,摩尔的表现尤为令人兴奋。以下摘录的文字是摩尔一篇文章的开头,她评论的是2000年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

有时候我觉得,女青年体现了人天性中最强大的生命与运动的力量,而男青年,不管他们有多浪漫,还是代表了最强大的死亡和静止的力量。大家谁还觉得,理性和女性研究已经摆脱了我们既有的那种宽泛的、叙事性的古怪思维模式的话,那么欢迎你,屋里有咖啡,我们来聊聊。

通常来说,作为一部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文集,摩尔对于事物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会显得比当年尖刻得多。在一篇写于1993年的文章中,摩尔谈到了《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的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像许多研究身份认同政治、文学及其他领域的人一样,她一边目中无人地高喊着口号:‘我们是!’而另一边,她同样态度轻蔑地发出警告:‘别把我们混在一起’。”

“这就是学术界的大环境,”摩尔说出了她对身份认同政治的看法,“也许在网络上还不明显,但身份认同政治就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同理,大学校园中指数增长的敏感性问题也引起了摩尔的关注。在一篇关于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小说《人性的污点》(The Human Stain)的书评中,摩尔大声喊话,称罗斯把校园中的自由主义钉上了歇斯底里的标签。“我认为他的立场十分保守,因为他不希望人们觉得,这本书是关于作家阿纳托尔·布洛亚(Anatole Broyard)的——尽管故事中的人物和布洛亚多有重合。要粗枝大叶地处理故事并不难,但在校园中发生的一切变化总体来说是朝着好的方向的。”

三十年来,摩尔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她的家依然在麦迪逊。摩尔认为,从外部来看,学生政治已经今非昔比,但从内部来看其实没什么本质变化。“我们过去常说,当我们谈到政治正确的时候,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政治正确的出发点仅仅是出于礼节和尊重。我觉得学生能有敏感性是一件好事,”摩尔顿了顿,“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重要的是能够继续前行。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调整到绝对完美的状态。”

“我总觉得,作家直到80岁也还能继续创作”

世界不完美,人类还要继续前行,这正是摩尔故事中主人公的生活写照。在她的三本小说——1986年的《字谜游戏》(Anagrams)、1994年的《谁将开办青蛙医院?》(Who Will Run the Frog Hospital)和2009年的《楼梯口的门》(A Gate at the Stairs)——以及其他著名的短篇小说中,人们总会让自己和他人失望,而且往往令人哭笑不得。摩尔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集《美国鸟人》(Birds of America)1998年一经面世,就高居畅销榜。摩尔也由此书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了自己的特点:精于拆解分析复杂的人性,以及失落的美国社会中的特殊状态。

《美国鸟人》
洛丽·摩尔 著  张晓晔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

摩尔在离婚后的许多年里,作品都围绕着儿子的校园生活和他对运动的热爱展开,我开始感到好奇并试想:如果孩子长大成人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那么摩尔的文学创作是不是就没有上升空间、开始走下坡路了?她笑着回答说:“人们总说,一旦孩子长到18岁你就解放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我承认,爱丽丝·门罗是个特例——总是有人能来推倒你立的flag,”摩尔大笑道,“但总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要操心,不管是个人事务还是家庭事务。这时候你可能会稍微放慢脚步,但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一直到80岁都是能产出好作品的。”

起码这点值得庆幸。“如果我是一个物理学家,那现在可能江郎才尽了。物理学家们大多在30岁爬上成就巅峰,在那之后他们虽然还能继续研究,但那些革命性的、令人眼前一亮的点子往往是在三十岁之前闪现的。”

当然,作家就不同了。“文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天才,”摩尔解释说,“这里我想再一次拿门罗举例。门罗以后可能不会再有新作了,但在八十岁以前,她已经带给我们太多好故事好文章了。照这么说我还有……”她被自己的荒唐想法逗乐了,大笑着说,“我还有19年呢。”

在这部新文集的一篇文章中,摩尔承认自己曾给绿党候选人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投过票,而且不只一次。在这个基础上,我曾经猜测,2016年的总统大选她可能会把票投给另一位绿党候选人——曾因从希拉里·克林顿的选票箱中窃取选票而备受谴责的吉尔·斯坦因(Jill Stein)。

但她并没有这么做。“有一件事我非常重视,那就是枪支问题,希拉里在这件事上处理得游刃有余。斯坦因的关注点在于环境问题,我本希望希拉里能照顾到选民的需求以赢得选票,但她没有从斯坦因那里争取选票。如果她能够多谈谈环境问题,那么一些原本投给绿党的选票就会落入她的囊中。希拉里没有这么做,反之,她犯了一个和其他民主党人同样的错误——努力争取中产阶级,而中产正是他们的忠实拥趸啊!”

然而,枪支管制问题正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拿捏不好的一块烫手山芋”。摩尔并不相信是因狩猎运动在佛蒙特州广受喜爱,因此这位代表乡村人民的佛蒙特州议员才不敢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把这当作一个借口,五次投票反对《布莱迪手枪暴力防制法》(又称布莱迪法案,规定允许对美国枪支购买者进行背景审查),但法案的执行对象仅仅是手枪,而不是猎枪或狩猎活动。在美国步枪协会(NRA)面前,这些法令孱弱无力。我想他也许希望和美国步枪协会保持关系,制定某种评级。这点我也不确定,我是猜的。”

洛丽·摩尔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的家门前。摄影: Chicago Tribune/MCT

摩尔成长于纽约州北部的葛兰佛斯市一个非常保守的家庭。在一篇文章中,摩尔提到小时候父母在餐桌上给自己和兄弟姐妹阅读圣经章节里的故事。“这听起来太奇怪了,”摩尔说,“我以前不会告诉别人,因为这听起来真是太奇怪了。不过现在我竟然觉得有点骄傲。对呀,我的家人活在18世纪!”

父亲和母亲,谁出的出意?“他们就是开始这么做了。我的意思是,当时他俩都不是那种极度虔诚的信徒,我妈甚至连教堂都没去过。我觉得,他们是想让我们把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但这种方法并不奏效,因为我们虽在台面上看起来正襟危坐(摩尔模仿着一个无聊烦闷的小孩子),但在桌子底下却互相踢对方。这种教育持续了好几年。”在周一到周六主菜和甜品的间隙里,摩尔的父亲会为孩子们读一段《新约》经文,而在周日,阅读材料就成了《旧约》。“我们家有各个版本的圣经,包括美国新标准修订版圣经、钦定版圣经(KJV)以及译者注释版圣经。各种译本并排摆在一起,我父亲觉得这样赏心悦目。我想真正让他欣喜的,是一种熏陶在文学气息中的感觉。

几年后,当摩尔对学生谈到爱丽丝·门罗作品中的一个《圣经》典故时,“我发现自己被圣经不同的译法迷住了,我能切实感受到父亲的血液在我的血管中流淌,贯穿全身!而我的学生则盯着我,好像在想‘她到底在说什么?’”

“乔治·W·布什执政的那八年——我的天啊那真是噩梦!难道人们都忘了吗?”

摩尔的父母今天依然健在,已经九十岁高龄了。她描述起父亲去教堂时的场景:“有时他会对牧师说:‘你今天说的话我一个字儿都不信,’这时候牧师总是会说:‘没关系的,我们这里来者不拒。’”

这真是典型的摩尔式故事了——不仅是故事展现的父亲的暴脾气,还有她津津有味的叙述——摩尔的小说偏爱这种荒诞故事和蛮横难搞的人物。回顾以前的作品,我问她,在以往的文章中,有没有一些结论或是判断,是她今天想要反悔、想要更改的?她语气轻快,“我都不知道我曾经下过什么结论呢。以往的文章大多数充其量是一种审问和诘难。我曾写过一篇关于辛普森杀妻案的文章,也因此收到了许多邮件。看那些邮件的口气,好像我的文章是在帮辛普森洗白。”但她并没有。“我只是说,从大格局来看,悲剧英雄的故事往往更加有趣,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打算分析受害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是正确的。我们无法凭空捏造证据,然后期望着审判能按照预期的轨迹进行”。

随着年龄增长,人的性格会变得更柔软,摩尔同意这个观点吗?“我也不清楚,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就没有。我觉得她非常自信,很多事情都不放在心上。还有些老人,脾气暴躁性格执拗,也无闲事挂心头,比如索尔·贝娄(Saul Bellow),他并未因年老而变得更温柔几分。因人而异吧。我认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慢慢爬上了一个制高点,与年轻的时候相比,就更容易看到事情的全貌。比如说对于特朗普胜选,我并不会太过慌乱。因为可能有些事情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比如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比如罗伯特·肯尼迪的暗杀,比如乔治·W·布什执政的那黑暗八年——我的天呐,这简直是一场噩梦!难道人们都忘了吗?于是我们看到,人们如今好似热锅上的蚂蚁那般焦虑不安,而年长的人就能后退一步,说:‘这些我们都曾经历过。’“当然,这正是小说家写作的意义。“年龄增长,内心不一定会变得柔软,但会更加通透,视野更加广阔。”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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