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逝世30年】他为何与文学告别：不随时代不依政治不服多数不眷都市

1947年，45岁的沈从文发表了他文学生涯中的最后一篇小说《传奇不奇》。此后，他搁下笔，转而研究文物去了。

次年，在写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沈从文提到了搁笔的缘由，“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在另一封信中，沈从文将这个想法更为详尽地解释了一遍：“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 ’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 ’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在这两封信中，沈从文明确点出，他将搁笔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自觉无法扭转写作方式，并将无法扭转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状况与性情缺陷。写作二三十年，写法很难转变，这个说法看上去颇有几分说服力。然而，沈从文论述中的矛盾之处又显而易见，仿佛故意埋了一个破绽于此——如果搁笔只是他的个人行为，由个人性情导致，那么为何他要写“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要了解个人的搁笔与“我们一代人”的关系，要从沈从文所说的“思”与“信”的冲突说起，因为“思”与“信”的选择不仅概括了他个人的文学创作态度与时代潮流之间不可消停的矛盾，也代表着彼时那一批人站在时代转折之处的犹疑心态。

“时代”：文学的审判人是时间，而非“反动”的评价和背后的暴力

“思”与“信”的矛盾从沈从文创作之初就开始显现了。所谓“思”，我们可以从沈从文此前的作品以及自述中看出。1934年，在回到湘西的旅程里，沈从文与船上舵手、水手和吊脚楼河街上的许多人物重新相遇——他们吃酒吃肉、大声笑闹，成日奋力拉船，唤起了他极大的兴味与写作的冲动。

他在对张兆和的信中说，“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我会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与透入些！”沈从文愿望将自己的写作投入对这些人的观察中，他甚至得意地对妻子说，“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作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

也是在这次行程回返之后，沈从文完成了《边城》，写在湘西一个叫做茶峒的小山城里，有一户单独的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在一篇文章中，他将这种基于朴素人生观察的书写表达得更加完备：”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思”是沈从文意图表现的对于朴素人生的一种思索，这种思索根植于他所生长的环境之中，在他看来，这一点与五四其他作家迥然不同。那么所谓的“信”又是什么呢？

1948年11月，在一场名为“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沈从文与冯至、废名触碰到了文学与限制的关系，并将限制比喻为“红绿灯”。冯至说，“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沈从文道，“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废名则说，“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沈从文又回应道，“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以上面这段记录看来，沈从文当然了解“红绿灯”是行走的规矩，然而与冯至理所当然地接受“红绿灯”的指挥不同，他对这种指挥是否必要、是否合理发出了疑问，就算接受了指挥，也要问一句文学是否能对“红绿灯”进行反作用。我们很容易将这次讨论会与历史大背景联系起来，因为那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正要开始。然而，沈从文的质疑态度，早在“历史大变局”前就可寻觅踪迹。

在这次讨论以前，沈从文就已多次发表过对文学与国家、时代、商业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中，他几乎是沉痛地提到，“时代”这个词对于作家思考与写作能力的侵蚀，“这名词（指时代）本来似乎十分空虚，然而却使青年人感到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魔力。”在1941年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演讲《短篇小说》中，他也将作家与时代的远近关系道出，“一个作家一和艺术接近，也许因此一来，他就应当叫作‘落伍’了，叫作‘反动’了，他的作品要被什么‘批评’了，‘检查’了，他的主张就要被‘围剿’了，‘扬弃’了。”

沈从文认为，文学的公正审判人，并不是 “落伍”或“反动”的评价以及它们所凝结的威胁或恐吓的暴力，而是时间。时间会让好的作品显形，也会让假的作品销声匿迹，哪怕曾经它“得到多数”。他说，“‘得到多数’虽已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在文学发展中，倒也许正要借重‘时间’，把那个平庸无用的多数作家淘汰掉，让那个真有作为诚敬从事的少数，在极困难中受实验，慢慢的有所表现……”正因为文学的评判者不在“时代”或者“潮流”上，所以试图谄媚“多数”的文学自然是肤浅的、不诚实的。

从以上所列举的种种看来，早在搁笔之前，沈从文就已经意识到了“思”与“信”之间的冲突。将“思”与“信”的问题，更加具体到写作与批评中，问题又关系到了沈从文与众不同的、作为创作者的身份认同。

“乡下人”：我存心放弃你们，没有你们要的“思想”和“血泪”

明显地，对于沉溺于“得到多数”的文学，沈从文的批评格外严厉。在1933年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里，他就举出了一种“玩票白相的文学家”现象，这种作家“做文学不从文学本身诚实地做”。在上海，他们寄生于书店、报馆和官办的杂志，从作品以外获得成功；在北京，这些人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站在“玩票白相的艺术家”及“得到多数”对面的，是真正诚挚的文学家。这些文学家中，当然有他自己。沈从文从创作初始，就将自己乡下人的身份与城市人区分开来，并激烈对抗着城里人对乡下生活的“好奇”与“惊讶”。在1930年《生命的沫》题记上，他写道，“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学的世界；我太与那些愚暗、粗野、新犁过的土地同冰冷的枪接近、熟习，我所懂的太与都会离远了。……把我的世界，介绍给都会中人，使一些日里吃肉晚上睡觉的人生出惊讶，从那惊讶里，我正如得到许多不相称的侮辱。”

正是不想得到“不相称的侮辱”，在发表于1934年的《边城》题记里，沈从文说自己写《边城》，把“多数”的理论家和读者都放弃了，只预备给这一些读者，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也愿意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

在1936年发表的《习作选集》序言中，沈从文接续着《边城》题记里“放弃多数”的观点，表现出对“落伍”还是“不落伍”的评价嗤之以鼻，也对文学创作要有“血泪”“思想”的要求发出质疑。他说：“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 ’，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在那书的序言上就写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说自己的作品没有“血泪”、“思想”，并不是说他的作品中就没有严肃的思考，这似乎更接近一种他对于文学批评千篇一律、浮于表面的讽刺。就像前文所提到的，他对于湘西水手、妓女及一切普通人生的关切，对于“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执着，以及所写的那些人物——比如怀有心事的少女翠翠（《边城》），看望做妓女老婆的水手（《丈夫》）——都远比抽象概括的所谓“血泪”和“思想”更为立体。

符合沈从文的审美标准的作家里，有他喜爱并提携的萧乾。他在萧乾第一本小说的序言中，评价萧乾的作品“生气勃勃”，称萧乾为“乡下人”，并希望他永远是个“乡下人”。“乡下人”也是沈从文的自我认同，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序里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下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由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

由此，将萧乾称为“乡下人”自然是夸奖了，单看沈从文对萧乾的评价可能还不足够。如果我们对比1930年对郭沫若的小说批评，沈从文的偏好就体现得更为明显了。在这篇评论里，沈从文将郭沫若的小说称为“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看准了时代的变”，并认为郭沫若是“英雄、诗人、煽动者”，根本不是小说家。“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棵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自觉地将自己认同为“乡下人”，且一再强调着，作为“乡下人”他会选择或抛弃什么样的写作，会赞同或反对什么样的小说——比如反对“英雄”与“煽动者”的作品。后来的历史证明，不管是“思”与“信”，还是“乡下人”与“英雄”，其中的冲突，正随着“时代”的发展（时代，又是沈从文非常讨厌的词汇）逐渐地变得不可收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战争来了，在1937年到1947年的十年时间里，他一边持续不断地写作，一边精神危机渐显，至后来最终搁笔也不奇怪了。

“悲剧性”：当下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

适逢乱世，1937年，沈从文随北大、清华教师撤离北平，1938年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授课。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汪曾祺选过沈从文的三门课，分别是“各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

“思”与“信”之间长期不可调和，作为乡下人常年生活在都市中，又恰逢家国离乱，沈从文的精神危机愈发显著了。更早的时候，1930年，他就曾抒发过相似的内心痛苦，“力的衰颓，生命的迸散，我看到我自己的腐烂与灭亡，暗哑不敢作声。”1939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又写，“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下一个空壳。……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沈从文屡屡提到自己血液中的悲剧性格，似乎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在1937年离乱时期致张兆和的家书中，他写道，“我这人原来就是悲剧性格的人物，近人情时极尽人情，天真时透底天真，糊涂时无可救药的糊涂，悲观时莫名其妙的悲观。”在出版于1941年的《烛虚》中，他又这么说，“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

不能忽视的是，沈从文的“悲剧性格”可能也与现实的刺激有关，除了战争、离乱、饥饿、贫穷，对他造成刺激的还有评论界的严厉批判。聂绀弩就曾和夏衍等人发表文章，批评沈从文刊在西南联大《国文月刊》上的文章《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1943年，郭沫若在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激烈批判了沈从文认为文学应远离政治的观点，他说：“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污蔑！”

沈从文的老朋友巴金如此形容沈从文被“围攻”的情形，“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看到一点寂寞，偶尔也发发牢骚……”

敏感的沈从文，在这一时期里，将对朴素人生的具象思索转向了抽象的思索，他思索民族命运、现代文明——如前文所说，其实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只是在这个时期显得更为激烈了。他写作湘西的小说《长河》，已经与《边城》大为不同，将“现代”代入到了湘西世界，《烛虚》中也显现出复杂的内心纠缠。在1943到1944年间，沈从文的一系列“魇”出版了——《绿魇》《黑魇》《白魇》，意指“从生活中发现社会的分解变化的噩梦的意思”。

他在大时代里的“抽象”转向，自然也引起了批评。1946年，沈从文以《从现实学习》一文回应了这种“不懂现实，追求抽象”的批评，又一次倔强地讲到了他的“现实”与他人理解的本不相同，脱节不脱节也不是别人能定论的。“近年来常有人说我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公共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

而关于这篇文章，不出意外地引来了更多的批评。《文汇报》刊载的《沈从文批判》说，这篇文章让人更加“失望和憎恶”，“充满了一个被时代所抛弃了的作家的控诉和愤懑”。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辞年晚会也检讨了文艺界的四种不良倾向，其中之一便是以沈从文代表的“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的人。晚会的检讨刊载成了新闻，郭沫若看到后，也著文批评了“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

在批评的浪潮和自我的精神危机之中，沈从文的文学生涯走向了终结。在1947年的最后一篇小说《传奇不奇》之后，他告别了文学。

本文写作参考了《沈从文的前半生》与《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