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ne Mulkerrins
“我知道我们做的事十分重要。”演员萨米拉·威利（Samira Wiley）所说的这句话也是去年春天，在《使女的故事》首播时剧组主创和演职人员感受的真实写照。“我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富有正义性，但绝对没有意识到会这么及时，并与我们所处的现实息息相关。”
九个月后，这部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乌托邦小说为原型，改编的美剧横扫了所有电视奖项，这对一部主题阴暗残忍的新剧来说实为罕见，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使女的故事》迅速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一个新抵抗运动的象征。
抗议声来到美国法院前、充斥街头，甚至席卷好莱坞，抗议者们的着装都借鉴了使女们的猩红色制服。
“当我们来到金球奖颁奖现场时，看到场外站着一群‘使女’。”威利回忆道。她是剧中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的朋友，性格叛逆的莫伊拉（Moira）的扮演者。这群人称自己为“好莱坞使女”，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抗议，要求性骚扰和两性不平等在影视行业终结。
“这实在是太疯狂了，”威利感慨道，她摇摇头，不敢相信自己所见的一切。阿特伍德早在1984年便写就了这个故事，但如今这个剧集能引起如此空前的狂热，确实超乎人的想象。另外，这本书在早些年有过改编尝试，被搬上了大屏幕。
1990年，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就携手演员娜塔莎·理查德森（Natasha Richardson）献上了电影《世纪滴血》，歌剧和芭蕾也都有对这个故事的呈现。但过去的作品中，没有一个能够像《使女的故事》一样以星火燎原之势散播着文化弥母，大家不仅把书中的台词印在了T恤上，还把经典的祷文纹在了皮肤上。
《使女的故事》成为了一部现象级的剧集，这多亏了故事剧情的预见性：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的基列国中，女性和少数群体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少数群体连读书写字都不被允许。除了位于统治阶级1%的人以外，所有女性都被迫成为奴隶，根据各自的生育能力划分成三六九等。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首度面世时，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总统任期。如果说第一季诞生于一个令人困惑焦虑的乱局中，那么第二季面对的就是一个激进社会运动频发的时代，#MeToo运动、好莱坞的Time's Up都在疾声高呼，终止当前贬抑女性的文化，叫停性骚扰和性侵犯。
这天加拿大多伦多的气温低于零度，我来到了《使女的故事》片场。这部剧的制作保密工作天衣无缝，乃至于在我和剧组的全部交流过程中，提到剧集的名字都用“火箭女性”（Rocket Woman）来代替，以免粉丝过度激动，同时也是防止一些原教旨主义团体对主题发出反对的声音。
第一季的结尾一幕，怀着孕的女主角奥芙弗雷德匆匆挤进面包车，到这里为止都还是阿特伍德的故事，但我得知，第二季的剧情将会出现变化，往更深的层次推进。阿特伍德在剧组中的职责主要是提供咨询，对剧本把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拥有否决权”，阿特伍德近日告诉《新闻周刊》。
“没有人会给原作者否决权的，如果真这么做那确实是太愚蠢了。”第一季播出后，续集已经背负着观众巨大的期望，要在此基础上再度创作，编剧组成员同时享受着自由，也背负着压力。
“创作第一季时，我们没想太多，而且第二季的制作也将会延续这种态度。” 创作人布鲁斯·米勒（Bruce Miller）领着我参观片场时总结说。“我们尽量不去揣测，观众会如何分析这部剧，而是关注要怎样让这部剧更棒。”
伊丽莎白·莫斯（Elisabeth Moss）既是这部剧的制作人，同时也是主演，她认为，第一季并不是对原著原封不动的复刻：剧集的时间线和书中的一些细节有所改动，另外，对书中对白的补充改动，也让故事更加完整连贯。“我们与原著的主旨和基调是保持一致的，”伊丽莎白解释说，“但我们也会让书中消失的人物活跃在荧幕上。电视剧中还出现了一些书中没有提到的情节，而我们对改编并不会畏手畏脚。”
同样地，要挑战底线，把剧集的主题渲染得比第一季更加阴郁、更加血腥，赤裸裸地暴露出野蛮本质，剧组也无所畏惧。这绝不是一部令人轻松愉悦的电视剧。在2018年这个时间点，剧集展开挖掘的一个主题就是团结。
“于我而言，第一季最遗憾的就是指挥官的妻子瑟琳娜——‘生育工具’奥芙弗雷德的服务对象——没能和女主角团结起来，当然也没能和其他任何使女建立关系，”莫斯透露道，“在第二季的剧集中，我们开始展开想象，如果这些女性能够聚集起来，团结一致，那么她们是具有颠覆基列国的力量的。这是一个具有杀伤力的想法。”
米勒承认，尽管编剧们不想刻意将譬如#MeToo这样的时事新闻穿插到剧集中，故事情节也难免受到美国政治历史背景的浸染，毕竟这就是《使女的故事》生长和消费的土壤。
“我尽量试着让观众划清电视剧和真实世界的界限，让他们明白如何解读虚拟的故事，并且把它放进我们当下的政治语境中。但今年特殊的一点在于，随着世界范围内两极化趋势日渐明显，美国更是重灾区，越来越多人开始发声了，而他们所争取或抗议的内容，或许是你没想到还有人会这样想的内容。”
新一季的《使女的故事》将会着重刻画阿特伍德笔下的“殖民地”——“下等女性”（Unwomen，无法生育的使女，女权主义者，女同性恋）的命运便是被流放到这块填满了有毒废弃物的土地。加拿大的小美国（Little America），这个基列国难民的聚居地也得到了更多笔墨。
“第二季中还有一幕描绘了基列国新闻业的生存状态，”莫斯介绍说，“这一幕紧张非常，但我们必须拍出来。因为——记者接下来会面临什么呢？”莫斯斟酌自己的措辞，小心翼翼地问。
在基列国，环境恶化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几乎为零，为数不多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为不能生育的指挥官妻子们服务，充当生育工具。瑟琳娜·乔伊（伊冯娜·斯特拉霍夫斯基 饰）和丈夫弗雷德·沃特福德指挥官（约瑟夫·费因斯 饰）在剧中的年龄都比原著年轻得多，这个细节也是电视剧与小说的一个主要不同点。
“奥芙弗雷德和我年纪相仿，往这个人物的性情里注入了几分嫉妒和破坏欲。” 斯特拉霍夫斯基说，“这个女人和我一样大，而且能做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生孩子。”
费因斯饰演的指挥官为了让奥芙弗雷德怀孕，每个月都要违背她的意愿与她发生性关系。尽管这种行为是统治阶层所应许的，要扮演一个强奸者的角色也给费因斯带来沉重的负担，让他如坐针毡。“我对此是抗拒的，”费因斯轻描淡写，“有些事我们不得不做，但令我感到困扰。尤其是这一季以来，我觉得要完成某些拍摄真是太难了。”
第一集里许多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径都出自莉迪亚嬷嬷之手。安·唐德（Ann Dowd）饰演的莉迪亚是驯化使女的执行者。“我觉得她原本想着，‘这些惩罚和规则不会太强硬的，我要做的只是让女孩们懂规矩。’”唐德继续说，“我认为在第二季中，莉迪亚主要的改变是，她所受到的挑战远超乎她所料。我并不是说她是颠覆分子——她依然全身心依附着这个政权——但她也逐渐意识到，这种驯服不是硬狠的直线球，而手下的女孩们也各不相同。”
为了在原著的骨架上构建一个真实的世界，米勒和他的创作团队也和阿特伍德一样，植根于历史一丝不苟地勾画出基列国的神话。这也是为什么一副虔诚面孔示人的大主教们都身在马萨诸塞州，位于波士顿北部的剑桥市，而不是美国首都华盛顿。
“从传统意义上讲，剑桥市不是权力的沃土，但在美国这是智力的摇篮。而且波士顿在美国清教历史上一直具有重要意义。”米勒解释说，在剧情创作时，他能够直接咨询阿特伍德，向她请教创作时的灵感，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通常来说，我们改编的名著小说作者都已经与世长辞了。但这次不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仅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还对当时写作时的想法记忆犹新。”
观众对第一季的批评之一，就是种族问题的呈现。尽管米勒在第一季中精心搭建了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与原著中少数族裔都被放逐的世界有所出入），剧集并没有讨论，甚至没有提及种族问题。《纽约》杂志称这是这部剧“最大的失误”。这些批评意见有没有纳入考虑，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而一些演职人员也承认，种族问题确实影响着他们的表演。
“我看过许多关于奴隶题材的电影，来研究这些角色的动作特点。”混血演员阿曼达·布鲁盖尔（Amanda Brugel）是剧中基列国低级使女丽塔的扮演者，在这一季里她的角色会有更多戏份。
“我尤其关注那些曾经为奴的女性和像我们剧中的瑟琳娜·乔伊这样的自由人的对比。我也很看重自己过去的经验，有时觉得自己真的是处在另一个阶级，或者说自己真是一个奴隶，而原因仅仅是我的肤色。”
在参观完片场后的几周，我又和莫斯聊了聊，日子恰好在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幸存学生组织的“为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反枪支大游行当天。当时特朗普提出为了防止类似的惨剧再度发生，应该武装学校老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毛骨悚然，”莫斯说，“在剧中也有这样的一幕，一位年轻男子装模作样地举起冲锋枪，而那个时候的他根本不该拿起这把枪。”
当下美国的迅速军事化和基列国的做派异曲同工。
“在书中，玛格丽特把它称之为新常态，”莫斯继续说，“正如莉迪亚嬷嬷说的，‘迟早有一天你们会习惯的’，这太吓人了。”然而，莫斯并不宽容那些给这部剧贴上恐怖标签的人。“我讨厌听到有人说，这部剧太吓人了，他们看不下去。这不是因为我有多在意人们看不看我的电视剧。我内心的想法是，‘真的吗？你连看电视剧的胆量都没有？这些就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啊！醒醒吧朋友，醒醒。’”
翻译：马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