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叶礼庭是一位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
2005年，三位神秘的黑衣人来到波士顿，拜访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执教的叶礼庭。第二年，叶礼庭辞去哈佛大学教职，回到自己的祖国加拿大投身政治。
2009年，他如愿以偿当上加拿大自由党党魁。2011年5月2日加拿大联邦大选举行。在此前一天晚上，自由党党魁叶礼庭和他的团队在多伦多一家酒店套房，通宵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屏幕上的计票结果，结果目睹自由党的议席一个一个被夺走，一个世纪以来自由党苦心经营的政治地位几乎在一夜之间彻底崩坍。在此次选举中，加拿大自由党首次沦为第三大党，党魁叶礼庭第二天辞职。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两年后，重返书斋的叶礼庭出版了自己的失败之书《火与烬——政治中的成与败》，回顾并反思了自己的这段从政经历，试图为两个问题寻找答案：我到底为谁做政治？政治到底是什么？
在自己的失败之书中，叶礼庭的用了整整一章《召唤》来回答这个问题：“韦伯在讲话中区分了两种人，一种人靠政治生存，另一种人为政治而生存。只有那些为政治而生存的人才能听见政治的召唤。……我会劝你把政治看作是一种上天的召唤。……它准确地把握了政治最困难的地方——在背负世俗和罪恶的同时，坚守忠诚和无畏。你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成就了你自负的理想。你希望你能通过工作上的行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个过程里，你会为了追寻本应干干净净的目标而把自己的手弄脏，因为你在用人类的恶习——狡猾和无情——在为高尚的道德——正义和尊严——服务。你所服务的对象——人民——是人世间剩下的唯一具有神性的，因此你必须学习遵从他们的裁决。这些裁决理解起来或许很痛苦也很艰难，但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便没有其他什么可以让我们如此信仰的东西了。犬儒注意者会对这种视野下的政治不以为然，觉得它不过是一种妄自尊大的错觉，但对我这样曾亲身投入政治的人而言，它便是真理。”
叶礼庭 著 黄天磊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 三辉图书 2017-9
一方面是叶礼庭的政治理想与激情，以及来自家族历史的使命感；另一方面是叶礼庭领导的自由党前所未有的惨败，他本人也成为少数没有担任总理的自由党党魁，这两者在叶礼庭的《火与烬》中都有着充分的描写，这也是叶礼庭这本失败之书最令人困惑的地方：为什么一位理想主义者会失败？同时，叶礼庭的问题也让人更为困惑：到底什么是政治？叶礼庭的书似乎没有对此提供答案，却给读者一种“怅然若失感，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叶礼庭在政治上的失利，因为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失败在最早开始时已经注定。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现代政治中逐渐消逝的文明，作者将这种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纽约书评》）
在书中，叶礼庭坦承，他的政治理想与其说是“内生的自我创造”，不如说传承了父母的衣钵。叶礼庭的英文名叫Michael Grant Ignatieff，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ff）是一个俄国姓，早在19世纪，伊格纳季耶夫家族因效忠沙皇而被封为贵族，享有声望。叶礼庭的祖父沿着沙皇帝国的官僚体系一路晋升为农业部副部长，最后成为沙俄末代皇帝尼古拉斯二世的内阁的教育部长，是十月革命时唯一未被革命党处决的大臣。1925年，叶礼庭的祖父带领全家辗转流亡到加拿大，最后在魁北克省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叶礼庭的父亲乔治跟随全家到加拿大时只有16岁，后在多伦多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二战时，刚在牛津完成学业的他，就在伦敦为加拿大政府工作，其中一位共事的人便是后来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后来，叶礼庭的父亲乔治就成为皮尔逊总理治下的首席外交官。也是在伦敦，叶礼庭的父亲遇到了他的母亲艾莉森· 格兰特。格兰特家族也“和伊格纳季耶夫家族同样志向远大、热心公益”，“也有不少和总理有关的故事”。因此，“政治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决定从政，既为了我的家族，也为了我自己。”——当然，这其实并不是“以政治为志业”的叶礼庭从政的最终原因。对于学者叶礼庭来说，从政似乎更多地想践行自己的一种理想。
1947年，叶礼庭出生于多伦多。童年时随着外交官父亲在东欧生活过几年。
1969年他进入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历史；之后在牛津大学师从以赛亚·柏林学习。1976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分别在加拿大、英国做研究。1984年，他开始一种新的职业：记者。他一边在欧洲和北美各个大学教书或是有教职，同时四处旅行，为各个媒体做报道，其中影响最广的节目为Channel4 的“voice”和BBC2 的“Thinking Aloud”等。1993年，他为BBC做的电视纪录片《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六个国家和地区的新民族主义，“有力地分析了‘新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后果，深挖了‘公民民族主义’和‘ 容忍、妥协和理性的自由美德 ’之脆弱。”（《书单》）时隔多年后，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依然不过时，甚至更为严峻，因为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公民民族主义正在遭受更为严峻挑战。2000年的时候，叶礼庭接受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职，重新回到书斋。而就在此前两年，1998年，他为他的老师写的传记《柏林传》出版，获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叶礼庭 著 成起宏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 三辉图书 2017-8
2011年，大选失败后，叶礼庭重新回到学术界，继续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2016年，他离开哈佛，到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任校长。中欧大学是在美国纽约州注册、美国和匈牙利同时承认学历的一所大学，由匈牙利出生的美籍犹太商人乔治·索罗斯在1991年东欧巨变之后创立。叶礼庭赴任不久，就遇到中欧大学历史上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2017年3月28日，匈牙利通过一项新的立法，对于在匈牙利境内开设的外国学校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其中一项规定就是要求学校注册地和学校开设地之间有协议，否则学校就得关闭。此外还有要求外国教职工必须有工作许可等等。为此，中欧大学面临着被关闭的危险，叶礼庭为此四处演讲、四处呼吁，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在叶礼庭看来，最为讽刺的地方是，当下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1989年正是拿到了索罗斯基金才得以去牛津大学学习的，而今正是他支持匈牙利的这项新的法律。在美国，索罗斯是民主党的强大支持者。有传闻，匈牙利之所以在此时出台这项法律，也与川普总统上台有关，因为维克多知道川普不会支持索罗斯。记者特意向叶礼庭求证是否与川普上台有关，叶礼庭否认了这一点。不过，校长的工作肯定不轻松，起初叶礼庭欣然答应接受电话，却一直无法安排出时间，一拖再拖，最后只是邮件简单回复了采访。幸亏，有关他的理想与激情，还可以在三本新出的中译本中找寻：《火与烬：政治中的成与败》《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
你说：“我们被一个有意识形态目标的政府所劫持。”这是什么意思？是匈牙利的这条法律是特别针对中欧大学的吗？中欧大学会面临倒闭的危险吗？
叶礼庭：中欧大学是一所私立研究生院，在社会科学领域提供美国认可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我们拥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国际教师和学生团体。 2017年4月，匈牙利政府颁布一项法律，要求我们在匈牙利和学校注册地美国纽约州之间进行谈判取得一个全新的双边协议。它要求我们在美国开设校园。我们是近三十家海外经营的美国机构之一，在美国国内没有校园。我们反对这些新规则，这是对喧嚣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攻击。现在有500多个机构和学术协会发出了支持信息，7万多人在布达佩斯街头和平示威。我们相信，反对中欧大学的运动是（匈牙利）执政党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该运动的目标是中欧大学的创始人、慈善家和金融家索罗斯（George Soros）的活动。索罗斯先生反对（匈牙利）政府的一些政策，特别是对移民和难民的政策，我们认为这是政府新立法背后的“意识形态目标”。如果（匈牙利）政府与纽约州签署新的协议，保证我们有权在布达佩斯提供美国认可的学位，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现在协议草案已经有了，匈牙利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签署。与此同时，中欧大学继续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正在招收2018年9月入学的新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欢迎中国申请者申请！
我听到一种谣传说中欧大学目前经历的危机和川普政府上台有关，正是因为知道川普不会反对这项法律，所以匈牙利政府才立这项新的法律？
叶礼庭：匈牙利政府的行为和川普政府的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2008年到2011年，你成为一位政治家，加拿大自由党党魁。在你眼里，一位理想的政治家是什么样的？我读了你的书《火与烬》，能够感受到你的政治理想与仁慈。你怎么看您的政治家职业生涯的成功与失败？政治家的生涯是否让您对“民主”有新的认识？
叶礼庭：政治总是一个强硬的职业，无论是在中国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或是匈牙利，但它所要求的又不仅仅是强硬。政治还要求智慧、谦逊，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以及倾听民众的能力，尤其是你不想听的时候。
同时你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作为政治家与作为学者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什么？你的学术研究工作是否会对您的政治工作产生影响？如何影响？
叶礼庭：历史学家总是回顾过去，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寻找事件的意义。 政治家期待着去试图塑造不可预测的事态。 我试图把我对加拿大历史的理解转化为我的政治实践。 我们是一个跨越了遥远的距离、跨越了更大的文化和语言鸿沟而走到一起的国家。 我们在弥合这些分歧方面一直非常成功，我们的团结要求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始终采取适度和谨慎的行动。 我试图在我的政治实践中遵循这些关于我们的历史的想法。
《血缘与归属》写于1990年代早期，在完成这本书后，你认为世界上的民族主义又有什么发展？自从川普总统上台后，美国的种族民族主义更为活跃，这是对公民民族主义的背离吗？种族民族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是怎样的？
叶礼庭：全球化的技术、供应链，创新和理念产生了一种逆向趋势：重新强调国家的身份，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大多数普通公民都希望同时拥有这两样：从全球化中受益，而又不失去与其国家特征相区别的东西。政治领导人正在回应这些矛盾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它想要保持对国际经济的开放，但它的领导层又想要保持对边界、思想、文化和政治组织的控制。中国的路线不太可能是民主的，这就产生了中国模式是否稳定的长期问题。然而，同样地，其他国家所走的民主之路也不能保证稳定。特朗普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者，他的政策明确地支持白人大多数，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能保证美国的长期成功和稳定。感觉受到特朗普政策的排斥和拒绝的美国人将会挑战他，挑战他对美国的看法，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民主可能是种族民族主义的治疗方法。那些反对川普美国愿景的人可以使用投票的方式来更加受欢迎和开放的国家景象。
南斯拉夫的例子非常有趣。为什么在铁托的通知下，种族民族主义可以被压制住，而他一去世，种族民族主义立即兴盛起来？难道民族主义真是最后的庇护所？你觉得如何解决种族民族主义问题？
叶礼庭：铁托的政权是反民主的，他禁止了所谓的民族分裂主义。一旦他死了，种族民族主义成为了南斯拉夫共和国的继承者的主要的政治组织原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战争中有二十五万人丧生。自从铁托主义的国家解体后，少数的和解的途径虽然已经建立，但冲突有可能再次发生。南斯拉夫的故事表明，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来说，没有什么比在民主分权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就放弃共产主义的控制更危险了的。
公民民族主义能解目前欧洲诸多的民族分裂主义吗？ 如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佛兰德斯（Flanders）、科西嘉（Corsica）等。 你对加泰罗尼亚公民投票有什么看法？ 这是民族主义的回归吗？你认为公民民族主义发源于英国，你如何看待苏格兰的公民投票呢？
叶礼庭：种族民族主义赋予种族中的大多数对少数人有特权。公民民族主义力求在共同效忠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宪政统治和民主权利对所有人，大多数或是少数人都一样。苏格兰独立和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举动至少在理论上是公民民族主义的例子。 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动员了大多数人想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但是由于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都有许多不赞成独立于西班牙和英国国家的人，所以这样形式的民族主义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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