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尹航
1997-1998年，由日本品牌JVC赞助的“青春舞大赛”在北京、上海、武汉与广州四个城市举办，并且得到当地电视台的资源注入。
这几乎是在中国最早举办的“街舞”形式的比赛。当时，20岁出头的广州青年锋爷（原名郑峰）已经在大学阶段接触了几年的街舞，他与一起跳舞的朋友组成团体参赛，认识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其他地方的一群dancer。
这是中国最早跳街舞的一群人。1998年，距离从广州师范学院（广州大学前身）毕业还有一年，锋爷与志同道合的四位小伙伴正式成立了SpeedCrew舞团厂牌，并注册为运营街舞文化的传播公司（Speed Dance Group）。在南方，街舞文化早早受到港台、日韩、欧美等地的影响、开风气先的广州，此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商业活动。
即使锋爷们当时对“街舞”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仅仅将其当作香港流行工业中“劲歌劲舞”的一部分，他们还是成为了街头文化早期在广州的重要推动力量。
SpeedCrew后来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街舞厂牌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其他街舞厂牌在体制之外“自生自灭”的情况有一些不一样的是，SpeedCrew很早就接受了广州海珠区当地政府的一些文化扶持，并且与相关管理部门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关系。
2013年之后，锋爷作为CHUC（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的重要管理层之一，参与了整个街舞行业被规范化管理、纳入体制范畴的过程。与此同时，SpeedDanceGroup也在既有的培训业务之外，逐步开展了青少年向的“街舞进校园”业务，并且连续多年在由珠江啤酒厂老厂房改造的珠江琶醍创业园区内举办嘻哈潮流文化周，以此将Speed的影响力扩大至整个潮流文化频谱中。
在越来越向体制内靠拢的步伐中，锋爷直面了我们关于过多的行政介入是否会影响这一文化本身活力的一些疑问。“在我们看来，政府进来始终是利大于弊的。关键你怎么用好它。”
Speed主理人 锋爷
以下是《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与SpeedDanceGroup主理人锋爷部分的对话。
三声：广州是中国风气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受香港传入的街头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明显。你在最初接触街舞时，街舞文化在广州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锋爷：我95年左右就开始跳舞了。当时霹雳舞的影响力迅速下降，我们这一代还是受了一定霹雳舞文化影响的，也模仿着跳过。比我们再小一点的人，应该就是直接接触街舞了。
当时街舞在国内也处于刚萌芽的状态，我们对舞种也区分不太清楚，对文化的认知也不强。广州不像上海和北京，受香港的影响较深。我们最初的老师就是陈慧娴的编舞师，偏爵士风格。我们把这些就统称为“劲歌劲舞”。基本上处于一群爱好者在玩的状态，把跳舞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也没有专业的概念。当时我们就在市一宫、海珠广场这种场地的街头跳舞。
三声： SPEED成立二十年了，是中国最早的街舞厂牌之一。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Speed，目的是什么？
锋爷：1997-1998年间，日本品牌JVC赞助了一个全国性的比赛“青春舞大赛”，当时由广州、上海、北京和武汉的电视台联合举办。“青春舞”就是以爵士、街舞类为主要类型的一个比赛，对当时的街舞圈子影响是比较大的。也是在那两年的比赛上，我认识了其他地区的dancer，真正把跳舞当一回事，对跳舞的认识也往前走了一步。
我是95级的，1999年就要大学毕业了。当时面临一个问题，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放弃舞蹈去过一个常规的生活。98年成立SpeedCrew是一个纯跳舞的街舞团队，没有太多想法，只是有个团队，大家能在一起跳舞，而之后成立的SpeedDanceGroup公司平台，就是要让我们几个人的团队感更强，不会轻易解散。而且注册公司就有了平台，我们就以这个平台的名义去谈商业合作以及推广文化。这是成立的最初原因。
三声：Speed早期是靠什么存活下来的？你们与政府管理部门一直走得很近，这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
锋爷：最早也是教课跟商业演出。当时的健力宝健身中心跟我们合作，提供了一个固定的舞蹈教室让我们去发展。当时Speed是相对松散的，大家就从城市各个地方坐公交过来练舞和上课。后来在2005年左右，海珠区文化主管部门发现了我们，觉得街舞很健康也很有活力。给我们批了一块文化用地，也不收我们的租金，只需要缴纳一笔管理费。整个早期对我们是特别有帮助的。而现在，我们更转型成为海珠区文化馆的街舞分馆了；
也是出于与管理部门一同推广街舞的想法，我们后来就尝试着用街舞的形式编排一些主题性的作品去参赛，让街舞走到更大众的层面中去。2010年，团队创作的赈灾作品《阳光总在风雨后》的创作，获得了国家文化部“群星奖”的金奖，也是对我们街舞编创作品的一个认同；
三声：街舞走到大众层面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做哪些改变和调整？
锋爷：必须要有作品。没有作品，光有帅气的动作，人们是记不住的。街舞现在受重视，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有一些好的编舞作品出现。battle只是一种基础交流，构不成作品本身。
SPEED一直在讨论街舞能不能“洋为中用”这一点，要变得更加有中国特点一些，让大家记住。我们并不反对街舞的本质，battle也好，old school风格也好。但是要让街舞走向更高的舞台，必须要在形式和表达上做一些调整。
三声：urban dance是比较容易达到这种效果的，所以Speed比较重视urban dance和编舞？是出于推广和商业上的考量吗？
锋爷：urban dance其实叫做都市街舞，里边包含很多的元素。一般来说是团体形式，编排、队形切换、整齐度带来视觉冲击感会很强。即使是battle，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种经过编排的对抗，因为融入了很多东西进去，跟单独看一个人跳是不一样的。
年代在变，音乐舞蹈的消费方式也在变。现在出现的男团、女团，只是借用了很多街舞的形式，辅助演唱，要求整体视觉效果更好。他们会更喜欢urban的风格，一些urban的舞者或者编舞师也可以在这个方面找到机会。而old school舞种的学习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是Urbandance的基础，需要牢牢的打好这个基础；
不过，现在是各有侧重。商业上肯定是urban更有前景，像成都的舞邦，就是在urban dance培训和文化推广上做得比较大；其他一些小型的工作室，也有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偏好在推动一些old school的文化在发展。
三声：2005年左右的电视节目和今年的网综，好像都有意把街舞往一个新阶段上推。你有这种被节目或者内容推动的划时代的感觉吗？
锋爷：其实中国街舞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越来越全民化。节目有节点上的意义，但产业并不是由几档电视节目推动的。2005年之后，工作室迅速增加，培训产业起来了，然后是在这个产业基础上，到2012年左右，国内不少城市，比如郑州，在少儿街舞培训方面，突围而出，做出了规模，形成连锁。产业层面上来看，还是循序渐进的。我们这一行，无论是做老师、做赛事、做舞编。或者从事周边开发，像衣服、饰品这种，这些都是跟着整体的产业发展来的。
三声：目前少儿街舞培训市场很火爆，但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培训方式过于功利并不利于街舞文化的传播。你们是怎么看的？
锋爷：其实我们的培训业务对半，少儿类的培训在商业表现上很稳定，我们跟政府合作“街舞进校园”也可以夯实这部分。但是青成人的业务我们不会放弃，年轻的舞者对于文化的推动是最强的，也是传承文化很重要的基础，我们不能有断层，这对于文化的传承以及SPEED品牌的口碑传播也是最重要的。
三声：培训是比较基础的部分，除此之外，过去几年Speed一直在广州举办RealLife嘻哈潮流文化周。当时SPEED对这件事是如何考虑的？
锋爷：我们的概念是做一个综合性的街头文化平台。2012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时机也差不多成熟了。相对起说唱、涂鸦、DJ来说，街舞是参与基数是最大的，但是街舞也并不是明星内容，单个的内容品类对于人们的吸引力也有限。所以我们把所有这些元素加上滑板、跑酷等极限运动、潮流服饰、舞台剧、体验互动讲座等内容都放在一起，其实针对的是所有的街头文化的爱好者。
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每年在老珠江啤酒厂珠江琶醍举办连续三天的嘻哈文化潮流周，我们希望热爱这类街头文化、街舞文化的人都能在这个平台上交流、消费等等，带动整个文化产业链条的发展，然后行业内的合作与交易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促成。
三声：RealLife潮流文化周这个活动在你们的战略中是怎样的地位？
锋爷：2017年，三天的活动我们已经吸引了三万人次。中国舞协的冯双白主席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认为，这个可以做成海珠区甚至广州市的一个潮流文化+旅游的潮流文化品牌。人群定位在年轻潮流的年轻人群；
在未来，我们想把它打造成像迷笛音乐节、草莓音乐节这样的有独立的IP的潮流文化的综合性平台。我们可以把粤剧、功夫、街舞甚至工艺和儿童项目，都往这个平台里放。像KOD那样的专业比赛的受众是舞者，而我们则希望这个平台最终成为所有普通的年轻人都喜欢的地方。
三声：Speed一直与舞蹈家协会走得非常近。近年来由于舞协和体总的介入，行业内支持反对声音都有。你们怎么看？
锋爷：我们觉得整体来说政府部门的这些举措是利大于弊的。考级在我看来就是入门和普及的手段，一般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由政府背书的权威性，会让家长和整个行业对街舞的正规性产生认同，这样一来街舞才能真正地在青少年群体里普及。
而且，我们的方式方法都在变化。考级、考证只是一种工具，一个选择，舞协也没有强制要求从业者一定都要去考。只不过你在这个产业，这是多一个身份给自己背书而已。关键是看你自己怎么用这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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