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一位伟大的意大利人出版了一部名为《星空报告》的作品。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到了木星的卫星，还看到了金星的移动。他由此在1606年对哥白尼半个世纪前在《天体运行论》一书里写下的观点表示了支持。伽利略说，地球是绕太阳运行的。1616年2月24日，宗教裁判所的审查官宣布日心说为异端，1633年伽利略被判处软禁。他后来一直被软禁着，虽然他确实是在围绕着太阳转，但也只能在室内思考日心说了。
这个故事你可能听过很多次了，但它意味着什么？对于孩子来说，这表明当你知道自己是对的时候，你应该坚持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当你是一名科学家的时候；对成年人来说，这是天文学和科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两种教益结合成一个更大的故事，成为了关于我们在当下如何定义自身的故事。伽利略事件成为元叙事的一部分，或者用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话说，成为了“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他认为，17世纪早期的欧洲正处于关键时刻，宗教试图把它拉回到中世纪的无知中去，而科学则努力地把社会推进到了现代。伽利略与十六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一道，奋力与愚昧的教会抗争，把我们带入了理性的现代时期。
正如许多学者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所观察到的那样，这种思考过去的方式非常可疑。利奥塔创制“宏大叙事”这个词时，他注意到，人们倾向于用讲故事的方式来看待知识。他论证说，这种叙事使某些想法合法化了。耶稣的故事不仅仅只是一部传记，而且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基督教合法化了。同样，历史和科学也是由叙事驱动的。当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物理时，我们并没有亲自去做每一个实验，而是我们在听到“力以相等的量在相反的方向上相互作用”的叙述时选择了相信。当这些叙述最终汇聚成元叙述时，我们看到的结果似乎是预先确定好了的，我们由此觉得，事物在沿着目的论的方向发展。
在一本名为《大裂痕：识字、识数和宗教与科学的鸿沟》（The Great Rift: Literacy, Numeracy, and the Religion-Science Divide）的新书中，布莱恩特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迈克尔·E·霍巴特（Michael E. Hobart）对一个巨大的古老元叙事——上帝之死——提出了新的看法。这个故事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最终使科学家远离了宗教。霍巴特将这一重大转变定位在数学领域。其他历史学家赞扬了那些开创科学方法的实验者，或者像伽利略或开普勒这样的天文学家，但是霍巴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与中世纪的数学有着显著差异，因为它重新思考了数字的功能，把它视作一个描述事物间关系的抽象系统，而非描述事物的数量。学者们开始用“空洞而抽象的信息符号”来思考问题，由此引发了从“物的数学”到“关系的数学”的革命。因为这种类型的知识超越了此前作为传递信息的主要手段的日常语言，人们于是慢慢开始设想一个依赖于“自然”法则而非上帝话语的世界。
为了论证这一点，霍巴特提出了一系列精湛的证据。他首先阐述了宗教与科学之争的背景，指出了不同思想家对这两个领域是否存在冲突的相互矛盾的描述。他引用了斯蒂文·杰·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的非重叠权威理论（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 , NOMA )——科学和宗教分属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因此可以保持分离——以及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关于“科学从属于上帝”的断言。霍巴特没有倒向任何一边，而是表明争论还没有结束，而且对这个问题，他可以提供新的阐释。
然后霍巴特转向了历史本身，他试图做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去勾勒中世纪欧洲的科学趋势。尽管他从亚里士多德谈到了阿奎那，以及中间的许多时间点，但他的核心观点是，识字能力是那个时期“基础性的信息技术”，而这种技术影响并构建了“科学与宗教的假定和谐”。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他认为，我们看到新形式的信息技术出现了。人们在16世纪重新发现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等人的著作，而印度-阿拉伯数字取代了罗马数字体系。他的分析全部都指向了伽利略对“关系的数学”这一新信息技术的利用，“特别是在他对自由落体、钟摆和抛射的分析，以及在他将物质数学化的努力中。”
《大裂痕》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轶事，霍巴特自信地整理了这些轶事，但当他提出宏大的观点时，却往往摇摆不定。你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因为被动语态就如同烂苹果一样时常出现。
谈到16世纪时，霍巴特写道，数学分析以其“对自然过程的抽象和功能性思考”，将使科学最终摆脱任何残存的宗教信念。结果，“一种新的心智，即分析的气质，正在成形。”真的吗？关于另一个时期人类内在心理的宏大主张是很难证明的，而霍巴特的论断相当草率。他写道：“现在足可以说，在16世纪早期，一种新的心智活动正在繁荣发展：代数、几何和物理正在被革命洗礼。”在一篇文章的结尾，他说：“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看到的，中世纪的和谐已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裂痕。”
每一次使用被动语态——某件事正在被做，某件事已经被放弃——霍巴特的叙述都留下了缝隙。在每一次科学分析中，他都谨慎地逐步进行；但每次回到本书的中心主旨，他便消极地依赖于现有的元叙事了。
信息技术及其对我们思考和感觉方式的影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利奥塔在1979年的著作《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写道：“可以想象，民族国家总有一天会为控制信息而斗争，就像它们此前为控制领土而斗争，后来又为获取和利用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而斗争一样”。这已经成为现实。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信息技术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们相互交流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信息技术控制着个体的思维方式，那么这种理论就变成了技术决定论，即社会的工具决定了社会的文化，这很接近马克思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印刷出版本身促进了使用这一技术的智识文化。美国的奴隶既被其他人奴役，也被轧棉机奴役。在我们这个高度交互的时代，我们如此明显地被私人企业所决定、控制和促进（私人企业也干预国家事务），霍巴特在《大裂痕》中提供的解释将会吸引许多愿意相信的读者。
霍巴特充满激情地探索了数学的历史里每一处让人畏缩的角落和每一个令人疑惑的裂缝。尽管我们不可能去挑剔这种热情，但是霍巴特论证的速度和范围，很难让一个对元叙事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不对他的书产生怀疑。技术决定论或许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智识诱惑，我们要竭力避免掉入这个陷阱。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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