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警方调查报告恐怕会令最有经验的侦探也一头雾水：一位著名作家在南达科塔州食客众多的餐馆里遇害，武器竟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抱。凶手似乎没有动机，看起来对自己的行动心烦意乱。这样奇异的案件可能在美国本地报纸的凶杀报道专栏都看不到，它来自1980年代早期保加利亚的科幻小说。解释也变得更合逻辑了：凶手其实是个机器人。
在保加利亚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最后二十年里，科幻小说大为盛行。按照人均比例计算，该国也是机器人法则的最大生产国，作为对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机器人三定律”的补充，保加利亚人提出了另外两条定律和96条讽刺性规则。以Nikola Kesarovski（上述机器人凶杀案的作者）和Lyuben Dilov为代表的作家，试图探索人与机器、人脑与电脑之间的边界问题。他们文学作品里呈现的焦虑情绪，反映出一个被科技和控制论压制的社会。
计算机革命带来的确定性，便是工业社会正处于变化之中，甚至将会被终结。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1973年写的那样，新式社会中“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粗暴的肌肉力量或者精力，而是信息”，新式专业人员将要生产的是无形产品。
信息看重知识、智力以及人类的创造力。这种新秩序不仅会改变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就连如何在这种秩序下成为合格劳动者的核心要素也被改变，广义来说，这是在思考机器所构成世界里的个体。2004年，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确切描述了这种改变的具体含义，他指出，新人类的输出在“形象、关系和感知方面都不一样了”，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自我形象不同以往——不再是体力劳动者，而要与思考工具和数字屏幕合作共生。
当时，东欧的共产党也在努力克服这一新问题。他们相信：无产阶级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为劳动者造福。资本主义信息社会让劳动者被迫与自身劳动力进一步分离，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社会主义信息社会却能帮助人类摆脱苦力束缚，解放创造能力。就像卡尔·马克思在1845年所说的，人们可以“在清晨狩猎，晚餐后指点江山”。但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却已预见到许多现如今我们依然挥之不去的焦虑：在一个不需要人力劳动、思考由机器进行的社会里，人类能够做些什么呢？
保加利亚能够滋生这些想法以及更加激烈的争论，一点都不奇怪。巴尔干半岛直到1980年代都可称得上是东欧集团的“硅谷”，许多生产处理器、硬盘、软驱和工业机器人的前沿企业扎根于此。保加利亚又被叫做“巴尔干的日本”，生产着东欧集团将近一半的计算机设施和周边设备。Kesarovski本人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有着多年电子产业工作经验。在这个总人口刚超过八百万的国家里，就有20多万人从事电子生产业。保加利亚执政党也的确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小国改造为信息社会的先锋。
回溯到1944年，苏联红军席卷多瑙河畔，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也在索菲亚夺取政权之时，这个国家还主要是个农业生产国，遍布欧洲的德军尤其钟爱这里的烟草。随着香烟逐渐流入苏联军队和公民的口袋里，社会也从乡野转向城市，数百万人涌入新建造的工人宿舍和厂房。到1960年代，保加利亚已经彻底被工业化所改造。尽管开始出现住房紧缺、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却还不够掩盖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光芒。这个生产机器、汽车与轮船的社会被乐观主义急速推动。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谋求更多经济利润时，开始将电子工业视作未来生产的焦点。当时，整个东欧都在制造计算机和电子元件，但却没有国家真正实现规模化生产，产业发展逐渐落到了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后面。
此时，保加利亚展开了一系列运作，与日本企业（如富士通等）保持紧密联系，频繁启用工业间谍，在一众社会主义盟友国中独占鳌头。很快，原本主要生产烟草的小镇开始为数百万客户提供计算机。
尽管不够完美，零碎散漫，自动化生产还是逐步在工厂车间、仓库货栈乃至办公室实施开来。从1980年代起，保加利亚开始生产机器人和私人电脑，越来越多的体力工作由这些机器人完成，也有越来越多的办公室和服务变得计算机化。保加利亚共产党自信地宣称，将通过“自动化”来建立起共产主义。工厂的计算机能够提供准确的经济信息，将信息反馈给首都索菲亚，以便做出更为确切与完美的发展计划。借助于自动化的数据收集、战略决策以及行政管理，诸如短缺、坏账和盗窃之类的问题都得以解决。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覆盖保加利亚全国的广大的计算机网络，它甚至能将集中化程度最低的小农场与首都的中央电脑联结起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出炉类似的规划，其中尤以苏联的“全国自动化网络”（OGAS）计划为代表。得益于完美的反馈，既定计划得以施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如同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运转起来。
保加利亚共产党又进一步指出，随着计算机和机器人接管过易犯错的工人的工作，产品质量也会得到提升。“机器人自动化让产品质量从客观上得到了保障。不再被人类身体和心理因素所左右，而由机器的程序和设定能力所决定。”
然而，保加利亚新技术的工程师、控制论专家、拥护者们，却对这种表述传达的意味忧心忡忡。在索菲亚的技术控制论和机器人技术研究所这样的象牙塔里，科研者写下了诸多关于机器人运动、图像识别、算法设计相关的详细文献。为了进一步优化人机界面接口，他们建立实验室，反复实验——比如帮助办公室白领眼疲劳最小化的办公室设计，再比如未来人类与机器视线的融合利用。人类被越来越多的看作电子人，人类和被人类操控甚至发号施令的机器混到了一起。
科技骨干担负着创造这样的半电子人及相关理论的任务，他们也开始担心此种工作对于人类总体上的影响。争论不再限于实验室内，更出现在哲学期刊和流行科学杂志上，比如深受青少年和成年人喜爱的《宇宙与轨道》（Cosmos and Orbit）。保加利亚的读者也开始思考：人性将在新时代走向何方。哲学家Mityu Yankov认为，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类具备改变和塑造自然的能力。成千上万年以来，人类都在依靠体力与肌肉完成这项工作。但工业革命却让人类的本性开始发生变化，并在信息时代达到顶峰，人不再是劳动者，而是“统治者”，是自然的主人，生产的方式也不再是机器或肌肉，而是人的大脑。
由此，人类的工作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而是创造。当时，保加利亚的文化部长、国家元首的女儿Lyudmila Zhivkova对于通神学、东方神秘主义和印度哲学颇感兴趣，她在美学理想哲学指引下大力倡导社会对多才多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新人类”的需要。
此时，计算机的用处就在于帮助“新人类”利用好现代社会的过载信息，利用数世纪积攒下来的知识将其改造为“新文艺复兴”时代人。科技释放出的力量将使人性上升至另一高度，达到更高的道德责任感。哲学家Victor Stoytchev认为，控制论下的人类应当尽力成为萨列里（Salieri），而非莫扎特（Mozart）。虽然奥地利的莫扎特的确是十亿分之一的天生奇才，但他的意大利对手却以一种坚定不移的固定套式实现了同等级竞争，他将宏大的任务拆解成碎小的细节，凭借不屈不挠的毅力与不辞辛劳的汗水，将一个一个的音符编织成多声部的天籁之音。萨列里展现出了获取创造力的真正途径，而非等待变幻无常的自然的馈赠。在Stoytchev看来，他并不悲哀，而是新形式艺术和完美作品的缔造者——通过劳动力实现的完美，通过选择正确信息实现的通达。如果他能够活在这个时代，必将成为真正的天才。
这些语言显示出一种与现实不符的内在乐观主义。随着计算机进驻工作场所，心理学家察觉到劳动者队伍中持续增长的焦虑情绪。这些机器不仅没能促进创造力，反而形成了压制。伴随焦虑而来的心理压力问题异常突出。1980年代末期出现的报告指出，大部分人正越来越依赖自己所恐惧、备受折磨的机器，而那些喜爱新式工具的人们又陷入了理想化世界，失去了真实感。从1984年起，保加利亚的学生必须上义务性计算机课，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工程师开始怀疑其影响。随着“第二识字能力”成为进入新世界的钥匙，难道不是也有更多的孩子沉迷上瘾了吗？
与此同时，孩子们阅读到更多探讨同样问题的科幻故事。Dilov是保加利亚科幻小说优秀作者之一，凭借1974年作品《伊卡洛斯之路》（The Road of Icarus）为人所知。人类开始走向小行星挖造而成的宇宙飞船，这里成为新世代人类的家园，这代人的目的只有一个：探索宇宙。小说主人公Zenon Belov是第一个诞生在伊卡洛斯星球上的孩子，是真正的外星公民。
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位创造出半机械人的科学家被审判时，他设计的这个半机械人能够玩耍和学习，确信是人类对游戏的沉迷才让我们能够成长为独立个体。但这样的实验是被严令禁止的，机器人只能成为人类的助手，而非人类的模仿者。更可怕的是，为了尝试克隆，这个半机械人的脑电波功能与创造它的科学家完全一致。审判最后，半机械人被处死，科学家被冷冻。伊卡洛斯公民开始讨论是否应允许改变这些严苛的规则。
这本书对科学家制定的规则提出了警告。这些规则或许有利于保持正常运转，却经常让社会难以实现必需的前进与飞跃。伊卡洛斯翱翔宇宙之际，这里的人们并没有产生实质性进步，直到少数局外人带来改变，这包括原本就诞生在星球上的人们，他们对自己生活里的新奇事物并不满足。
科技焦虑依然没有消退，在充斥着机器的社会里，人究竟是什么？作为对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补充，Dilov制定出机器人第四定律：机器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被认定为机器。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有机器人专家试图赋予机器人更多契合人性的功能和外观，通常会模仿动物或昆虫的形态。Zenon从很小时候就见证了机器人与人类的互动，也让他得以从外部视角审视机器，这种文学构想也逐步毁坏着我们对依赖着的机器的信任。人类需要与机器人划清界限，需要确认自己始终握有控制权，不会被机器欺骗。对于Dilov来说，焦虑源自人性的限制，至少在这个时代，人类还难以视机器人为同类。
Kesarovski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普作家，经常为孩子们撰写计算机使用指南，还会创作文章，赞美信息科技是未来问题的解决手段。这种想法反映在他的短篇故事里，其中三篇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机器人第五定律》（The Fifth Law of Robotics）文集当中。第一篇里，他将人体视作机器进行探索。一个科学家一直极力搜寻外星人讯息，最后竟在自己的血液细胞里有了发现。在试图解读外星人传达的讯息、理解对方描述的社会形态时，科学家逐渐明白，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种机器人。Kesarovski对人体镶嵌式机器人的认知表明，他是比Dilov更积极乐观的作家。
Kesarovski对人性的警告也贯穿《机器人第五定律》始终。当小说开始在著名漫画杂志《Duga》上连载时，已经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读者群体，年轻人尤其对其钟爱有加。在本文开篇提到的机器人凶杀案里，主人公并不知道自己是机器人，由此违反了阿西莫夫的第一定律（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和Dilov的第四定律。Kesarovski在其著作里提出的第五定律规定，机器人必须知道自己是机器。随着小说的推进，故事里呈现出一个融合了最优质机器身体和人类心灵的半机械人，他凭借自己的武器掌握了人质。虽然这种《终结者》一般的故事现在听起来如同陈词滥调，但它还是迎来了充满希望的结尾：一位机器人心理学家让Christ回想起自己对Peter说过的话，他可以背叛自己三次，在这个基础上就能够建造自己的教堂了。Kesarovski认为，计算机和机器人会导致危险，但也能带来希望，前提是人们要将其视作机器本身，从机器身上获取力量，从而前进到历史的下一阶段。
保加利亚作者对于创造机器人定律的偏好，又成为了另一位该国作者Lyubomir Nikolov的主题。在他1989年的作品《第一百零一号机器人定律》（The Hundred and First Law of Robotics）里，一位作家被发现在写作时身亡，他笔下的故事讲的是机器人绝不会跌下屋顶。而凶手正是一个不再想听到任何规则的机器人，它最后制定出这样一条终极定律：“任何试图给单纯的机器人制定规则的人，会立刻受到被阿西莫夫全集（200本）砸中脑袋的惩罚。”
保加利亚的机器人令社会深感恐惧，却也意味着未来与希望。人类想要终结无意义的体力劳动，却生产出如今这个自动化世界依然如影随形的焦虑。人类能够做机器人完成不了的什么事情？这个问题我们依然没有答案。但就像Kesarovski那样，或许我们无需如此害怕这个新世界，也无需放弃对更美好、更简单世界的期许。
（翻译：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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