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黑暗中的回声

2014年11月30日 08:00
在20世纪初的德国,卫礼贤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者。他于1926年出版的《中国精神》,触动了“一战”迷惘的德国读者。大半个世纪后,阿克曼抵达中国,创办了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文化的差异与互通,仍是最迷人的故事。

1、

12年前,贝蒂娜(Bettina)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那年她50岁,没孩子,又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不知能否康复。“许多事猛然凑到了一起。”她后来说,“当人处于那样一种情境,你不会再像平常那样总想着金钱或名声。”她想的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她追根溯源,开始回顾自己的家族,也许是想从中寻找到某种答案。有一天,她突然想起了祖父,一个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人生重大问题的人。

贝蒂娜属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她1952年出生在上海,九个月之后跟随父母回到德国。她在科隆附近长大,念完小学和中学。随后她前往瑞士巴塞尔,并最终在伦敦完成大学学业。对于祖父,贝蒂娜几乎毫无印象。祖父在她出生前就已去世,父母也很少谈起他。18岁那年,父亲去世,三年后母亲也离世了。她只记得,祖父的书一直搁在家里的书架上,书名里总有中国,但她从未想过去翻翻,认为那和自己的人生毫无关系。也许唯一能把她的生活和祖父扯上关系的,是家里一个固定的传统:每年的新年前夜,父母会用易经占卦,预测来年的运势如何。

年轻时的贝蒂娜对东方毫无兴趣。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她几乎完整经历了二战以来的欧洲大事件。60年代的学生运动,嬉皮士,朋克,柏林墙倒塌。她后来回忆说,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们那一代其实多么幸运。她还记得,很多人对毛泽东怀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即使那些人从未去过中国,也不了解毛泽东。而中国在那时也是封闭的。那些时日,贝蒂娜有个叔叔在香港工作,偶尔去一趟内地。她偶尔会从叔叔那里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比如文革。但她仍没有兴趣。

但12年前的那次危机,好像有一种魔力,突然把贝蒂娜拉回到祖父一百年前的那个世界,甚至是更遥远的古代中国。

2005年,贝蒂娜决定拍摄一部关于祖父的纪录片。在慕尼黑一家档案馆,贝蒂娜发现了祖父的日记和其他堆积如山的资料——仅是目录,就有43页。“我的天,我起初只想拍个小小的纪录片。”她说,“但那时看起来,它不可能小了。”

凭借大量的图片和资料,贝蒂娜开始重建祖父的一生。祖父是如何从一个德国传教士,变成最后那个人的?——一个为东方哲学着迷,并且一辈子都在尝试把东方介绍给西方的人。“阅读完那些资料后,我慢慢找到了感觉。”她说,“那时我知道,终于可以开始了。”

2、

贝蒂娜的祖父名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是20世纪初最广为人知的汉学家。在德国,但凡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几乎都曾听说过他。他的声誉建立在他翻译的一系列中国古典著作。他一共出版了28本书,在至少125种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书评。其中最出名的,当属他翻译的《易经》。它随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英文版由荣格作序),甚至在70年代成为嬉皮士狂热迷信的东方智书。那些对现实世界感到迷惑,对东方智慧感到好奇的一代人,都曾试图从卫礼贤的翻译中寻找答案。

他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精神》(Die Seele Chinas)正好触动了当时德国读者的神经。“在一战的灾难后,人们试图从遥远的东方寻找新的意义所在,而他在书中正是把‘来自中国的人生智慧’推崇为‘现代欧洲的良药和救赎’”。罗丹美(Dagmar Lorenz)说。

罗丹美是德国的一名汉学学者。2012年秋天,我在威斯巴登见到她。她向我展示了一本卫礼贤翻译的《易经》第一版,书页黄旧,封面稍有破损,却看出来这本书一直受到主人的精心爱护。“虽然现代汉学界早已认为他的译文过时,但读者不管这些。”她说,“卫礼贤的地位就在那儿。对我们这一代研究汉学的人来说,他太重要了。”

与他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张君劢,是卫礼贤在中国的朋友。他认为,卫礼贤并不算是一个文化研究者,而更像一个文化经历者,一个文化领会者。“英国人理雅各翻译了很多中国古典著作,但在对中国人生活智慧的理解方面远不如卫礼贤。皮洛在研究中国古代作品的细致性方面超过了所有汉学家,甚至超过了中国人,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却是有限的。”张君励说,“而卫礼贤,成功地触及了中国精神的最深处。”

卫礼贤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作为传教士,我没有劝说任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对我来说,是个安慰。”张君励非常欣赏这句话。他甚至认为,卫礼贤应当被安放在专门供奉文化交流的英雄们的殿堂之中。

“如果他是中国人,”他说,“人们也许会把他供奉在文庙,那里聚集了孔子的历代信徒。”

 

3、

2008年,贝蒂娜前往中国为纪录片收集素材。距离她上次站在这片土地,已有56年,那时她还是个婴儿。她的第一站是北京。“非常奇怪,我的第一感觉很糟糕。”她后来说,“但没多久,我就被那种巨大的能量震撼到了。”从那年开始,贝蒂娜一共到中国四次。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青岛,祖父曾生活过的地方。但她仍然试图在整个中国四处寻找中国文化的影子。她在崂山和青城山寻找道教,在曲阜寻找孔子,在大同云冈石窟体会佛教,在北京和上海感受现代化的中国。

正式拍摄的第一天,她在上海街头打算随便拍点东西。循着门牌号,她尝试寻找她当年出生的地方。许多楼房已被拆迁,包括那所老医院。但她惊讶地发现,在原址矗立起来的,是另一所更加现代的医院。在青岛,贝蒂娜碰见了一位摄影师任锡海,他居然是礼贤中学的学生(卫礼贤在100年前创办了那所中学)。任锡海擅长拍摄中国人的普通生活。贝蒂娜非常喜欢那些照片,都是一些琐碎生活的日常场景。她吃惊地发现,任锡海和卫礼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在真正地、以平等的态度注视着中国人的生活。但她也看出来,今天的中国,已和祖父当年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

110年前,卫礼贤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乘坐一艘蒸汽轮前往东方。他在香港和上海停留了几天,于1899年5月12日在青岛上岸。那是个小渔村,全村只有一座楼房。德国刚刚在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建立了殖民地。

卫礼贤是作为一位年轻传教士被同善会派到青岛的。同善会是由一群具有自由思想的新教徒于1884年在魏玛建立的,它主张在东亚古老文明国家传播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教伦理”,接近这些国家的受教育者,运用文学和教育手段,通过“西学”意义上的教学使基督教文化得以传播。

那时的卫礼贤正渴望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在德国,他是巴克南的城市代理牧师,正被枯燥无味的教堂事务所束缚,他相信自己可以到中国为上帝天国争取到更多信徒。

卫礼贤于1873年出生,父亲是斯图加特的一个玻璃画匠。他在图宾根大学攻读神学,那里也是哲学家黑格尔、谢林,诗人荷尔德林和默里克的母校。学校的氛围深受施瓦本的新教思想和冥思传统的影响,德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重要部分都是从那里产生。卫礼贤最喜欢的诗人就是荷尔德林,后者所描绘的安宁、高贵、神的世界,狂热地吸引着这个20岁的年轻人。当他后来成为牧师之后,他深信,作为基督徒,应当把一种宝贵的福音带到更加遥远的地方去。

在《中国精神》一书中,卫礼贤生动地描绘了他在青岛最初的美好时光。不过他也发现,大部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和思想怀有不近人情的误解,而且他对这样的误解非常意外和失望。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起义,德国公使在北京被杀害,人们担心青岛也会被攻击。那年夏天,山东高密县出现了一些骚乱,德国殖民当局猜测和义和团有关,派军队前往镇压。有个村庄遭到扫射,200多个中国人在射击中死亡。经由朋友介绍,卫礼贤前往高密去调解这一争端。他在地方长官、村民、德国军队之间的沟通起了作用,没有新的流血冲突发生。各方对他都很满意。但德国同胞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殖民者的高傲,让他很反感。不过,许多中国人就此对卫礼贤产生了好感,认为他和其他传教士不同——至少,他是尊重中国人的。

这年5月,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德华学校”。从一开始,他就规定,学生们在学习德语之余,还可从当地教师那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并不打算像其他教会学校那样,让学生疏远自己的文化。卫礼贤主持晨祷,但学生参加与否,纯属自愿。借由这所学校,卫礼贤开始与中国的知识阶层建立起活跃的联系。

通过文化传播来对东方世界间接地发生影响,是同善会的目标之一。那更像是一种单向度的文化输出。在卫礼贤对汉语渐渐熟悉之后,这种单向度很快就被打破了。他开始把自己研读过的古汉语文章翻译成德文。1902年,他在上海一家德文画报上发表了他第一篇译作——《三字经》。随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在青岛各个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文章。他甚至计划在北京建立一所德中文化研究所,并且打算以“里希特霍芬”的名字命名——他是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发现了山东的煤矿。

随着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深入阅读,卫礼贤发现自己完全被东方哲学迷住了。他后来常说,在中国就有人告诉他,他的思想和言谈举止比有些中国人还中国化。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许多满清显贵纷纷逃亡到外国租界,包括青岛。卫礼贤开始与一些十分保守但又很有学问的“遗老们”交好。其中最重要的人是劳乃宣,他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中国旧文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卫礼贤开始翻译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易经》。

《易经》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一本经典著作。人们认为,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核心,就像西方的《圣经》。对卫礼贤来说,《易经》的翻译尤为艰难。

1914年,一战爆发,翻译工作一度中断。许多德国人离开了青岛,但卫礼贤留了下来。他也没像其他传教士那样匆忙入伍,而是通过与红十字会的合作,照顾中国的逃亡者。那时,他已在德国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古典文献,包括《孔子》、《老子》、《列子》和《庄子》。这些书在德国都引起了极大反响。

1920年,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已全部由日本人接管。卫礼贤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最先离开中国。那年夏天,他也回到了德国。但他敏感地预料到,中国即将迎来新的革命。

 

4、

我第一次听说卫礼贤,是2008年夏天。位于北京的中德文化网发表了两篇文章,对贝蒂娜即将拍摄的纪录片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曾去过青岛,但我从未在那里听到过任何有关卫礼贤的故事。我不知道他的故居仍在,他创办的学校(如今是青岛九中)仍然运营,甚至他曾工作过的教堂,如今也是一个旅游景点。

卫礼贤总让我想起另一个名叫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的德国人。他曾是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院长,是中德文化交流之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猜测他一定知道许多卫礼贤的故事。

“我当然知道。”阿克曼说,“任何在德国学过汉语的人,几乎都知道他的名字。”

阿克曼早已从歌德学院退休,如今是中国孔子学院的外国顾问。2012年秋天,当我造访他位于北京德胜门外那一间敞亮的办公室时,他告诉我,卫礼贤眼中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乌托邦的中国。“他并不喜欢他看到的中国现实。”阿克曼说,“他喜欢那些古代文献,活在一种古老的中国文化里。在他那里,中国是一个想象中的中国。”

我能明白阿克曼表达的情绪。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中国现实,远比那些存活在文献里的东方哲学要严峻,甚至残酷得多。卫礼贤似乎为西方描述了一个虚无飘渺的,充满诗意的东方,但属于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实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克曼和卫礼贤仿佛带着不同的眼镜在观看中国。

阿克曼于1975年第一次抵达中国,是德国派往中国的第二批留学生。他从小在脑海里就有一个“想象的地图”。对于中国的神秘想象,来自于古老的小说、奶奶讲的故事,也来自于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他们把中国想象成理想中的马列主义国家。

但北京很快让阿克曼大失所望。并不是因为中国太穷,而是体会到了文革最后几年的灰暗。四处充满了不信任和不确定。中国人互相之间也不信任。在学校,阿克曼渐渐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上汉语课,老师只是一遍遍读《人民日报》社论,但他对那些文章毫无兴趣。他上课常常捣蛋,忽然就问老师:“如果林彪一直是个大坏蛋,那为什么在毛泽东身边那么多年,他也没发现?”

虽然最初的幻想被打碎,但阿克曼却逐渐对中国产生了另外的好奇心。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中国人又是怎样的人?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中国。他逃课出去乱逛。在黄昏,看北京街头的人不紧不慢地骑车,觉得“特别舒服”。他认为,西方人骑车都有目的性,很清楚从哪儿到哪儿,要尽可能地快。中国人不是,带着怡然自得的劲头。

阿克曼很喜欢在中国四处旅行。他发现中国人白天说的是一套,但晚上又变成了另外一套,这种转换毫不费力,内心也没有分裂。他很困惑。在农村,他发现很多家庭还保留着小小的神龛,有一些独特的文化。所有这些都让他模糊地感到,中国自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核”,但这种内核到底是什么,他说不清。

1978年,阿克曼回到德国,把中国经历写成一本书——《中国:门里门外》。意思是,即使你进入中国,也始终觉得自己还在门外。三年后,他考入了歌德学院,他是那里唯一会说中文的人。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建立歌德学院,试图让全世界明白,除了希特勒的德国,还存在一个歌德、贝多芬、康德的德国。阿克曼的父亲,是歌德学院最初的六十个创办者之一。

1983年,阿克曼作为专家重回中国,到上海同济大学参与编写德语教材。文革已结束,中国正迈入改革开放,巨大的变化让他震惊。“变化最大的是人的心态。人变得都很开放,也很愿意与人交流。”他说。他在上海呆了两年,交了很多朋友,大多都是作家。他最喜欢和作家聊天。

和卫礼贤一样,阿克曼交往的人大都属于精英阶层,而且他也开始尝试翻译小说,并在媒体上撰写文章,向德国人介绍中国文学。他翻译的中国作家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在德国出版后,获得了卫礼贤翻译奖——那是他和卫礼贤之间一种奇妙的联系。

1988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正式成立,阿克曼是首任院长。办公室位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初,歌德学院受到很多限制,规模非常小,只能作语言教学。但阿克曼总会尽量邀请一些作家和学者做一些讨论会——“胆子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他自己则在圆明园附近租到了一个四合院,朋友们常跑那里去聚会,在月光下神聊。

那是八十年代末,北京的文化生活正处于爆炸期。阿克曼发现,在各种聚会中,都能听到人们不停地谈论中国——中国的现在、过去、以及将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地位是什么。直到1989年,东西德合并。在后来一篇文章中,他写道那年给他带来的震撼:

“离开人声鼎沸、激情昂扬的广场,离开那个欢呼声不断、又隐藏着恐惧的地方,离开那个满是帐篷和散落垃圾的地方,拐进侧边或平行的一条街,在不出几米远的地方,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会吓人一跳。老奶奶们在安抚哭闹不止的婴儿,妇女们在洗将要烹饪的菜……似乎是另一个世界。这个时刻,最平常不过的事情突然显得是那么不寻常。”

那年秋天,他还在北京,错过了柏林墙倒塌。但他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上被打开的缺口,和北京一样,都是一次向内爆炸的结果,而不是向外的爆炸。”从那之后,中国就变了。

最明显的就是聚会。虽然人们还会继续聊天,但气氛变得沉闷,人也变得盲目。他写道:“生活又开始呈现出活跃的景象,但其色彩发生了变化。似乎在日常生活得舞台上,光线有了改变,变的黯淡,人的动作变得迟钝,所有的轮廓渗入了一个由无助、愤怒和悲伤组成的阴影。”

尽管阿克曼用尽了各种变通的方式,想求得一些文化交流的空间。但1994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还是被迫停止工作,它被定性为“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和当年的卫礼贤一样,阿克曼在那年也被迫离开中国。

5、

1920年,回到德国后的卫礼贤,几乎总是处于旅行中。他翻译的几本书在德国大卖,他也受到各种机构和私人邀请做演讲,但他仍然试图回到中国,尤其是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东方研究所”。此时,他心目中的研究所,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具有浓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色彩,而主张应当为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一年后,德国外交部任命卫礼贤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他终于回到北京,并很快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包括蔡元培和胡适。那年夏天,他还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次学术报告。

1923年,由于德国对外交机构精简,卫礼贤被解雇。作为北大的德语系教授,他继续在中国呆了一年。次年夏天,从德国传来了更好的消息,他被法兰克福大学聘为汉学老师(三年后变成正教授职位)。他选择了回国,此后再也没到过中国。

在法兰克福,卫礼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化交流中。《易经》终于在1924年翻译出版。第二年,“中国学社”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随后五年,他发表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和书籍,筹办中国文化展览。他希望“中国学社”能超越欧洲文化的局限,发挥世界性的影响。他结识了荣格,并且共同出版了《太乙金华宗旨》一书。即使文学和政治倾向完全不同的德语作家,也都为卫礼贤的作品所激动,比如瓦瑟曼、克拉本特、杜普林、布莱希特,甚至在黑塞的某些作品中,仍能看得到卫礼贤的影响。

但伴随巨大的声誉而来的,是尖锐的批评。在学院派的汉学家眼中,卫礼贤只能算一个门外汉。他们认为,作为神学家和传教士,卫礼贤并没有像大多数汉学家那样,在柏林东方语言研究所学习过。他根本不属于那个主要由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具有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汉学家构成的网络。

“卫礼贤的中国观和大多数汉学家是对立的。后者带有一丝殖民主义烙印。而卫礼贤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积极的相反观点,展示了一个文化高度发展并拥有所谓永恒精神和道德价值的中国。他甚至构造了一个被剥去历史性的,缺乏时代性的中国。”Mechthild Leutner说。她是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

在一篇论文中,Mechthild Leutner详细分析了卫礼贤的作品为什么在汉学界引起争论。她写道:“他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理解为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中介者,极力主张重新评价中国。那些美化中国倾向和为中国恢复名誉的想法,在他作品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但这些观点,与同时代的主流汉学界是对立的。

也许更重要的是,卫礼贤一直相信文化是用来沟通和交流的,而不是强迫性的输出。他那种在其他人看来过于浓厚的中国情结,其实是他远离自尊自大的文化优越心理和西方传教士急迫的文化扩张主义的保证。对他来说,“文化输出”仅仅意味着思想论争和不同观念的对立冲突,而不是帝国主义保护下的对某种文化的强迫接受。

但在那个时代,卫礼贤注定是个例外。在法兰克福大学工作的最后几年,他仍旧梦想“中国学社”能建立起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持久交流。1930年,56岁的卫礼贤因一种热带病去世。在他的墓碑上,刻有《易经》中排成圆形的八卦符号。 

 

6、

“为什么要文化交流?”阿克曼说,“因为许多事情,单靠一个国家已不能解决。文化交流就是提供一个将来合作的基础。我们要理解文化的差异,理解对方的立场。”

2006年,歌德学院聘请阿克曼再次担任中国区的总院长。阿克曼回到北京,自他十二年前离开后,这里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阿克曼称之为“简单的现代化”。他的朋友们都有了房子、车子,虽然工资都不高,但看起来都很有钱,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钱。他感受到一种“躁动、速度和冲动”,而这正是中国吸引他的东西。之前,他在莫斯科和罗马居住了很长时间,他似乎受不了太安静的日子。他说:“中国人总有干事情的冲动,即使这个冲动是‘赚钱’,也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带着劲儿’。”

他花了四年时间,在中国六个城市,做了“德中同行”文化活动。项目的最初动议,是德国想在中国做“德中文化年”。阿克曼认为,那些常规的文化活动都很无聊,他想尝试一些新东西。他发现,虽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文化演出和展览层出不穷,但中等城市的文化生活却如同沙漠。他的创意是在这些中等城市的广场上,搭个台子,请人谈事。

在沈阳,有一场活动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哲学”。大约300人到了现场。台上,三个知识分子就这个问题展开对谈。忽然,台下有个老太太站起来说:“你们谈这些我都不关心。我丈夫在文革自杀了,你们在哪儿?”气氛顿时变了。每个人开始讲自己的故事,用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谈哲学问题。

但在这些活动的举办过程中,阿克曼也常遇到挫折。他不停跟歌德学院总部、德国外交部、赞助方、中国地方政府吵架。在官僚体制、商业利益、国家关系、跨文化冲突中求得平衡。德国接受达赖喇嘛访问,毁了第一站。四川地震毁了第二站。广州根本就不在乎这类文化活动。尽管问题这么多,但他仍坚持把这个项目做到了2010年。

阿克曼曾对我说,他在中国遇到过许多德国人,在北京生活多年,却并没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反而越发固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对中国的偏见反倒深了。某种程度上,阿克曼和卫礼贤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来到中国,但他们周围的西方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也许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有一次,我问他,既然时间、空间都如此接近,也改变不了人的文化偏见,那文化交流的意义还存在吗?

他提起一个小说人物,是作家刘震云笔下的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名叫老詹,一生只传了八个教徒。阿克曼对老詹的看法和大多数人不同。他并不认为老詹愚钝,反而觉得他有大智慧。他说:“传教是否成功,很多时候不在传教士,而在于被传者是不是有愿意接受宗教的心灵。”

7、

2012年秋天,我启程前往德国。临行前,阿克曼建议我一定要去看看正在德国举行的“中德文化年”。他也建议我去德国的孔子学院转转。但他说,中国政府目前似乎仍然不清楚,“文化交流”并不等于“软实力”。

在德国,我拜访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汉堡大学。62岁的耿宝生是中方院长,来自复旦大学。我告诉他,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孔子学院并没有做真正的文化交流,而是中国政府的宣传站。他拒绝相信这种说法。“我从未在德国的主流媒体上看到过对孔子学院的批评。”他说,“如果外国人不喜欢,为什么每年全世界还新开那么多家?”

到那年7月,中国已经在全球开办了387所孔子学院(仅用了8年时间)。中国政府认为它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文化使者”,是一条让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捷径。和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不同,孔子学院一般都和当地大学合作,似乎竭力避免自己的官方色彩。国家汉办声称,现在还有62个国家的160所大学排队申请开办孔子学院。“你必须知道,”耿宝生说,“这就像是自由恋爱,没有人强迫的。”

但对孔子学院的质疑从未停止过。作为一个政府出资的文化机构,无论你如何撇清关系,它都无法和政治脱离开来讨论。在国外,它被认为是中国向外展示软实力的重要策略,也同时被批评者称为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工具。即便在中国国内,孔子学院也不是个讨好的角色。它的目的和资金运营方式也同样饱受网民的讥讽。

过去几年,我很少在国内看到关于孔子学院的报道。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海外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曾拜访过柏林的孔子学院,它在国家汉办广受赞誉,也是德国最早的一家。我记得它离市中心非常远,座落在柏林自由大学。那儿环境优雅,空间很大,还有个小型图书馆,是个学习和做学术的好地方,但却并不适合做文化交流活动。得办多么具有诱惑力的活动,才能吸引人群从市区赶来呢?

汉堡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除了琴棋书画,便是茶艺。德方院长Carsten Krause说,他自己最满意的活动其实是“中德对话”,邀请几名中国人和德国人一起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那些主题听起来都很吸引人,比如“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国现在所存在的政治思潮”。但如同德国人所蔑视的,在孔子学院,这些话题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它的底线在哪里?

没人能具体表述孔子学院的自由的界限。“他们自己很清楚。”长平说,“做文化交流,有顾虑地做和毫无保留地自然呈现,出来的效果,区别还是很明显的。”长平是一名旅居德国的学者。他说,也许政府和汉办对孔子学院的自由只有部分限制,但“精神上的半自由状态”可能存在吗?经过“筛选”后的文化交流,也许是许多德国人对孔子学院最主要的恐惧,而最根本的源头来自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

在德国,时间一长,特别容易产生一种荒诞感,仿佛世界上有两个中国。

一个是由中国政府和孔子学院打造的,他们力图宣传这个国家不仅有优秀的传统,还正在诞生极富创造力的新文化。这在2012年尤其突出,因为“中德文化年”正在德国各个城市大张旗鼓地搞活动,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规模庞大的展览或演出。

而另一个中国则是德国媒体和民间普遍流传的:中国仍是“那个”中国。德国《明镜周刊》再次将毛泽东搬上了封面。他叼一根雪茄,戴一枚钻戒,冷眼看着世界。

“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陈平说。他是中国驻德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也是中德文化年的项目负责人。“但就像中国农民常说的,听蝲蝲蛄叫,难道就不种麦子了吗?”

十月的一个周末,我途经卡塞尔,决定停下来转转,那里正在举行“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展”。五年一次的卡塞尔文献展刚刚结束,空气中似乎仍飘荡着艺术的味道。数十座来自中国的大型艺术品,分散在城市的街道、广场等各个角落。人们在草坪上闲逛,推着婴儿车,同时津津有味地盯着这些艺术品。我想,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展览的背后,也是中国政府。但那样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谁在乎?

8、

那年秋天,贝蒂娜的纪录片《Wisdom of Changes》终于得以在柏林孔子学院放映。出乎意料,放映厅的座位全部坐满。已经过去一百年,但人们似乎对卫礼贤的故事仍感到好奇。

这是一部格调舒缓的电影。画面和文字像诗一样慢慢铺陈开来。对于祖父,贝蒂娜没有赞颂,也没有批判,而是努力去体会和理解他的人生。

我曾问过贝蒂娜,她如何看待祖父一生持有的梦想?她说:“各种文化之间,也许大部分都是不同的,但如果非常深入去理解,你会发现,人类的文化其实是相通的。我们都在提出同一个问题,寻找同一个答案。”她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另一种文化,开始可能很陌生,但有趣的是,它也给了你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的文化。而这是最重要的。”

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是古琴声。电影的开场镜头,停留在中国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阳光透过缝隙打入洞穴。

 

该文于2014年10月20日首发于界面长篇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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