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知识分子和嘲讽的艺术

文学评论家米歇尔·迪恩在《犀利》中精准地描绘了20世纪女性学者之间的团结、友谊和分歧。

“如果一个人是女性,那么她必须做到以下几件事,”1952年,英国作家兼记者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第一,不能太优秀;第二,在年轻的时候死去。跟我们所有人相比,这就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thfield,1888-1923)所具有的优势;第三,像弗吉尼亚·伍尔芙一样自杀。继续写作,但是写得太好也不行。”

韦斯特自己并没有遵从她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她既没有英年早逝,也没有让自己的文笔变差。作为一名年轻的女性,她将自己的名字与诙谐、犀利、闲笔式的书评紧紧地结合起来——在评价亨利·詹姆斯时,她说道:“他总是把头发分开,直到再没有头发可以分。从此,他烦躁的内心中便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去忽视那已经完全秃掉的头顶。”她还为一些负有盛名的杂志写过几篇小说,报道过几次国际事件,例如对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威廉·乔伊斯的审判、1947年威利·厄尔被处以私刑等事件。90岁的时候,她出版了自己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描写了1900年的怪异历史。韦斯特的职业生涯几乎长达七十年,这最后一本书是她职业生涯的最高点。韦斯特的勇气不仅仅在于她所说的“继续写作”,而是在于,即便身处在这样一个既孤立、又充满裙带关系,而且对女性充满敌意的文化当中,她却仍然能够绽放自己的光彩。她雄心勃勃、毫不畏惧、天资聪颖——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犀利。

文学评论家米歇尔·迪恩(Michelle Dean)新书的标题便是《犀利》(Sharp)。这本书记述了十位犀利女性的生活和工作,苏珊·桑塔格、琼·狄迪恩、多萝西·帕克、雷娜塔·艾德勒、汉娜·阿伦特、佐拉·尼尔·赫斯顿等人都位列其中。迪恩认为,将这些不同的女性连接在一起的是她们都“能够写出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字”。这些杰出女性所写的作品——包括小说、书评、影评、文章、文化评论、报道——能够组成20世纪的思想地图。“看着这些女性呈现在我面前的作品,”迪恩写道,“我看的时间越长,就越困惑,为什么会有人在回溯20世纪的文学和知识历史时,没有把重心放在这些女性的身上。”

迪恩把重点放在了,或者说是再次放在了这些女性的身上。她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这部少有的引人入胜的作品。确实,《犀利》这本书循序渐进,拥有丰富的名人轶事,使得我们能够像看小说一样去读这本书。这本书中的许多地方之所以令人满意,是因为在这本书里,这些女性所生活的上流世界中充满了各种乱伦与激烈的竞争。这本书描写了1940年代充满传奇色彩的“纽约知识界”中,那些大明星、小演员的生活——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以及他们彼此之间持续几天,甚至数十年的争吵和对抗,阅读这些内容本身就令人愉悦。

《犀利》
米歇尔·迪恩 著

例如,嫉妒心强的男性评论家会在背后将汉娜·阿伦特称为“傲慢的阿伦特”,(诗人戴尔莫·施瓦茨还更进一步,将阿伦特称为“魏玛共和国的苍蝇拍”)。还有一个真实性不明的小故事:小说家玛丽·麦卡锡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年轻的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据说,她曾淡定地告诉苏珊:“我听说你是一个年轻版的我。”麦肯锡曾在自己的《绿洲》中贬低地描写了戴安娜·特里林的社交圈子,因此,戴安娜将麦肯锡称之为“一个恶棍”。影评家宝琳·凯尔将琼·狄迪恩的小说《顺其自然》称为“可笑的卖弄”,“(她)是在大笑中读完这本书的”。雷娜塔·艾德勒则嘲讽了凯尔的影评集《当灯熄灭的时候》(When the Lights Go Down),认为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每一行,不需要任何中断,都是简简单单、令人刺耳不安、毫无价值”。在这些充满讽刺的话语当中,我们逐渐理解了迪恩所说的犀利拥有多种含义:它所指的是那些拥有尖锐的语言风格,但内心气度弘大的学者。

这并不是说她们的关系是单纯的斗争关系。事实上,《犀利》这本书精准地描绘了女性学者之间的团结、友谊以及分歧等各种复杂的情景。迪恩所追寻的线索,是这些女性之间的互相欣赏,虽然有时候这些真诚会被其他东西所掩盖。在这些关系中,最令人动容的可能要数汉娜·阿伦特和玛丽·麦卡锡之间的关系了。在阿伦特的葬礼上,玛丽·麦卡锡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颂词:“我第一次听到她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时候——几乎是30年前了,在一场辩论当中——我就想到,这一定就是萨拉·伯恩哈特的样子,也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笔下的贝尔玛的样子,她是舞台上光彩夺目的主角,像女神一样,或许是一位地府的女神,火热的女神,而非那种温柔似风的女神。”在这样一种暖人心田、彼此理解的时刻,这位20世纪中叶女性学者身上的讽刺风格被淡化了,那些狂言被抛到了一边,就像在马丁尼酒上加了一枚薄荷一样,她沉静了下来。

但是,在迪恩的这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些女性身上的才智经常会被猛烈地激发出来,用以反对理智主义者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女性生活的年代充满了性别歧视。“在(她们)的力量中,最关键的,”迪恩写道,“就在于她们如何以一种有趣、却又聪慧的怀疑论,去应对那些性别歧视”。为自己,为彼此争取到知识空间,她们将反语、讽刺,以及强有力的讥讽幽默当作武器,迪恩将此称为“局外人的工具”。她们利用一针见血的反驳艺术,刺穿了男性那不断膨胀的只关注自身的心态。

米歇尔·迪恩

这些还击非常尖锐刻薄,离奇古怪,而且短小有力。这些反驳的简洁性有时候能够掩饰其中所蕴含的庞大力量。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男性写信给《自由女性》(The Freewoman)杂志,对韦斯特的一篇文章表示抗议。对此,韦斯特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进行了回答。她的回答非常简单:“这太令人沮丧了。”当时的一位著名记者据说写了一本最佳短篇故事,玛丽·麦卡锡在看完后写道:“往友善的方面想,他可能是在一辆旧卡车上发现了大部分故事。”一位导演理论家曾在《电影文化》杂志上高谈阔论,主张“以导演的突出品德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对此,凯尔问道:“臭鼬的味道比玫瑰的香气更突出,难道臭鼬就更好吗?”或许最一针见血的是琼·狄迪恩对他人的回击。琼·狄迪恩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曼哈顿》的影评,而伍迪·艾伦的一位助手则对这篇文章提出异议。对此,琼·狄迪恩回应道:“哦,哇喔。”

别人经常会理解不到这些冷冷的嘲讽背后的意思。当时的情况就像现在一样,男性能够给出观点,但却理解不了别人的观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说过这么一句话:男性害怕女性嘲笑他们;女性害怕男性会杀了她们。这么直白的回击不符合常人对于女性所期望的那种礼貌。“困难之处在于,”迪恩写道,“人们不喜欢那些不‘安分’、不卑躬屈膝、有勇气在公众面前犯错的女性。”这些女性之所以“犀利”,最重要的品质在于她们拥有令人害怕的聪明才智。有时候人们会因为这种品质而否认她们所获得的成就。1947年,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在《Vogue》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玛丽·麦卡锡的小说《她所结识的人》(The Company They Keep)“非常严肃”,但后来又认为这本书“像合唱团的女生点评别人一样,不怀好意”。这句评价体现了当时性别歧视的现象。在这个脆弱、没有温度的高雅文化的世界中,顽皮有趣就意味着不严肃。拥有着伟大的无礼态度,这便是这本书中的主人公所具有的另外一个共性。

有一个问题从第一页开始便笼罩着这本书:这些女性,这些不墨守成规的人,会喜欢被迪恩汇聚到这样一本书中吗?迪恩承认道,对于被组成这样一个女性团体,这些作家的态度很模糊——迪恩前言中写道:“我能想象汉娜·阿伦特会批评我,认为我单单从她的女性身份来看待她的全部作品。”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不喜欢被归纳到某一个以团体为基础的定义之下,尤其是,这些女性对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看法大不相同。《犀利》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位是女性主义者,至少在职业生涯早期的时候都不是。而且有几位对于女性主义运动怀有强烈的敌意。“我们现在有一个习惯,我们总认为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态度只有两种,要么完全支持,要么完全否定。”迪恩写道。但是,这些反传统的女性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态度并非如此。她们或许会对女性主义的整体目标有所共鸣,但是,当她们看到其中那令人失望的本质主义时,她们便不再支持了。“和所有的资本真理一样,”1975年,苏珊·桑塔格在《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女性主义有点头脑简单。”因此,这些女性作家在一些问题上也会产生不同意见,这种分歧使得该书的架构原则有点令人捉摸不透。在这本书的结尾,每位女性都会反对将自己纳入到这本书中,但这恰恰成为了《犀利》这本书最主要的生机所在。迪恩在这本书中描写了这些作家之间的争论——十位重要的个人主义者之间那种精致的、但又嘎吱作响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感的总体效果和解构内容令人印象深刻。

在外行人看来,拥有观点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正如韦斯特所说的,“继续写作,写得优秀”。这门艺术同时也要考虑到道德的维度。当时这些女性所处的文化十分排斥女性,尤其排斥这些女性,因为她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过于聪明”。《犀利》这本书中细致地描述了这些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这有助于去纠正这样的文化。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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