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5日，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时提到，臭氧超标问题日益显现。2017年，全国臭氧浓度同比上升8.0%，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汾渭平原等升幅较大，成为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灰霾与臭氧污染有跷跷板的关系。”暨南大学大气环境安全与污染控制研究所教授吴兑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臭氧污染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氮氧化物（NOx）等臭氧前体物在合适的气象条件下经光化学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当灰霾治理有一定成果后，紫外线辐射增强，如果前体物不减排，臭氧浓度反而飙升。
据吴兑介绍，臭氧污染对空气质量、农业生产、人体健康等均有较大危害。与颗粒物的累积效应相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短期作用，主要影响呼吸系统，以及粘膜，如眼睛等。
吴兑称，臭氧污染在各地区高发时段不同，气象条件不同是主因，与紫外线辐射强度与云天状况密切相关，因而在京津冀主要在盛夏季节比较突出，在长三角在夏秋季节比较突出，在珠三角，10-11月臭氧污染最为严重，4-5月份也比较严重。
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7年全国空气质量状况，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虽接近八成，却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为什么蓝天在增加，“优良天气”却减少？
综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各月度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可以看出，2017年，在监测的6种大气污染物中，只有臭氧浓度出现明显抬升。2017年5月，74城市的臭氧平均超标率为32.7%，同比上升15.6%，此后5个月里，74个城市超标天数的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
4月10日，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共同发布的《“2+31”城市2013-2017年区域污染状况评估》指出，京津冀及周边的33座城市过去四年低空8小时臭氧浓度均呈上升趋势，臭氧污染加重的问题日益突出，多数城市四年累计增幅大于25%。比如德州从2014年的83.9微克/立方米上升至2017年的115.6微克/立方米，泰安从2014年的75.8微克/立方米上升至2017年的112.4微克/立方米。
就臭氧治理而言，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于2016年3月发布的题为《美国臭氧区域控制政策演进》的报告指出，从本地污染控制的角度来说，应当优先控制 VOCs 还是 NOx 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不同地区的臭氧生产机制各异，即使同一个地区的不同时间点也不一样，取决于当时的气象条件、排放特征等因素。基本的研究共识认为 VOCs 控制（和/或辅以 NOx 控制）对于缓解城市区域的局地臭氧污染很有帮助，但区域臭氧污染控制的最佳策略是减少高架源的 NOx 排放。
2010年，环保部、发改委、能源局等9部委发布《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首次将VOCs列为重点控制污染物。2016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将挥发性有机物（VOCs）纳入监管范围，明确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应当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
“十三五”时期，挥发性有机物被纳入总量控制范围。自2017年4月开始的“2+26城市”大气污染强化督查，也将挥发性有机物管理作为重要督查内容，一批涉事企业被通报查处。2017年9月21日，环保部、发改委、财政部、交通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京津冀及周边的北京等16 个省（市）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的重点地区，这也是首个专门明确VOCs治理重点的指南。
此外，国家已发布的42项固定源排放标准中，有14项涉及VOCs控制，涵盖石油炼制、汽油运输、焦化等领域。
地方层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先后出台了30多项与VOCs治理相关的标准或技术法规。其中，北上广等地的相关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以北京为例，自2015年10月1日起，北京市开始征收VOCs排污费，主要包括家具制造、包装印刷、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子行业等五大行业的17个行业小类。通过经济杠杆，引导企业从源头减排并加强末端治理。
北大研究团队建议像管控PM2.5一样管控臭氧，对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主要污染区域设定臭氧改善的具体数值目标，以便采取有力措施及时遏制污染趋势、有效降低臭氧浓度。
吴兑也表示，臭氧污染潜势高的地区，需要重视挥发性有机物与氮氧化物协同控制，尽快将居高不下的氮氧化物浓度降下来，“一城一地地制定详细的前体物协同减排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