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亚历山大大帝就被当作马其顿王国的储君进行培养。这个位于希腊北部的小王国一直处于和邻国无休止的战争之中，尤其是和波斯帝国。这意味着亚历山大不得不学习如何带领军队奔赴战场。在父亲被暗杀后，亚历山大登上王位，很快便超出了所有人对他的期待。他不仅保证了王国的安全，而且还击败了整个波斯帝国，征服了从埃及到印度北部的广袤领域。
亚历山大拥有一种额外武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年幼的时候，通过这本著作，他学会了阅读和写作。这多亏了他的老师，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此作出的卓越努力。当亚历山大开始征服之途时，荷马记载的古希腊远征小亚细亚（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岛）的故事成为了他的蓝图。他曾在特洛伊停留，尽管这座城市没有军事意义，但他在这里重现了《伊利亚特》中的场景。四处征战途中，亚历山大会和这本书一起入睡。
暂且不论其文学地位，荷马史诗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古希腊的图书馆和军中营火。它对塑造整个社会伦理和道德准则做出了贡献。“荷马通过很多方面塑造了早期希腊文化的‘思想模式’，”霍华德·卡纳特拉（Howard Cannatella）写道，“这个故事暗示了社会团体是怎样产生、存在和规范化的，用观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展示了生活中的道德抉择，例如勇敢可以成为普通人的品质。”
《伊利亚特》和亚历山大大帝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亚历山大从史诗中汲取灵感后，让希腊语成为了一大片地区的共同语言，从而使《伊利亚特》成为世界文学的奠基之作。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修建了亚历山大和帕加马大图书馆，为后代保留荷马的著作。
这就是故事在书本以外也存在意义的证据。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艺术“不仅给人带来快乐，而且对宪法和人类生活都具有积极意义”——正如卡纳特拉所说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而言，诗歌不仅可以激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同样地，还可以鼓舞人们成为更好的人。”
通用语言
《伊利亚特》是典型的早期文学作品，犹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或者玛雅的《波波尔·乌》（Popol Vuh）。《伊利亚特》这部史诗文学被视为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共同参考，告诉读者他们来自何方、到底是谁。
但并非所有的文学传统都是由史诗般对国王和征服的叙述开始的。中国的文学以《诗经》为基础，这本书收录了一系列看似简单的诗歌，并累积了大量的解读和评论。诗歌并不是专业诗人所独有的。在中国庞大的官员选拔制度中，要想成为一位官员必须通过严格的科举考核制度，这需要具备详尽的诗歌知识，达官贵人们普遍被认为能够随心所欲地出口成诗。
《诗经》使诗歌成为整个东亚文学的重要形式（当日本寻求从中国进行文化独立时，它创造了自己的诗集）。
诗歌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影响了世界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通过偷听兄弟们上课自学了中文诗歌。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女性是不应该了解中国文学的。当紫式部成为宫廷中的一名女官后，她利用这些知识描绘了当时的宫廷生活，用充满细节和心理洞察的描写，创作出超过一千页的巨著。为了使小说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她收录了近800首诗。
空白画布
随着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以及纸张和印刷品之类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书面故事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两项发明降低了文学传播的成本，意味着更广大的读者群体可以接触到书面上的故事。而新读者的出现，也促进了迎合其兴趣和口味的新故事的出现。
这种发展在阿拉伯世界尤为明显。这个地区从中国获得了造纸术的秘诀，并将其转化为繁荣的产业。口口相传的故事被收集成为《一千零一夜》这样的书面故事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相较于以往的史诗故事和诗歌集，《一千零一夜》更加丰富多彩，提供了娱乐和教育意义。故事的起源是一位国王发誓要杀死每一位和他共度良宵的女人，而谢赫拉莎德在面对肯定会到来的死亡时，讲起了故事，直到国王发现他的杀人誓言被故事治愈——这使谢赫拉莎德不仅成为了他的王后，还成为了所有故事讲述者的英雄。
诗歌集、故事集和史诗为随后的文学史带来了深厚的影响。当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开始阐述基督教对地狱、炼狱和天堂的看法时，他选择了史诗的形式，与古代的著名作家竞争（他巧妙地把荷马放在一个过渡的位置，因为荷马不幸生于耶稣之前）。
但丁在创作《神曲》时没有使用通行的拉丁文，而是采用了托斯卡纳的口语方言。这一决定使得这种方言变为了合法语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大利语。塑造语言，是对文学作品重要性的认可和奖赏。
文学作品命运发生的唯一一次重大转折，是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在北欧发明的印刷术（基于中国的技术之上），他开创了我们今天大规模生产和大众读写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这一时代被小说所主宰。尽管有紫式部这样的重量级前辈，“小说”（novel）依然以其“新奇”（novelty）被命名。小说没有古代文学形式所背负的沉重包袱，因此允许新的作品类型和新的读者出现，尤其是女性，她们用灵活的形式揭露现代社会最严峻的问题。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是科幻小说的开端，徘徊在科学的乌托邦承诺和潜在破坏力之间（乔治·奥威尔反乌托邦政治的《1984》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是这一传统更新的例子）。
与此同时，小说被新兴国家用于宣示其独立性。正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称为“拉美经济繁荣”年代期间发生的那样，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一部描绘多个世代的小说，企图捕捉整个文化。政治独立建立在文化独立之上，小说则证明了获得文化独立的最佳方式。
尽管有许多作家从大众读写时代中获益，但印刷业也让控制和审查文学作品变得更容易。对于生活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等极权主义国家的作家们而言，这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由此也出现了为逃避审查制度而生的地下出版系统。
今天，我们生活在书写技术的又一次革命之中，这至少与中国发明纸张和印刷术、北欧重新发明印刷术一样重要。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阅读、写作，以及传播和获取文学作品的方式。我们站在一个新的文学和书写时代的开端——书面的世界即将被再次改变。
本文作者Martin Puchner是哈佛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也是《书面世界：故事塑造人们、历史和文化的力量》（兰登书屋出版）一书的作者。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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