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意见】《路过未来》:中国需要这样诚恳真挚的创作

李睿珺,路过未来。

从左到右:杨子姗、导演李睿珺、尹昉

文丨然乌

作为2017年唯一一部入围戛纳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路过未来》勇敢地触及了中国社会当下的众多热点问题。但李睿珺并没有投“现实”的机,把电影拍成一份新闻剪报。他将这些问题推到人物的后景,继续关注人与土地、与空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位置及认同。

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部即将上映的《路过未来》也凑巧发生在划时代的起点:深圳。我们已经听过无数这座城市的神话,关于它的生机,它的速度。直到今天,影片中的深圳仍是一个“引导刚独自做完眼睛手术的患者过马路”都能产生经济行为的地方。

而远在千里之外、与东南深圳呈对角的西北甘肃,农人仍旧以最原始的耕种方式,维持着与土地的紧密联结。

这之间的界限是一条透明的线,埋在城市底层的生活里,日常看不见,触碰到就会猛摔一跤。过去的电影如《恋恋风尘》,常通过一封信的时差来让我们感知到城乡之间的距离。但在当下这个充斥着高铁和微信的时代,时差的缝隙并非不存在了,它只是被压缩了。

杨子姗饰演的女主角耀婷,从小随父母打工生活和成长在深圳。对她来说,甘肃只意味着“身份证上的一行字”。即使回到老家躺在炕上,她亦能够畅通无阻地将微信快速传送到千公里外。

但这个受益于速度的人,生活中也充满速度对其的压迫与进逼。影片的开始,我们就看到耀婷家的房子困守在轨道之下,列车疾驰而过。一家人却正因突如其来的裁员浪潮及身体健康问题准备离城返乡。他们并没有过分表现对故土的依恋,回家不过出于再实际不过的节省房租等开销的考量。

离家,亦如此。当耀婷发现离开故乡多年、已经生疏于农活的父辈再无可能在乡村谋求生计,她不得不重新回到深圳,渴望通过自己的拼搏将父母接到熟悉的生活环境。

此处已经隐含对线性时间的质疑,如果说故乡/城市、过去/未来是一种单向度的上升,生长在城市的移民二代耀婷所面临的困境则是无法通过返回故乡的行为轻而易举地跌落回原来的阶级与身份。

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路过未来”是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如今我们许多人都是穿梭于压缩时间里移民。高速带来的惯性,使得我们身处经济发展浪潮的抛掷中,对周遭所发生的一切都无力捕捉与理解。

而《路过未来》恰是通过取景框,将这种对速度的追求与失落具象化。影片中有三个与速度相关的元素值得注意,一是时限,二是通讯,三是交通。

对身处时间夹缝中的耀婷来说,美好未来与死亡期限其实是一体两面。与其说把父母接到深圳居住是对小康生活的追求,不如说倘若不这样做,全家就会陷入到生活无以为继的境地,与之相应的是售楼处生命倒计时般频繁的催款电话。

影片以现实的琐碎对宏大梦想进行了解构,甚至指出梦想的虚无:在尚未建造完成的大楼中,销售人员指着外面的空地让耀婷想象未来会有的医院与绿化。

这也是对耀婷所处位置的一个精妙隐喻。出身底层的她是面向未来的眺望者,是不得已的追求者,而未来,却从来未来。叙事随耀婷为房筹款的奔波不断推进,但失落的命运却一早酝酿于过去:父母曾经为耀婷治病放弃买房,如今耀婷则因买房放弃健康。而当父母与工友都投身于建筑工地的劳动中却仍旧卖不到一栋房子,耀婷试药赚钱却又只能将钱再度投入治疗,无疑唤起底层百姓自古就有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宿命悲剧。

比起现实接触中的沉默寡言,耀婷把所剩无几的私人时间投入到和一个固定微信网友“沙漠之舟”(尹昉 饰)的聊天中。现实中,他是带她去做药品测验的药头,也是工友口中粤语流利的广东人,他的多面恰如他所揣着的三个手机,他在它们之中任意切换,却又身份模糊。

而这一对男女频频在现实中漠然的共处与微信中热络的坦陈互成对比,可能也是许多观众人际交流中都曾有的荒诞与辛酸;在另一个场景中,耀婷与留在家乡的妹妹告别,近在咫尺、隔着玻璃的二人却要通过电话交流。

影片开头,耀婷从甘肃老家搭高铁回深圳;影片结尾,再度离开深圳回甘肃她坐上了普通列车,又因此触发一段身骑骆驼的自由幻想。而早在本世纪初反映社会变迁的两部影片《夏日暖洋洋》与《十七岁的单车》中,交通工具同样充当着影片中的重要元素。

《夏日暖洋洋》借由出租车司机德子在城市中的猎艳与游荡,途经一座座大兴土木的工地,一个个同时包含废墟与希望的场所。结尾处,德子前所未有的疾驰,却也隐隐道出这场始于浪漫狂想的追逐即将触发更快的坠落与失落;

《十七岁的单车》则是用自行车把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男孩绑在了一起。高昂的变速自行车既是送快递的工具,也是肯定身份自信的物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不仅冲击到了从乡村投身城市的人,更冲击到了自幼就在城市空间中长大的人。而在这种被动的变动中,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需要身份认同的归属,因为他们并无原乡可以返回。影片虽以胡同这一传统建筑群作为主场景之一,但这里已不再有熟悉的人颔首寒暄,代之以频频上演的自行车纷争。

两部片子在细摹国人所熟悉的社会风物时,也以题材乃至形式的相似性勾连和共享了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前者使人联想到马丁·斯科塞斯《出租车司机》,后者更遥相呼应了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

《路过未来》难免也用类似的符号帮助国际观众进入到影片的叙事之中。同前两部影片一样,在对中西方元素细微交融的运用过后,电影的精彩与深刻之处在于导向更普遍的存在性思考。即:在这一无人可以幸免剧变与迁徙的时代,我们能否以及如何找寻身份的归属。

从单车,出租车,再到高铁,廿年过去,我们的生活提速了,我们身份的焦虑却更重了。在全球化冲击、人口迁徙与流动所致的认同困难之外,国人面对更复杂的状况大概是貌似丰富的花花世界,实则又只有功利取向、你死我活的一条窄道。

《路过未来》最令我感动的,是经济支援背后底层百姓释放出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唯有此,他们得以开辟出一条有别于利益置换的自救与互助之路。

尽管身处这座号称世界之窗、时髦且广阔的都市之中,耀婷的日常大多是在大型集装箱般的医院、工厂或是逼仄的卡TV中度过的。结尾,耀婷与爱人新民站在窗前、新民说自己从未经历过下雪的冬天,他第一次认识到冬天是用来休息的。镜头仿佛挣脱了现实的重力,自由地飞跃到城市的上空。

在对春天的故事歌颂时,有人以个体的独特想象去丰富冬天的意涵;在一座以“速度”标榜的城市中,有人以缓慢的长镜头陪伴那些被时代忽视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睿珺。

来源:幕味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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